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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作家往往使這一傳統的社會浪漫化，描繪出鄉村生活的一幅田園詩的情景，說這種生活以緩慢而令人滿意的節奏平靜地一代一代繼續下去。誠然，集體組織如聯合家庭、種姓和鄉村自治會的存在為農民提供了心理上和經濟上的安全感。每個個人都認識到在其當地村莊中的責任、權利和地位。如果中央政府強大到足以維持秩序、足以將田賦限制到通常收成的六分之一，那么，農民群眾確過著安寧的、滿意的生活。但是，中央政府常常衰弱得不能保持秩序，因此，村民們受到貪婪的稅史和強盛團伙的冷酷無情的敲詐勒索。17世紀莫臥兒帝國結構崩潰時的情況就是如此。葡萄牙傳教士塞巴斯蒂昂·曼里克神父曾在1629年和1640至1641年居留印度，注意到孟加拉的田賦不僅被再三地增加，而且預先4至6個月就被征收。他說，這種情況的原因在于官員經常調換，官員們總是任職很短時期后就被免職或調離。"因此，他們過去老是預先收稅，還時常采用暴力，當可憐的人們無法納稅時，他們就奪取這些人的妻子兒女，使他們成為奴隸并將他們拍賣，如果后者是異教徒的話"（也就是說，是印度教徒而不是象居于統治地位的莫臥兒人那樣的穆斯林）。

然而，甚至在如此艱難的時期，印度村莊在任何基本方面均沒有被改變。單個單個的地區遭到蹂躪，但最后，耕種者回來恢復其傳統的制度和傳統的生活方式。遲至1830年，英國總督查爾斯·梅特卡夫還提到并強調了印度村莊的這種永恒的、不可毀滅的特點：

村社是小小的共和國，幾乎擁有他們心里想要的一切東西，幾乎不依靠任何外交關系而自立。他們似乎在其他東西無法保持原狀的地方繼續處于原狀。一個王朝接著一個王朝崩潰；一場革命接著一場革命發生；印度人、帕坦人、馬拉塔人、錫克人、英國人依次成為主人，然而，村社依然如故。在動亂時期，他們武裝自己，增強自己的力量；一支敵軍穿過鄉下鄉村社將自己的牛關進圍墻，讓軍隊平靜地通過；如果掠奪和破壞是對準他們自己、敵方使用的力量又不可抵抗，他們就逃到遠處友好的村莊，但是，當風暴過后，他們便回柬重操自己的營生。即使當地連年出現不斷的掠奪和殘殺，以致村在無法被居住，但每當恢復和平的力量復活時，村民們仍然會回來。一代人也許死亡了，但下一代人會回來。子孫代替他們的前輩，村莊建于原來的地點，住宅造在原來的位置上，同樣的土地由那些在村莊人；減少時被趕去的人的后備再占用；將他們趕走不是件小事，因為他們常常會在騷動、動蕩的時代里保持自己的陣地，并獲得足以成功地反抗掠奪和壓迫的力量。

二、英國的征服

相對地說，英國人到來以前，印度的村莊是不變的、自給自足的。但是，在探討這些西方入侵者的影響之前，我們將考察他們為什么能在18世紀后期和19世紀期間不太費力地征服整個印度的原因。這是一個實際問題，因為在亞布奎于16世紀初占領果阿之后的250年里（見第九章第四節），歐洲各國在印度的地位實質上一直是相同的。25o年里，他們僅能堅守沿海的少數根據地。然后，在短短數十年間，勢力均衡決定性地轉變了，整個印度次大陸受到英國的統治。

