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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汶川大地震發生后，有人依此認為正是地震使得三星堆文明消亡，從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來看，幾乎都有不同程度的灼傷痕跡，充分說明此地以前曾經發生過火災。是不是古蜀國曾發生了強烈的地震，地震將古蜀國一舉摧毀，而地震后引發的火災將這些文物燒成現在的樣子呢？而且在幾千年前，古人生活在木結構的房屋中，地震后誘發火災十分容易。李白的《蜀道難》中有一句“地崩山摧壯士死”的情形與地震類似，可以作為佐證。但后來人們發現，這些器具的年代相差數百年。這又使人們困惑不已。

三星堆古蜀文明的確無與倫比，發達程度超出人們想象。它在留給我們精美文物的同時，也將疑問留給了莫衷一是的考古界，留給了每一個對其產生好奇的人們。

商紂王真是暴虐無比的昏君嗎？

商紂王真是暴虐無比的昏君嗎？

商朝（約前16世紀～前10世紀），因最后首都固定于殷，又稱殷商，是中國歷史上繼夏朝之后的一個王朝，也是信史時代的開端。原夏朝之諸侯國商部落首領商湯率諸侯國于鳴條之戰滅夏后建立商朝。經歷17代31王后，末代君王商紂王于牧野之戰被周武王擊敗而亡。現今一說到商朝，人們似乎便會想起殘暴的商紂王令人發指的暴行，商紂王到底有多殘暴？他的種種殘暴行為都是真的嗎？

現代人總結商紂王的奢靡和暴虐主要是沉溺酒色，為投妲己所好，作“新淫之聲、北鄙之舞、靡靡之樂”，把從百姓那搜刮而來的錢財，修建鹿臺，置滿奇珍寶物。還“積糟為邱，流酒為池，懸肉為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間”，與宮女們在其間不分晝夜地玩樂。而且殘忍地施行炮烙之刑，把人烙得皮焦肉糊而死。為了看人肚里的胎兒是怎么樣的，還讓人剖開孕婦的肚子，使母子倆喪命。小說《封神演義》更是將商紂王推上了殘暴荒淫的巔峰。

翻看歷史，我們發現在春秋時期，紂的罪狀還只有“比干諫而死”而已。到了戰國，比干的死法出現了各種版本，屈原說他是被投水淹死，呂不韋的門客則說他是被剖心而死。而西漢司馬遷的《史記》則記載紂王“重刑辟，有炮格(烙)之法”；“九侯女不薏淫，紂怒，殺之”；“脯鄂侯尸”，“剖比干，現其心”等事情。但這些事情在商周史料《今文尚書》之《商書》、《周書》諸篇中，都是沒有的，在商周的史料里，找不到紂濫殺無辜、嗜血成性之類的記載。到了晉朝，在皇甫謐的筆下，紂又多了一條罪狀，在妲己的慫恿下解剖了懷孕的婦女，要看看胎兒形狀。而妲己也一步一步成為一個蛇蝎美人，禍國殃民，于是“女禍亡國論”也出來了。總之是紂王和妲己隨著年代的久遠越來越壞。

實際上，商紂王其實應該叫帝辛，后人為了貶低他叫他紂，據正史所載，商紂王曾經攻克東夷，把商的疆土開拓到我國東南一帶，開發了長江流域。在對付東夷的戰爭中，紂王一方占盡優勢。為了永絕后患，紂王甚至建起了一條通往東夷的大道，以便迅速調兵鎮壓夷人的反抗。商軍如秋風掃落葉一樣，一直打到長江下游，降服了大多數東夷部落，俘虜了成千上萬的東夷人，取得大勝。從此以后，中原和東南一帶的交通得到開發，中部和東南部的關系密切了。中原地區的文化逐漸傳播到了東南地區，使當地人民利用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發展了生產。但這場曠日持久的征戰卻幾乎拖垮了大商王朝。西陲的周武王得知紂王大軍盡出，指向東方，都城內防御力甚弱，便在一部分叛商部族的引導之下，奇兵突襲，于牧野一戰功成，而這時商王的大軍遠在東南，無力援手，牧野之戰的商軍，并非商王朝的精銳之師，而是臨時武裝起來的奴隸和囚徒。即便如此，牧野之戰也打得慘烈非常，而不是像小說上所說的那樣，奴隸與囚徒們臨陣倒戈，周武王幾乎是兵不血刃地贏得了勝利。

