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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始二年五月，更始帝派遣使者找到劉秀，封他為蕭王，令他立刻帶領諸將返回長安。河北這邊不需要操心，他已經任命了幽州牧和上谷、漁陽太守，即將走馬上任。

劉秀笑納了蕭王的封號，卻托詞說河北遠未平定，就先不返回長安了，后來甚至擊殺了更始帝派來的幽州牧和上谷、漁陽太守，公開和更始帝決裂。劉秀敢這么做，是因為更始二年以后，樊崇等人帶著沒有封國的滿腔怨氣返回了赤眉，很快就背叛更始帝，并在秋天開始攻打更始軍。更始帝已經顧不上河北了。

天下仿佛重演了兩年前王莽滅亡前的格局。

更始二年冬，赤眉軍攻破更始帝最初的據點宛城，逼近關中，更始帝大驚。關中的吏民逐漸發現，更始帝入長安后，貪圖享樂，政績平平，沒有建立起有效的統治，因而未必是天命所屬的帝王。

更始三年正月，隗囂的前任軍師方望不甘寂寞，觀察天象，認為天命在漢末的劉嬰，就跑到長安找到了劉嬰。此時的劉嬰像一顆棄子，無人在意，方望卻如獲至寶，將他帶到臨涇 3 ，匯集了幾千人，立劉嬰為天子。

更始帝一看自己后方出了這么大動靜，立刻派人攻打，將劉嬰、方望殺死，擊殺劉嬰的人里面，竟然就有西漢末代舂陵侯劉敞的兒子劉祉。方望的弟弟方陽逃奔赤眉軍。劉嬰在嬰兒時被立為西漢的皇太子，幼童時禪位給王莽，青少年被軟禁在長安，剛放出來沒幾年就這樣死了。

但更始帝的命運也漸漸暗淡，到更始三年三月，赤眉軍已經入關并連續擊敗更始軍，打到了長安城外。在赤眉軍的壓力下，更始政權發生內亂。申屠建、原平林軍陳牧被更始帝所殺。隗囂險些被殺，趁亂逃回天水。原綠林兵王匡則投降赤眉，與赤眉合兵后攻打長安，更始三年六月，方陽因為更始帝殺了兄長方望，因此力勸赤眉軍盡快立一個皇帝以號令天下，攻滅更始。于是赤眉在鄭縣 4 立西漢城陽景王的后裔劉盆子為皇帝，改元建世，這支從渤海海濱一直游蕩到長安的流民集團，至此總算有了一些政治意識。當時在齊地，祭祀城陽景王是很興盛的民間信仰，換言之，赤眉的這種政治意識仍然包含了相當程度的宗教因素，并不純粹。

同在這個月，31歲的劉秀在鄗 5 即位，改元建武。在祭天大典的祝文里，劉秀鄭重向上天表達了圖讖的微言大義：

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

如同王莽對符命的篤信，劉秀也相信自己的天命依托于圖讖。大業初定，劉秀向洛陽行進，專心鞏固基礎，對長安內外綠林兵和赤眉軍的火并坐山觀虎斗，伺機收取漁翁之利。

九月，赤眉攻破長安，與此同時更始帝的洛陽守將歸順劉秀；十月，更始帝向赤眉軍投降，劉秀則定都洛陽。赤眉入主長安，數十萬曾經的關東流民住在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里，法紀迅速敗壞，他們燒毀宮殿，搶劫市民，發掘帝陵，據說還侮辱呂后遺體。長安被破壞殆盡，幾乎淪為廢墟。三輔隨即發生饑荒，“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 ” 6 。即使在皇宮里，掖庭的宮女、祭祠的樂伎也大批餓死。赤眉軍嚴重缺乏政治能力，無力建立有效統治的后果最終由普通人所承擔。

與之相似，王莽的失敗也是缺乏政治能力，無力應付危局。所不同的是，王莽所面臨的危局是他自己再造的。班固在《漢書》中為王莽作的雖然是“傳”，但實際上就是帝王本紀，在最后的贊詞里，班固曰：

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同歸殊途，俱用滅亡。 7

將王莽與始皇帝并列，指出其殊途同歸，實屬慧眼，當然原因并不局限于焚《詩》《書》、誦“六藝”之類。千載之下，回眸來觀，王莽之敗，源于他再造了一個秦皇漢武所面臨的危局。