這一結局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用西方各國的經濟、軍事力量的不斷增長來解釋。但是，這不是唯一的因素，因為它不能說明為什么印度對西方的屈服較中國對西方的屈服要早得多。因此，必需考慮印度本身普遍存在的狀況。首先，莫臥兒的力量和權力已衰落（見第二章第四節）。這使穆斯林軍閥和地方總督能在各地區宣告獨立、建立個人王朝。用這種方法，海德拉巴的尼扎姆于1724年開始當權，海德爾·阿里和他的兒子提普·蘇丹把自己安置在邁索爾（父親于1761年執政，兒子較晚）。同時，信奉印度教的人通過組織一個其中心設在浦那城的強有力的「馬拉塔］聯盟來堅持自己的權利。馬拉塔人贏得對整個德干的控制，然后，約1740年前后，開始侵入印度北部，打算取代正在衰落的莫臥兒人。因而，18世紀時，隨著各種官員試圖把自己的職位轉變為世襲的諸侯權位，隨著他們為了實現自己的野心而與印度或外國的任何勢力私通，印度處于無政府狀態。因而，英國人能夠挑撥一個印度王公反對另一個印度王公，直到他們成為整個半島的主人為止。這種情況全然不同于中國；在中國，滿族帝國結構仍然完整無損，從而迫使所有的外國人與在北京的皇帝直接打交道。換句話說，18世紀時，印度經歷了一定程度的分裂，而中國，在zo世紀滿人被推翻、地方軍閥崛起以前，卻用不著經歷這種分裂。

大大地促使印度易受攻擊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強大的商人階級的興起；這一商人階級的經濟利益與西方公司的經濟利益有密切關系。這些公司能比較自由地在印度經商（它們在中國幾乎遭到完全的排斥）。16世紀時，印度的經濟很少受到貿易的影響，因為貿易主要限于香料和紡織品。但是，17世紀時，除了硝石外，還有各種商業性作物如靛藍、芥子籽和大麻被大量出口。孟加拉是這一貿易的中心；在那個地方，這時出現了富裕的土著商人，他們控制了當地經濟，并在莫臥兒官員的腐敗、無能的統治下變得愈來愈不安分。正是這些商人中的一個叫活躍的塞斯的人，收買了那些想來該遵照孟加拉的納瓦布即總督的命令行事的將軍的忠心。在普拉西戰役中（1757年），這些將軍避免與英國人作戰；英國人在這場重大的遭遇戰中僅失去了65人。正如一個印度歷史學家所說的，普拉西是"一筆交易，不是一場戰斗"。

英國人這時是孟加拉的實際統治者，不過他們繼續在形式上承認傀儡納瓦布。176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擊敗莫臥兒軍隊之后，被授予"底瓦尼"即在孟加拉、比哈爾和奧里薩這些富裕的地方收稅的權利。這為謀取利潤和露骨地敲詐開辟了多種多樣的機會，英國代理人充分利用了這些機會。通過增加賦稅、控制貿易和接受土著官員的許多"禮物"，他們為自己和在倫敦的上司積聚財富。公司官員和他們的印度代理人也不承擔問印度商人征收的很高的稅。兩位英國歷史學家說："人們已明白，策動革命是天下最有利可圖的把戲。歇斯底里曾支配著科爾特斯和皮薩羅的時代的西班牙人，而對黃金的貪欲是自那時以來所無可比擬的，它充滿廠英國人的頭腦。特別孟加拉，直到被榨盡血汗時才重新經歷和平。"1769年5月24日，公司雇員理查德·比徹在給他在倫敦的主人的信中這樣寫道："如果有理由認為，自'底瓦尼'落入公司手里以后，這國家的人民的狀況比以前更壞，那必定會使一個英國人很痛苦?！@一美好的國家在最專制、最任意的政府的統治下曾繁榮一時，現正瀕于毀滅。"