史記中除記載商紂王的暴虐外，還記載他說：“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也就說他天資聰穎，視聽敏捷，力大無比，可以空手與猛獸格斗，而且能言善辯，但是就是有點恃才傲物，認為天下人才能都在他之下，聽不得別人的意見。毛澤東在評價帝辛時說：“其實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統一東南，把東夷和中原的統一鞏固起來，在歷史上是有功的。”

實際上，早在春秋時期，孔子的學生子貢就對商紂王的暴虐產生了質疑，他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后世言惡則必稽焉。”郭沫若則說：紂王其實是一個很有才能的人，他對古代中國的領土開拓有其貢獻，所謂“紂克東夷”，就是開拓淮河流域和長江流域。西周正是乘“紂克東夷”的機會東進滅商的。

那是什么原因使紂一步一步被丑化的呢？這其中有兩個原因，一是政治宣傳的需要。“勝者為王敗者寇”，當時的周王朝雖然滅了商，但并不是一個大國，它要鞏固它的政權，穩定和籠絡它的民心，自然需要一些政治手段。紂王當然不是沒有缺點，于是滅掉商紂王的西周帝王們，以及其后的御用文人們，根據政治的需要，把死去的紂王的事一再編排，終于使他成了一個壞得不能再壞的人。其次就是紂王身邊有個妲己，可迎合“女人是禍水”的論調，可以順利地把罪惡之源引到女人身上。如夏桀的妹喜、周幽王的褒姒、唐明皇的楊貴妃一樣，成了禍水和替罪羊。《列女傳》就把劣跡都歸于妲己一人身上，謂之“女禍亡國論”。

可見，商紂王雖不是什么明君，但也并不是像現代人所認為的那樣暴虐無比，而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歷史未必就是真實的歷史。

皇族伯夷、叔齊為什么會餓死？

皇族伯夷、叔齊為什么會餓死？

在中國歷史上有這樣一個故事：孤竹是商朝的諸侯國，孤竹的國君有三個兒子，其中，大兒子伯夷和三兒子叔齊以仁義聞名。國君生前本來準備把君位傳給叔齊，可是，還沒有來得及完成這件事，就突然患病死了。但是，叔齊卻不想繼承君位，他對伯夷說：“哥哥，長幼有序，還是由你來當國君吧！”伯夷不同意這么做，他說：“由你來繼承君位，是父親的遺愿，我們不能違背他的遺愿。”兄弟二人推讓了很久，結果誰也沒有說服誰。

為了逃避這件事情，伯夷決定連夜出走。沒想到，他卻在路上遇到叔齊。原來，叔齊也是這種想法。事已至此，兩個人決定一起遠走他鄉。孤竹國的臣民找了很久也沒有伯夷和叔齊的下落，只好另立前國君的二兒子繼承君位。原來，伯夷、叔齊聽說西伯侯尊老敬賢，就去周地投奔他了。

當伯夷和叔齊到達周的時候，西伯侯已經去世了，他們正好遇到西伯侯的兒子周武王和太公望率領的大隊軍馬。原來，周武王用車載著父親的靈位，對外宣稱奉了父親的遺命，起兵討伐無道的共主商紂王。伯夷、叔齊求見周武王，他們拽住武王的馬韁繩諫諍說：“你的父親死了，不好好地讓他入土為安，卻要興兵打仗，這能說是孝子的行為嗎？另外，你作為臣子，現在要去弒殺天下的共主，這能說是仁者的行為嗎？”

看到他們落魄的樣子，武王左右的衛兵以為是哪里跑出來的兩個瘋子，要殺了伯夷和叔齊。太公揮手制止了衛兵，他說：“這是仁義之士啊！”說完就把伯夷和叔齊攙扶到一邊兒去了。后來，武王滅商興周，天下歸附。而伯夷、叔齊卻恥于做周朝的臣民，堅守節義，發誓不吃周朝的糧食。他們二人隱居在首陽山，靠采食野菜充饑。

一天，一個村婦在山中遇到伯夷和叔齊，村婦對他們說：“二位先生有氣節，不吃周朝的糧食，可是你們吃的野菜也是周朝的啊！”二人聽后就再也不吃野菜了。七天之后，伯夷、叔齊餓得快不行了，他們做了一首歌，有氣無力地唱道：“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最后，他們就這樣餓死在首陽山上了。

