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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秀總體是一位比較謙遜的皇帝。王莽青年時雖落魄，但身份地位并不低，劉秀則務農販糧打官司，起于下層。因此，劉秀盡管也封禪泰山，但對社會民生有比較清醒的認知，知道天下遠沒有到足以制禮作樂的程度，所以他對歌功頌德的祥瑞并不感冒。但祭祀、宗廟、學校等禮樂制度，他認為必備，且基本延續了王莽時期的設計。

比如封禪。建武中元元年，經過大司空張純的多次慫恿，劉秀終于趕赴泰山封禪，這也是他晚年所做的最重要工作。張純是何許人也？就是當年領頭為王莽設計九錫禮儀的人！在張純的安排下，劉秀按照王莽當年的禮儀封禪泰山，并在回來后建立明堂、辟雍、靈臺。張純本人則在從泰山返回洛陽途中病逝。

比如宗廟。劉秀嚴格遵守王莽所推崇的“為人后”之義，為了接續西漢，獲得合法性，根據張純的建議，劉秀按輩分以漢元帝為父、漢宣帝為祖，在洛陽太廟祭祀宣、元二帝，不祭祀親生父祖；在長安的太廟祭祀成、哀、平諸帝；只在故鄉舂陵 15 祭祀親祖。若王莽在世，一定給劉秀點個大大的贊。王莽曾給漢宣帝、漢元帝等幾位皇帝上廟號，劉秀非常認可漢宣帝的“中宗”廟號，予以沿用。

比如郊祀。西漢把郊祀的地點改來改去，好幾十年都沒定下來，是王莽確立了長安南北郊祀天地，以漢高帝配天、呂后配地的制度。東漢繼續沿用這一南北郊祀制度。在研究以誰來配天時，劉秀最初主張堯，因為堯是劉氏的祖先。此時，曾給王莽設計九廟的杜林站了出來，主張應繼續以漢高帝配天，被劉秀采納。只是劉秀實在不喜歡呂后，就尊漢文帝的母親薄氏為高皇后配地。

經學，是儒家在新朝基礎上為劉秀開出的第三個新局。

東漢建立不久，就按照西漢十四博士的配置重建了“王官學”，排斥王莽時期新晉的古文經學，延續了西漢經學的知識傳承，而且和讖緯緊密結合。但是，經學自有發展的內在理路。王莽、劉歆對古文經學的推崇已經比較深入人心，因此東漢的儒家對古文經學并不仇視，古文經學在民間大行其道，兩者偶有沖突，大體和諧，直到東漢末年經學大儒鄭玄對兩派予以“集大成”的構建。

除了上述三個新局，王莽曾經沒干成的事，劉秀也嘗試做了一些。例如，王莽沒有把王田私屬令推行下去，劉秀卻趁著天下剛剛安定，多少做了一些土地丈量分配的工作，當然，劉秀立國的基礎之一仍然是國家和豪族之間的妥協，這本就是他從王莽失敗中得到的教訓，至于東漢多年之后將滅亡于豪族，還是后話。劉秀也先后發布六道釋放奴婢、三道禁止傷害奴婢的詔令，繼承了王莽對奴婢的人道主義態度，以至于有人認為這些法令就是王莽沒有施行到底的私屬令 16 。

還有勤儉節約這件事，王莽一直標榜簡樸，也要求別人簡樸，但他本人卻從未做到，修筑九廟極盡奢侈。劉秀卻表現出罕見的節儉，不論是日常生活還是死后的帝陵，他的陵墓是兩漢帝陵里最小的。

總而言之，王莽的失敗不等于儒家的失敗。儒家拋棄了西漢，葬送了新朝，但在一定程度上復興了東漢。

作為一個地皇元年還在新朝打官司的人，劉秀對新朝沒有那么深的不滿。他的帝國起初繼續使用新朝錢幣，他也會拿出那枚寫有“白水真人”的銅幣感慨萬分，遲遲不愿意讓這個錢退出流通，直到后來才不得不恢復五銖錢。當然，王莽的錢鑄造精美，在民間仍然流通，甚至流通到東晉……

從這個意義上說，東漢大談孔子為漢制法，實際表現為王莽為東漢制法。新朝雖然滅亡，但有無數新朝的士大夫留在了劉秀的政府里，例如共工宋弘后為東漢大司空，繡衣執法浮湛、淮平大尹侯霸均為東漢大司徒，上谷大尹郭伋后為東漢太中大夫，等等，那些從新朝地方官搖身一變為東漢地方官的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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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王莽留給后世的遺產，遠不止在東漢一朝。

表面的影響，就是王莽開辟了一條“周公—堯舜”模式的禪讓之路，這個模式以“周公”來掌權，以“堯舜”來受禪，穿插著賜九錫、建公國或王國等措施，從而實現合法的權力交接。

自東漢末年，曹操建魏國、受九錫，兒子魏王曹丕受漢獻帝禪讓開始，這個模式持續了很多年，而且一直被模仿，從未被超越。

這是王莽留給后代“篡位”帝王們的禮物。

另一個很重要的影響處于歷史的暗流，那就是民意。

王莽的即位有著龐大的民意基礎，災異、祥瑞、符命等可以視為民意的載體。自此以后，在帝制中國，民意也變得愈發微妙，很多好事憑借民意才能施行，很多壞事依托民意得以肆虐。但民意始終不能直白、通暢地表達，當讖緯、符命后來逐漸被歷代帝王拋棄，祥瑞和災異則依然以一種欲說還休的態度頑固地在政治場域里生存，表達著或隱晦或顯白的民意。

但是，王莽最重要的影響，是在儒學自身。

王莽以禪讓的方式登上帝位，這是儒家在帝制時代政治實踐的頂峰。暫且不論王莽其人，也暫時拋開其中的迷信，只說儒家不依靠軍事力量，以和平方式實現了改朝換代和權力轉移，不太影響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更沒有發生劇烈的內戰和殘酷屠殺，猶如儒家版本的“光榮革命”，就堪稱一次重大的成功，是西漢政治儒學結出的最大成果。

不妨假設，如果王莽在執政后沒有再造危局，上至天子下至臣民，都把皇帝干得不好就得禪位當作理所當然的事情，后代繼起的王朝也能遵循這一約定并不斷完善，猶如儒家版本的《大憲章》，那么，帝制中國能否擺脫治亂模式，讓古代的老百姓少一些亂世苦難？

歷史是不允許假設的。而且古代帝制之下，只要秦制不變，治亂是擺脫不了的。王莽的失敗，使禪讓喪失了嚴肅性，淪為殘酷斗爭的遮羞布，后世每一次“和平”禪讓的背后，都有著權臣對軍事力量的絕對把控；也使得儒家改制被視為美好、偉大但不可能實現的荒誕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