由于在孟加拉的立足點，英國人得到了在印度進一步擴張所必需的基地和資源。當時，對于莫臥兒的領地，還有另外四個競爭者——法國人、邁索爾的統治者、海得拉巴的統治者和馬拉塔聯盟。法國人在七年戰爭期間遭驅逐，不得不通過1763年的巴黎和約在實際上交出他們在印度的所有要塞（見第七章第六節）。然后，美國革命期間，英國人在印度也受到由三段主要的土著勢力組成的一個聯盟的挑戰?？偠轿謧悺ず谒雇⑺瓜仁窃O法頂住，后來采取了攻勢。到1800年，僅剩下英國人和馬拉塔人；在以后幾年中，由于馬拉塔聯盟內部不和，英國人逐漸占上風。到1818年，馬拉塔人已被打垮，不過，英國人除了與旁遮普的錫克人的一些戰斗外，與馬拉塔人的某些戰斗仍在繼續。

英國人在這塊次大陸的中心定居下來之后，開始向北推進、尋找天然邊界。在東北面，在喜馬拉雅山脈的尼泊爾，他們擊敗了廓爾喀人，后者從此以后站在英國人的一邊戰斗。同樣，在西北面，他們最后戰勝了旁遮普的高傲的錫克人。因而，到19世紀中葉，英國人成了從印度河到布拉馬普特拉河、從喜馬拉雅山脈到科摩林角的整個印度的主人。少數主要王國仍幸存下來，包括克什米爾、海得拉巴、巴羅達和特拉凡哥爾，不過，這些王國這時都是附屬地，彼此隔絕，無力反對英國勢力。

這時，英國人由于其權力在印度被牢固地確立，就侵占了鄰近的國家。印度以前的統治者，除了一個例外，都不試圖擴張到大海彼岸，因為他們缺乏海上力量。相形之下，英國人在東方海域沒有對手，而且他們還有一個統一的印度的巨大資源作后盾。早在1819年，斯坦福德·萊佛土爵士就已占據了馬來半島的新加坡。這一占據的意義在當時得到了充分認識。"你們只須看一下地圖……我們停留的地方完全地從側翼包圍了馬六甲海峽，為我們開往中國的船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都獲得了一條通道。新加坡在東方可以變得象馬耳他在西方那樣。"英國人接著轉向印度東部邊界的緬甸。他們同這一國家進行了三次戰爭，第一次在1824年，第二次在1852年，最后一次在1886年，以并吞這一國家告終。

除了這些徹底的共吞外，英國人還在印度四周建起一張由聯盟和勢力范圍組成的防御網。英國人雖然在相繼的保守黨政府和自由黨政府的領導下執行不同的政策，但為了要提防中亞的擴張主義的俄國，通常試圖在他們的印度帝國周圍建立一個保護性的緩沖地帶。這一點說明了他們在1839年和1879年兩次入侵阿富汗的原因。最后，英國人承認了這一國家的獨立，并給予它一筆財政援助，以換取控制其外交關系的權力。同樣，俄國人侵入西藏的謠言使英國人于1904年派遣一支遠征隊到西藏。結果，產生一個使西藏同意不承認任何外國代理人的協議。再往西，英國人為了對波斯具有首要的影響而一再與俄國人發生沖突。斗爭來回轉向，直到這兩個競爭者達成1907年的英俄協定、同意將波斯劃分成南部的英國人的勢力范圍、北部的俄國人的勢力范圍和中部的緩沖地帶為止。

1899至1905年的印度總督寇松勛爵清楚、坦率地陳述了支持這些軍事行動和外交安排的理論基礎：印度就象一座要塞，以大海為其兩面的巨大壕溝，以山脈為其剩余部分的圍墻。但是，這些圍墻往往并不具有難以超過的高度，容許人們輕易地穿過，在圍墻的那邊，伸展著具有不同的寬度和長度的緩斜坡。我們并不想要占據它，但我們也不能看到它為我們的敵人所占據。我們十分愿意讓它留在我們的同盟者和朋友的手中，但是，如果競爭者和敵對勢力偷偷地靠近它，直接安置在我們圍墻的底下，我們就不得不進行干涉，因為某天也許會威脅我們的安全的一種危險會由此逐漸形成。以上是在阿拉伯半島、波斯、阿富汗、西藏和東到暹羅那么遠的地方的簽個立場的秘密。一個指揮官如果僅僅給他在印度的要塞圍墻配備人員而不住遠處看，那就是個目光短淺的人。