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里，伯夷、叔齊一直被當作高尚守節的典型，至今，依然在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在《論語》中提到的100多人中，受到孔子稱許的固然不少，被孔子尊為賢人的卻屈指可數，而伯夷、叔齊即在其列。到戰國時的《孟子》、《莊子》、《呂氏春秋》和《韓非子》等都很推崇他們。漢代的司馬遷作《史記》特為他們立傳，且放在列傳之首。唐代的韓愈曾寫過《伯夷頌》，頌揚備至。那么，如此受人尊敬的伯夷和叔齊真的是餓死的嗎？

孔子在《論語·季氏》中說：“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只要玩味一下這段文字，可以看出“餓于首陽”的意思并不是說“餓死”，而是指在首陽山過著貧困的隱士生活，它是針對齊景公的奢華生活而言。孔子只說這對兄弟“餓于首陽”，并沒有說他們“恥食周粟”，更沒說“餓死”。《呂氏春秋·誠廉》曰：“二人北行，至首陽山而餓焉。”也沒有說他倆“餓死”。清代經學家劉寶楠在其名著《論語正義》中為上述文字作注，引用了幾位先賢的言論，值得細讀。“錢氏可選《補闕記》：夷、齊不食周粟，非絕粒不食也。古人祿皆以粟，如原思辭粟是也。餓而食薇者，粟或不足，有時采薇以充之。未也只食薇也。《秦記》謂其食薇三年，顏色不改，誕矣。案：《漢書·王貢兩鮑龔傳》：昔武王伐紂，遷九鼎于雒邑。伯夷、叔齊薄之，餓于首陽，不食其祿。亦謂因不仕周食祿，故致餓也。”讀完上述文字，可以看到劉寶楠也認為伯夷、叔齊二人當時在首陽僅是挨“餓”，而并沒有“餓死”。

但《莊子》里卻又多次提到伯夷、叔齊是餓死的說法，《韓非子》中也說“二人餓死首陽之陵”；在《史記》里說得更具體，他們是恥食周粟，以致餓死。

有些學者認為說伯夷和叔齊餓死是后人附會之辭，《史記》的說法并不可信。把他們說成“餓死”，應當看作在春秋、戰國那種君不君、臣不臣的殘酷爭斗的背景下，游說之士為迎合統治者的忠孝道德觀，或者為放棄名利、遁世絕俗的觀點而進行的一種宣傳。

看來，伯夷和叔齊的歸宿，直至今天還不能有一個斷論。無論怎樣，歷史上的這兩位人物，為后世提供了一個參照，他們對后世的影響和啟發，是多層面的。他們的執著，是能夠讓人慢慢品味的。

圣人孔子是帥哥還是“恐龍”？

圣人孔子是帥哥還是“恐龍”？

孔子是我國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說從漢武帝開始，便登上了“獨尊”地位。從那時起，儒家學說開始和封建專制融為一體，為歷代王朝所尊崇和利用，并不斷豐富它、完善它、發展它，使儒學成為一門包容哲學、倫理學等諸學科的綜合性學說，對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儒家學說滲透到社會各個層次、各個領域，不僅影響了兩千多年數十代人，而且它的輻射影響遠及朝鮮、日本、東南亞諸國。

千百年來研究儒學的專家以及愛戴孔夫子的人們都關心一個問題：孔夫子到底長什么樣子？孔子距離我們兩千多年了，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孔子形象，都是后世想象而來。實際上，在孔子去世后近三百年時間里，他一直保持著布衣學者的身份，直到公元前195年，漢高祖劉邦到山東時祭祀過孔子，并封孔子九代孫孔騰為“奉祀君”。后來，漢武帝劉徹“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孔子的地位越來越高，歷代帝王紛紛對孔子及其子孫加封加號，各種孔子的畫像才紛紛出現。那么，真實的孔子長得什么樣子呢？

為《史記》作索隱的司馬貞描述說，其體態好像倒過來的屋頂。名之曰丘，固當。當然，這是司馬貞的說法。其實，他叫孔丘，還有一個說法，說是他的父母為求一子，禱于尼丘，故生下他后，便名之為丘，字之為尼，又因排行第二，叫仲尼。有關孔子的身高，司馬遷的《孔子世家》里，稱“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按西漢尺23.1厘米計算，是2米21，在平均身材不高的古代，孔子如果長得如此偉岸，在他死后，他的弟子子貢、宰予等肯定不會忽略這個足以顯示“圣人”高大形象的數據，在他們的言論中會有所提及。

