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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漢書·武帝紀》，第173頁。

二、漢家自有制度

5.黃老與秦制

漢文帝的皇后竇氏很是長壽，從被立為皇后到去世整整有五十一年，幾乎貫穿了西漢的前期。她年輕時是呂后的宮女，去世時已經到了漢武帝時期，是名副其實的人瑞。

竇氏特別喜好和尊崇黃老之術，可能是深受呂后影響，更可能是因為她那個年代的漢朝上層人士大都如此。她雖不干涉朝政，但逼著兒子漢景帝學習黃老之術，這種狂熱仍然對政局產生了影響。

一天，兩位大臣在景帝面前爭論一個問題：

商湯滅夏，武王伐紂，這兩個或者說一類歷史事件是什么性質？

儒學經師、博士轅固生認為是正義革命；尊崇黃老法家之術的黃生認為是犯上作亂。

兩人爭執(zhí)不下，轅固生最后來了個釜底抽薪：如果湯武是犯上作亂，那么高皇帝誅秦稱帝也是犯上作亂？

這句話令黃生沒法回答，也令景帝感到警惕，于是禁止今后討論這個問題。轅固生的好斗、直言，很快就傳到了竇太后的耳朵里。她就把轅固生召到面前，詢問如何評價黃老之書。轅固生明知皇太后好黃老，卻傲慢地說：“此家人言耳。 ”意思是說黃老之書是給仆人家奴看的，不是經世治國的大著。竇太后大怒，勒令他去野豬圈里和野豬搏斗。野豬不是家豬，對已經老胳膊老腿兒的轅固生來說，無異于猛獸。看來竇太后是要置他于死地。

景帝覺得，轅固生直言不諱，言者無罪，就選了把鋒利的兵器給他。轅固生的行動和他的性格一樣，毫不怯弱。下場后，他一下子刺中野豬心臟將其殺死。竇太后親見這一幕，沉默不語，只好把他放了。

還有一件事，武帝劉徹剛即位，興沖沖地準備制禮作樂，策免了先帝舊臣，令魏其侯竇嬰出任丞相，武安侯田蚡出任太尉，由魯學大師申培公的弟子趙綰出任御史大夫，這三位外朝實權人物都是支持儒學的。同時，九卿之一的郎中令也由申培公的另一名弟子王臧擔任，郎中令就是后世的光祿勛，掌管皇宮侍衛(wèi)、禁衛(wèi)軍和舉賢良事務，是皇帝近臣。

在竇嬰、田蚡、趙綰、王臧的運作下，儒學的勢頭突飛猛進，朝廷甚至籌劃修建明堂，制定巡狩、封禪、服色制度。突然有一天，竇太后——如今已經是太皇太后了——從東宮來到未央宮，向劉徹舉證趙綰、王臧有貪贓枉法之事。

漢室的太后輕易不到未央宮，到就是干預大事，甚至臨朝稱制。劉徹還年輕，迫于無奈只得詔令查辦。同日，丞相魏其侯、太尉武安侯皆被免職，明堂停止修建，申培公罷免驅逐。御史大夫趙綰、郎中令王臧下大理議罪，雙雙自殺。劉徹首次制禮作樂的行動以失敗草草收場。

竇太后所做的這兩件事，盡管都有直接原因，但根本在于她對黃老之術的篤信。從劉邦立國到劉徹，黃老的勢力如此之強。那么是否可以說，黃老之術就是這一階段漢朝的“建國”之道，或者說是漢朝的“德性”呢？

恐怕不能。

黃老之術，清靜無為，后人有時誤判成不干涉民間的活動，以為是西方經濟學里的“自由放任”。實際上，“清靜無為”主要說的是不增飾過多的律令、禮儀、制度，并不是說不干涉。政府原來怎么治理，現在還是怎么治理。漢朝繼承的是秦制，早在劉邦初入咸陽、子嬰投降的時候，漢王國就在蕭何的幫助下繼承了秦制，像“約法三章 ”“悉除去秦法 ”只是臨時性措施，而且劉邦很快就撤出了咸陽，約法三章并沒有長期實施。

事實上，不繼承秦制，劉邦根本無法擊敗項羽，他自西向東擊敗項羽就是其同齡人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的翻版 1 。劉邦立國后，仍然在漢朝的統(tǒng)治區(qū)域內實行秦制，秦朝制定的那些官制、爵制、法律大部分繼續(xù)執(zhí)行。所以，“清靜無為”與延續(xù)秦制并不矛盾。而所謂黃老之術，只是上層人士的態(tài)度、觀念，到了下面可以說仍是法家。換言之，法家“制度”沒有變化，只是上層采取了黃老的“政策” 2 。

黃老與法家本來就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司馬遷寫《老子韓非列傳》，將老莊和申韓放在一起，就是因為黃老與法家的這種親緣。例如，黃老崇尚清簡，法家崇尚以清晰明確的律條來約束臣民，兩者一拍即合。

所以，黃老之術并不是漢初皇室主動構建的“建國”之道，而是他們不得不延續(xù)秦制的無奈之選。劉邦欣賞陸賈“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 ”的名言，但究竟拿什么治天下，劉邦并沒有答案。

這就是說，從劉邦到劉徹這半個多世紀里，漢朝并沒有實現“建國”大業(yè)，還是在延續(xù)秦制。而秦制總的來說就是三條：律法、文法吏、編戶齊民。

律法是秦制的根本，法家恨不能連每個人每天每頓飯吃幾口都立法，所以形成了龐大的法條。這些律法和現代國家的“法律”在根子上不是一回事。秦制的律法是一種“刑名之學”，世界上任何事，只要它被命名了，就得做到“名實相符”，就需要有律法來規(guī)定怎么達到名實相符。比如說，世界上存在“砍樹”這件事，那就得有律法來規(guī)定怎么砍樹，推而廣之，上到國家大事，下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事事都得有律法，才能把天下人都“管”起來。而這種名實相符的基礎一旦被破壞了，那么社會就不穩(wěn)固了。所以，趙高“指鹿為馬”并不僅是權臣排斥異己，更是“破壞了名實相應的法律基礎 ” 3 ，秦制的國家機器也就逐漸失效。漢朝延續(xù)了這種“刑名之學”的觀念，也沿用了秦帝國的大量律法，比如規(guī)定“焚書”的著名的《挾書律》，就直到漢惠帝劉盈時期才被廢除。

文法吏，或者叫作刀筆吏，就是掌握、維護這些律令法條，懂得使用“刑名之學”來管理天下事務的行政官僚。他們不是后世的士大夫，而是粗通文墨、精通律條的職業(yè)官僚。秦帝國之所以有效率，是因為由文法吏組成的官僚體制非常有效率。按照法家的設想，皇帝是地位最高、最精通且最按照律法行事的首席官僚 4 ，可以類比古羅馬的“第一公民”。文法吏不僅是社會運轉的官僚，還是“群眾”的楷模和老師，李斯設計的“以吏為師”的安排，直到漢景帝時期還在詔書里予以重申——“夫吏者，民之師也 ” 5 ，可見文法吏在秦制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