可以補充說一下，當英國人在印度和周圍地區定居下來時，法國人正在征服印度支那。他們迫使中國政府于1883年放棄它對印度支那的宗主權的要求。由于英國人希望在英屬緬甸和法屬印度支那之間保持一個緩沖國，暹羅避免了外國統治。東印度群島仍在荷蘭人的統治下，荷蘭人在17世紀時從葡萄牙人那里占領了東印度群島。

三、英國的統治

我們已看到，東印度公司最初在管理它所控制的印度地區時，進行了殘暴的剝削。這種暴行在英國引起公眾的看法；這一點，加之某些政治原因，促使國會在1773和1784年通過了置公司于倫敦政府的監督之下的法令。公司繼續經商，它的雇員和士兵繼續在印度進行管理和戰斗，但是，公司是在國會和英國政府的警惕的目光下行使職責。下一個變化發生于1833年，那年，公司失去了它的商業壟斷機，從此以后，它主要充當國王的行政機構。這時，公司的主要特權和公司存在的理由在于任命文職人員，這構成極大的、有影響的官職任命權。但是，1853年的一條法令通過為補充文職人員制定一種公開的競爭性考試，消除了這種官職任命權。于是，公司的繼續存在幾乎不能被證明是有道理的，事實上，許多人已預測到公司的較早的垮臺。毫無疑問，即使1857年的印度起義不突然地硬要英國作出決定，公司最后也會被正式取消。

這場起義不是某些印度作家所稱的民族運動和獨立戰爭。相反，它主要是為某些心懷不滿的王公和地主所利用的一次軍事暴動，這些王公和地主的利益受到了英國人的損害。1848至1856年的總督達爾豪西勛爵攆走了許多王公，在留下的王公中間引起了不安和猜疑。其他集團也是不滿的：印度居民中的保守分子受到極大的擾亂，因為當時引進了鐵路和電報、開辦了西方式學校、某些基督教傳教士進行了侵略性活動、法律上認可了寡婦再嫁并廢除了諸如殺嬰和寡婦殉葬即寡婦在丈夫的火葬柴堆上自焚之類的習俗。印度兵即在英國軍隊中服役的印度士兵，也由于長期地在遙遠的地區作戰并得不到這種服役的額外津貼而不滿。采用涂有牛脂和豬油的子彈是使起義爆發的火星，因為用牛脂和豬油涂子彈引起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反感。所有這些因素相結合，使這場起義在某些分散的地區呈現民眾起義的規模。

當起義于1857年5月10日開始時，英國人感到很意外，被迫采取守勢。但是，起義主要限于北方，并沒有擴大到全國。甚至大多數重要的土著之邦仍忠于英國人并提供了非常寶貴的援助。因而，大約4個月后，英國人能夠反攻；到1858年7月，起義已被鎮壓。雙方都犯下了暴行：印度人屠殺許多俘虜，英國人燒毀村莊并不分青紅皂白地殺死居民。

在鎮壓起義后一個月時，國會通過了結束東印度公司的統治、用君主的統治來代替的"印度法令"。從此以后，統治印度的是一個巨大的統治集團，其基礎在印度，其頂點即印度國務大臣在倫敦。印度國務大臣是內閣的一個成員，通常，其同僚們允許他有放手處理的權力。印度的最高級官員是總督，充當君主的直接代表，一般任期為5年?？偠降玫揭粋€5人行政會議的幫助；1909年以前，這5個人沒有一個是印度人。在這些最高級官員之下，是征集稅收、維持法律和秩序、監督司法系統的著名的印度文官。1919年以前，這一小而高貴的集團的成員幾乎全部是牛津和劍橋的英國畢業生。印度文官及管理一個下級的地方行政機構，該機構的人員全部是印度入正是通過官僚機構下層等級中的這些印度官員，政府的權力滲入到群眾當中。

