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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名，就是有黃金、銀貨、龜寶、布貨、貝貨、泉貨六個幣種，細看來，其中的布貨、泉貨都是由銅鑄造，所以“五物”才有“六名”。

二十八品，就是上面的這六個幣種，又各自有層次不同的幣值，加起來一共是二十八個，太過復雜，就不抄錄了。只說其中的龜寶、貝貨是按照尺寸大小來確定面值，其他的是按照重量。

顯然，這么復雜的幣種和幣值，使用起來很不方便。一個老百姓拿到一個錢，如果他目不識丁，不認識上面的面值，只掂量一下重量是白搭的。若是不幸收到貝貨和龜寶，還要找尺子量一量才放心。這樣的貨幣，不必說流通，就算是收藏也很復雜。

一段時間以后，皇帝發(fā)現(xiàn)確實不方便，就廢止了龜寶、貝貨、布貨，只留下金銀，以及面值為“一”的小泉和面值“五十”的大泉。換句話說，這次在歷史上空前絕后的“寶貨制”也就名存實亡了，其影響大概也有限。而且，到始建國天鳳元年（約公元14年），皇帝對以往的貨幣改制進行了徹底檢討，重訂改制，這次終于簡單了，其中最常用的貨幣只有兩種：一是貨泉，重五銖，面值為“一”；一是貨布，重二十五銖，面值“二十五”。

其實，這個面值為一、重五銖的“貨泉”，就是原來的五銖錢，皇帝的貨幣改制重新回到了原點，此后，新朝的貨幣制度也就逐漸穩(wěn)定了。從居攝二年到始建國元鳳元年的六七年間，先后改制三四次，造成了較大的混亂，但得承認最后一次終于穩(wěn)定了。

但許多臣民卻遭受了不小的損失，因為這數(shù)次改制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每一次發(fā)行的貨幣都比以前重量小、面值大，形成了事實上的貶值。在貴金屬充當貨幣的年代，貶值就意味著財富轉(zhuǎn)移，也就是轉(zhuǎn)移到了朝廷手里。而這正符合王莽最初的意圖：誰手里的錢越多，誰遭受的損失就越大，那么社會也一定會更公平。

以上就是王莽在儒家精神，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在《周禮》的框架下，推動的財政、金融、經(jīng)濟改制，也是后世所謂“王莽改制”的最重要部分。

他會成功嗎？

至少在最初的歲月里，劉歆、揚雄、桓譚等人，都充滿了希望。

12.改革的成功與虛無

后世有人問，從“王田私屬”到“五均六筦”，新朝的改制是一種“社會主義”嗎？

當然不是。

因為新朝改制是通過強化國家統(tǒng)制經(jīng)濟，打擊商人豪杰，擴大私人工商部門征稅，從而試圖消除貧富分化和土地兼并，與社會主義所蘊含的工業(yè)化時代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以及意識形態(tài)內(nèi)涵，不是一回事，其思想的源頭是儒家崇尚民本、仁政、患不均的政治精神。

后世還有人問，那是否屬于“計劃經(jīng)濟”呢？

當然也不是。

新朝的改制雖然把國家統(tǒng)制經(jīng)濟作為核心，但既沒有計劃經(jīng)濟所蘊含的分配思想，也不具備計劃經(jīng)濟得以實現(xiàn)的統(tǒng)計、財政收支等數(shù)目管理的基礎。這種統(tǒng)制經(jīng)濟的思想源頭，是儒家崇尚“大一統(tǒng)”和圣王統(tǒng)治，警惕利益集團侵害百姓的政治精神。

這兩種政治精神，在當時是通過《周禮》體現(xiàn)的。《周禮》的來源無論是否可靠，是否為“六國陰謀之書 ” 13 ，在當時許多儒生眼中，就是周代傳下來的三代之治，也就是新朝的理想之治。當今文經(jīng)學無法提出改制的具體措施時，《周禮》填補了這種空白。

但是，用后世的眼光來看，《周禮》的經(jīng)濟措施，近乎人類社會進入工業(yè)文明之后才出現(xiàn)的“極權(quán)主義與統(tǒng)制經(jīng)濟” 14 。

回到新朝，無論是王莽、劉歆這兩位主腦，還是具體負責這些改制的官員，如負責“王田私屬令”的張邯、孫陽，負責六筦、人送外號“智囊”的折威侯，羲和魯匡 15 等人，都沒有意識到，這種“極權(quán)主義與統(tǒng)制經(jīng)濟”，幾乎就是法家，或者說是用法家的措施在推行，這就導致一個奇異的后果：失敗的改制未必有太壞的影響，成功的改制可能才是王莽覆滅的重要原因。

第一類是早早失敗的措施。

“王田私屬”是較為純粹的儒家改制，也寄托著王莽最大的希望。然而，令下僅僅三年，始建國四年，這道法令就在事實上被取消了 16 。原因不難想象，要實施王田制，首先要丈量土地，“搞土改”。這得有大量忠誠可靠的人，耗費相當大的財力，還得掌握切實的丈量辦法。其次，當時的社會相對穩(wěn)定，天下承平日久，各地利益集團盤根錯節(jié)，就算測量了也未必能夠推行下去。以當時的水平，光丈量就得花費若干年，結(jié)果皇帝希望一紙法令就完成改制，這顯然是不切實際的。

而禁止奴婢買賣是和王田制相配合的政策，王田制不能施行，奴婢改私屬也就無法堅持。況且，奴婢改私屬只針對私人，對于官奴是不涉及的。

但王田制雖有過于理想的因素，卻不能簡單斥之為復古的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