秦皇漢武，在今天是一個無比輝煌燦爛的名詞，近乎盛世，這是因為，古代的“天下”已經演進為今天的“民族國家”，秦皇漢武對于塑造當代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若回到當時，秦皇漢武之局實屬危局。秦朝無盛世，漢朝的盛世在文景和昭宣，恰好跨過漢武帝。對編戶齊民來說，秦皇漢武的時代是嚴刑酷法、稅務繁重、徭役多如牛毛、戰爭頻發，但民生不被重視的格局。

王莽憑著對儒家理想的堅定承諾而受禪為帝，得到海內民眾的支持，但即位后的政策，無論怎樣花樣百出，祥瑞迭現，概括來說就是三個結果：

第一，王莽改制沒有成功。特別是王田制、私屬制，都是旨在實質性緩解社會矛盾、消除貧富分化的改制措施，但卻是最早宣告失敗的措施，意味著國家與擁有大量土地的豪族博弈的失敗。與此同時，一些無關實際、錦上添花的改制，如行政區劃的改變、郡縣和官職的更名等，卻通過行政手段強行實現，進而造成官僚行政系統的敗壞。他堅持實施的幾項改制措施，如鹽鐵專賣、擴大所得稅征收范圍等，又基本上是漢武帝曾實行過且被當時的儒家詬病的弊政。總之，改制的失敗意味著王莽關于理想社會的承諾沒有兌現，沒能解決掉西漢后期的問題，這就抽離了王莽當圣王的根基。

第二，再造了秦皇的對內統治格局。前番曾說過，秦制有三大特征，即編戶齊民、嚴刑酷法、文法吏。其實，這三者是秦漢及以后帝制中國時期的基礎，無論是唐宋還是明清，都沒有超出秦制的范疇。但這里有一個程度的深淺，也就是“管多管少”的問題。王莽推行改制的理念，是一種極端的統制思維，他希望用人為的手段，把大小事都管起來，從而實現社會的平等。但統制思維最大的問題，就是意識不到“管起來”具有高昂的成本，管得越多成本就越高。編戶齊民不是機器人，總有人擁護有人反對，有人積極有人消極；文法吏雖然效率很高，但缺乏彈性和柔性，如果政策有問題，效率越高后果越嚴重。為了確保改制的順利，王莽又以莽撞無畏的志氣，對違反改制的民眾采取了極為嚴厲的懲治手段，將西漢后期相對寬松的律法變得格外苛刻。

第三，再造了漢武帝與四鄰的關系。打仗，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大事，中國所處的歐亞大陸，受地理和氣候的影響，北部邊疆有一道草原、漁獵與農耕的分界線。因此從周直到明清，沒有哪個朝代不面臨著邊疆戰爭的威脅。正如嚴尤所說，即使像漢武帝那樣雄才大略，也得花費半生，耗盡大半國力，才能對匈奴追亡逐北，與西域縱橫捭闔，向西南鑿空開拓，而且最終要與四鄰和平共處。王莽與匈奴的“奇怪戰爭”雖然始終沒有打起來，但年年在邊疆駐守，儼然修筑了一道人肉長城，其耗費的民力和從內地抽取的財力根本無法計算。更何況他同時與北部、西域、東北、西南諸國對峙或交戰。

因此，王莽將新朝推入一個秦皇漢武所處的內外格局之中。秦始皇挾秦制之酷烈，對六國進行“降維打擊”，可以取勝并統一；漢武帝掠奪民間財富以擊匈奴，但是用人得當、貨幣穩健、務實精干，最終險勝。但秦皇漢武也僅僅是以身免，秦朝二世而亡，漢武帝晚年改弦更張，不然漢朝也將危矣。王莽根本沒有秦皇漢武的政治能力，也沒有他們的時運、人才，也就無法駕馭這一危局。

儒家雖然幫助王莽成功登基，但沒有幫助他坐穩帝位。儒家雖然崇尚經世致用，但儒家思想本身對現實政務是缺乏手段和想象力的，這是兩千年來儒家的一大軟肋。但這恰恰說明，儒家的功用本不在現實，而在于理想、在于批判、在于馴服君主，是古代中國政治天平上的砝碼。

至于王莽的個性、相貌、心理特征、理想主義情懷，以及他是否蓄意以符命祥瑞來欺世盜名，這些不是他失敗的主要原因。“篡位”之說，等同于污蔑，如果這也算篡位，那帝制中國諸皇朝的開國君主有幾個不是“篡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