英國對印度的統治的效率反映在以下事實中：1900年時，在印度的英國文職行政官員總共有4000人，而印度文職行政官員有500000人。1910年時，印度軍隊由690o0個英國人和13oo00個印度人組成。應該注意到，英國在印度的地位不僅建立在軍隊和官僚機構的基礎上，而且建立在幸存下來的印度王公的基礎上。起義以前，英國人常常在形勢合適時毫不內疚地接管一些公國。但是，起義之后，這一政策被完全改變，因此，印度從那時起仍象一條用碎料縫成的褥子：由大約550個土著之邦組成，它們和一些英屬印度省混合在一起。起義之后的第一任總督坎寧勛爵于1860年闡明了政策發生這一變化的原因："如果我們能保持許多沒有政治權力、僅僅作為王室工具的土著之邦，那么，我們只要維持自己的海上霸權，就能在印度生存。"另一位總督利頓勛爵在zo年后宣布："從今以后，我們應使英國君主支持強大的土著貴族的希望、抱負、意見和利益。"

顯然，無論在印度的英國官員怎樣真誠，他們與印度人的看法沒有什么直接的接觸。他們大多誠心誠意地試圖了解和糾正一個巨大的、沒有代表性的官僚政體所固有的種種弊病。但是，他們的先入之見自然是英國人的，這就阻止他們看出他們所作出的決定的全部含意和影響。例如，作為英國人，他們通常把采用英國法律看作是一種很大的恩惠，而實際上，這常常起了社會分裂的媒介物的作用。我們現在將考察英國對其印度帝國的故意的或無意的影響。

四、英國的影響

經濟的影響　英國對印度的影響首先表現在經濟領域，從英國人到達印度尋找市場和商品起，情況自然會這樣。特別是在美國人成為印度的主人后，他們決定性地影響了印度的經濟，雖然常常是無意的?？等A里勛爵以其1793年重大的固定賦額法在恒河下游區引進一種土地私有財產的形式時，情況就是如此。以往，收稅人一向是國家官員，負責從指定給他們的許多村莊那里獲得國家的一份收成。但這時，造些收稅人轉變成英國式的地主即地稅包收者，而大部分村民雖然從前享有使用土地的世襲權利，可這時卻處于地主可隨時令其退稅的租傭人的地位。

據估計，新地主每年從農民那里收到3o0萬英鎊多一點的地租，但是，他們必須將其中的十一分之十轉交給英國當局，留下十一分之一歸自己。這種安排的"永久"性在于要求地稅包收者每年轉交的地租總數在以后所有時間里依然如故。事實證明，這對新地主來說是一筆橫財，因為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新地主每年收集的地租在1，200萬英鎊至義000萬英鎊之間，而他們交納給國家的依舊是原先的30o萬英鎊。后來的總督威廉·本廷克勛爵對這種奇怪的合同背后的動機作了如下解釋：

如果……要得到安全就需要反對民眾的騷動或革命的話，我應該說，固定賦額法雖然就其他許多方面和其最重要的實質而言是一個失敗，但至少具有這樣一個巨大的優點：創造了一大批富裕的土地擁有者，他們極其關心的是繼續英國的統治和完全控制人民群眾。

英國人的確獲得了地稅包收者的忠心，但是，他們也在村莊引起一個他們完全沒有預見到的革命。過去的公地安排這時在個體所有制、契約法、抵押權、扣押財物和拍賣面前讓位。從前，對田賦的征收相當靈活，而這時，稅額固定，賦稅必須在規定的一天被交納，否則就得拿出私有財產進行由公家主持的拍賣以償還欠稅。此外，這些奇怪的新法律由說外國語的外國官員實施，通常，這些外國官員幾乎不了解當地的問題和習俗。在這些情況下，許多印度農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或者絕望地陷于負債的境地。印度村莊傳統的、非商業的、自給自足的生活漸漸地然而不可抗拒地結束了。