而《春秋演孔圖》對孔子的相貌記載則是：“孔子長十尺，海口尼首方面，月角日準河目，龍顙斗唇，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胼肩修肱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汪頭阜，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修上趨下，末僂后耳，面如蒙共，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十二采，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崎，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宇，望之如林，就之如升腰大十圍，胸應矩，舌理七重，鈞文在掌。胸文曰：‘制作定世符運’。”東漢的王充在《論衡》里說“黃帝龍顏，顓頊戴午，帝嚳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僂，皋陶馬口，孔子反羽”，意思是黃帝長得像龍，顓頊的頭上長角，嚳的牙齒連成一片，堯的眉毛有八種顏色，舜的眼睛有雙瞳，禹的耳朵有三個孔，湯的胳膊上有兩肘，周文王有四個乳房，周武王眼高可以看見頭頂上的太陽，周公旦駝背，皋陶的嘴像馬，孔子圩頂。其他如《孝經鉤命訣》、《孝經援神契》、《白虎通》、《荀子》等都有類似描述。

這種對孔子相貌的描繪自然有夸張成分，近代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在《春秋時代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一文中就澄清了這個事實：“到了漢朝，真是鬧得不成樣子了。我們只要把緯書翻出一看，真是笑歪了嘴。他們說，孔子身長九尺六寸，人皆稱他為長人……”孔子“長九尺有六寸”大概是漢初一些儒生們臆想的“杰作”。司馬遷撰《孔子世家》，卻還是采信了“身長九尺六寸”之說。于是，緯書里的臆語就成了史籍中的正式記載。

在孔子的老家孔府中，有一份檔案描述了孔子的形象，還說到了孔子的腰圍：“先圣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所謂“圍”，《辭海》如是解釋：“計量圓周的約略單位，即兩手的拇指和食指合攏的長度。亦指兩臂合抱的長度。”按照這種標準，“十圍”是三米了。這顯然是不可能的。

根據《孔子家語》的記載：孔子到鄭國時，與弟子們失散而獨自站立在東邊的城門外。這時弟子們急忙地要尋找老師，附近的人們瞧見這些年輕人似乎正在找人，便上前對其中的子貢說：“我剛才在東門外看見一個人，身高大約是九尺六寸（這是古代計量身高的單位）。濃眉大眼，額頭寬寬大大的。他的頭看起來有點像堯，脖子像皋繇，肩膀倒有點像子產，可是腰部以下卻像大禹，只是似乎比較矮了一點。他的樣子看起來似乎很狼狽，像條喪家之狗呢！”于是，子貢便帶領著其他的弟子，在東門外找到了孔子。并把鄭國人對他的描述告訴孔子，孔子笑著說：“一個人的長相如何那不是十分重要的。但說我像條失去主人家的狗，倒是蠻貼切的啊！”孔子周游列國想要施展抱負的過程并不順利，此時匆忙的行程中又與弟子們失散，所以神情看起來十分失意。這里說孔子像喪家之狗，孔子非但不生氣，反倒欣然接受，可見孔子的幽默。而從鄭國人對孔子的描述，我們可以想象孔子的相貌確實不凡，因為堯、禹和皋繇是古代的圣王、賢臣，而子產更是鄭國了不起的政治家（《論語》中便有對子產的稱贊之語），說孔子長得像他們，可見孔子應該是很有圣人氣象的。

孔子形象的變化也體現在畫像中，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孔子形象是武梁祠東漢畫像石刻中的《孔子見老子圖》。漢畫像石中所出現的孔子，多半是一位學者形象。而流傳最為廣泛的版本，是唐朝吳道子所繪《孔子行教像》。這幅畫中的孔子寬衣博帶，不著官服，拱手站立，面目慈祥。傳顧愷之所畫《孔子為魯司寇像》中，孔子著官服、戴官帽，一副官員氣派，體現了孔子較高的政治地位，但也是面容和藹，一副“為政以德”之態。自宋元以后，孔子相繼被謚為“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其服飾便由公侯制進到帝王制。

雖然我們在不斷探討孔子的相貌，但據歷史記載孔子卻不十分重視一個人的外表長相，從《論語》來看，孔子比較重視的，應該是一個人內在的品德修養！孔子真實長相雖然早已不可考，但他所創立的儒家思想永遠深植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