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向榮提示您：看后求收藏（詩鼎小說網網m.gzstf.cn），接著再看更方便。

編戶齊民，就是“老百姓”。在周代，按地域有國人、野人，按宗法有貴族、平民，地位是不平等的。而編戶齊民之所以叫“齊民”，是因為秦制才不管一個人的出身、地域、家庭怎樣，都是地位平等的民，包括秦國自己的百姓也一樣。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歷史的進步。但是，“齊民”不等于現代國家的公民，也不是西周和春秋時期享有一定自由和權利的“國人”，而是“編戶”，被安排在嚴密的戶口和連坐制度里。他們有繳稅、服役的繁重義務，平時耕種，戰時出征，雖然可以憑借軍功獲取一定的地位，但幾乎沒有什么權利。中國社會從戰國到漢朝的歷程，就是老百姓從奴隸加自由民變成農民的歷程 6 。

當然，黃老之術畢竟崇尚清靜，與純粹的秦制有差異。漢朝在繼承秦制的同時拋棄了秦政 7 ，刪減秦法，減租減稅，也就是后世所說的休養生息。秦制就好比一臺齒輪嚴絲合縫的機器，秦朝駕馭的時候，采用“秦政”，功率開到最大，超負荷運轉，直到機器過熱而崩潰；漢朝駕馭的時候，拿掉一些不必要的零件，低功率運行，穩定至上。但無論是秦還是漢，都是同樣的一臺國家機器。

西漢前期，皇室成員所做的就是讓這臺國家機器平穩運行，不要重蹈秦亡覆轍。而且，延續了秦制的漢法也只在漢朝直接統治的國土上施行，并沒有大面積地推廣到關東諸國。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口的增長，面對內部的諸侯王、功臣和外部的匈奴，國家需要調動的人力物力資源空前增多，這臺機器勢必要加速，要提高功率，那么，該如何在機器提速的時候，防止秦朝的命運重演呢？換言之，漢朝既然否定了秦政，又延續著秦制，那么漢朝到底要建立一個怎樣的國家？劉氏家族統治天下的合法性在哪里？

漢朝“建國”的問題，就這樣浮出水面了。

6.廢除肉刑的一段往事

漢文帝劉恒剛當皇帝沒幾年，就和齊國較上了勁。

幾年前，齊王劉襄沒能憑借誅呂之“功”而當皇帝，兄弟幾個都與劉恒結了仇。后來，齊國成了劉恒在位期間被削弱最甚直至分拆的諸侯國。

有理由推知，伴隨著齊國的削弱，劉恒也會將漢法（秦法）一步步在齊國推行。當年秦朝迅速滅亡，原因之一就是秦國本土雖然習慣了秦法，但移植到關東各國后，臣民極不適應，視之為“無道”。所以漢朝雖然延續秦制，但不敢也沒有能力立刻在各諸侯國全面推行秦法。 8 齊國的削弱給了劉恒嘗試推廣漢法的機會。

其中一項可能就是肉刑。

漢文帝十三年 9 ，齊國的“糧食局長”、太倉令淳于意被人告發下獄，按律要被執行肉刑。他的女兒緹縈給漢文帝上書，痛陳肉刑之苦，還說愿意給官家當奴婢代替父親受刑。文帝讀后特別感動，就把肉刑給廢了，后世遂稱漢文帝為儒家仁政的典型。

細究起來，這件事絕不會如此簡單。首先漢文帝并不是儒家的典范皇帝，他是一位“外取黃老，內主申韓 ” 10 的君主；其次，淳于意何許人也？僅是一個小小的太倉令嗎？

不然——淳于意是一個被司馬遷注意到，并在《史記》立傳的人物，絕非庸俗的官員。在司馬遷筆下，他是和扁鵲并列在同一篇列傳里的神醫。

既然是神醫，名氣肯定很大。淳于意后來被釋放時，劉恒下詔詢問他給哪些人治過病？淳于意回答：我給齊王的太后、齊王、濟北王、淄川王、陽虛侯、濟北王的寵妃、濟北王的奶媽、齊王的孫子、齊王寵妃的哥哥等等都治過病，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都來請我，我怕治不好他們把我抓起來，都沒敢去。由此可見，淳于意不僅名氣大，而且與齊國及齊國衍生出來的諸侯國關系密切。

所以，緹縈的呼吁能上達天聽，并不是她的文筆好，而是因為淳于意是個名人。有理由猜測，齊國被削弱后，漢文帝將漢法移植到齊國，肉刑就是其中之一，在齊國屬于“新事物”。 11 但連神醫淳于意都要被處以肉刑，普通臣民的命運可想而知。緹縈的呼吁反映了齊國當地人對這種酷刑的抵觸，恰好淳于意是個名人，他的遭遇引起了皇帝的注意。

緹縈的上書能通過層層官僚之手，最終被遞到皇帝手中，還感動得皇帝親自下詔，放人不說，連肉刑都廢除了。她哪能如此幸運？誰為她開的“綠色通道”呢？猜測是漢文帝在淳于意的案子里，發現了關東民眾對純粹施用漢法已經有所不滿，才借此機會，既要繼續將漢法推廣到關東，又要修訂漢法，避免引發臣民反感甚至反抗。

于是，漢文帝下了那道著名的廢除肉刑詔：

制詔御史：……《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 ?！苯袢擞羞^，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休，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 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為令。 12

這則詔書是現存史料中第一個引用儒家經典《詩經》的皇帝詔書，以往，不論是秦始皇還是漢高帝，都不會在詔書里引用儒家的句子。

詔書，就如同今天的中央文件，引用《詩經》就好比一份文件引用“馬列經典”來作依據。漢文帝并沒有大規模采用儒學的打算，但這起碼說明了，皇室已經意識到漢法的弊端，或者說意識到一個政權不能只靠嚴刑酷法，還要靠“德性”。

在當時，要想平衡“漢法—秦制”的酷烈，除了儒家信條，似乎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