為了履行新的與財政有關的職責，農民們必須放棄他們的自然經濟，致力于生產能在世界市場上出售的商品。這些商品通過新建的鐵路網被運送到海港；鐵路網到1870年時全長4，000哩，到1880年時全長7，000哩，到1939年時全長41，00o哩。蘇伊士運河的通航使貨船在倫敦和卡拉奇之間行駛的距離從10，800哩減少到6，100哩，從而便利了印度原料的出口。因而，印度成為世界重要的原料產地。小麥、棉花和黃麻分別從旁遮普、孟買和孟加拉源源地流出。

此外，運走商業性作物的同樣的鐵路又把廉價的、機械制造的工業產品帶回給村莊。這些情況逐漸破壞了自遠古以來努力從事其手藝的鄉村工匠的地位。能夠靠為同村人服務所得的東西過活的鄉村工匠愈來愈少。正是這同樣的情形早先隨著工業化的到來曾發生于英國和歐洲其他國家。但是，在這些情況下，工匠們能在城市中出現的新工廠里找到工作。不過，在印度，沒有發生過這種能吸收大批被迫離鄉背井的人的工業化。英國并不試圖促進印度的制造業，而且在關鍵時刻還積極地加以阻止。甚至在19世紀初葉，進入印度的英國棉織品和絲織品交納3.5%的稅，毛織品交納2%的稅，而輸入英國的印度棉織品、絲織品和毛織品分別交納10%、20%和30%的稅。在1814至1844年的30年間；輸入英國的印度棉織品的件數從125萬件下降到63000件，而出口印度的英國棉布從100萬碼不足上升到5100萬碼以上。不僅印度的紡紗工和織布工，而且還有制革工、熔鑄工、鍛工、造船水工和其他許多人，都屈服于來自英國工廠的浪潮。這無數受排擠的人能走向何處呢？他們只能轉而依靠農業，從而對土地產生了可怕的超壓力！土地至今仍是印度經濟的最緊迫的問題之一。同時，這一人口壓力因人口的穩步增長而加強。由于西方的醫療科學、衛生措施和饑荒救濟安排，印度的人口從1872年的25500萬上升到1921年的30500萬。

社會的影響　這些經濟的發展自然對印度人民產生深遠的影響，但是，這一影響有益還是有害是一個需要辯論的問題。事實不全支持一種觀點或另一種觀點。無疑，英國的統治促進了印度的經濟發展；這反映在灌溉工程的擴大、鐵路網的敷設、孟加拉煤田和緬甸油田的開辟、拉尼甘杰近代鋼鐵廠的建立、茶葉種植園和咖啡種植園的發展以及金融機構和合股組織的增多等方面。所有這一切意味著更大的生產率，這一生產率使印度在1914年時供養的人口比在18世紀時所可能供養的人口大得多。

但是，問題仍在于這一較大的人口是否比在英國統治前時期較小的人口更富裕。由于證據不完全，無法給予明確的回答?？梢钥隙ǖ氖?，土地占有制方面的變化和鄉村手工業的衰落帶來了普遍的苦難。這不僅在農村產生人口壓力和失業，而且還引起社會混亂和心理上的不安全感。農民不再對村莊的一份土地擁有世襲的權利。相反，農民成為無助的佃農，為貪婪的地主即占有土地的農民干活，而后者則受他們既無法理解又不能控制的一個變動的世界市場的支配。隨著時間的推移，愈來愈大的一部分農田落人放債者和大富豪的手中。

此外，鄉村經濟的轉變逐漸破壞了鄉村制度。聯合家庭由于其成員在村在外面找到工作機會、由于傳統的公共精神讓位于個人主義而受到削弱。種姓等級制度仍然是一種宗教的、禮儀的制度，但工，其重要性和有效性由于外部世界對鄉村日常生活的沖擊而減弱。同樣，鄉村自治委員會由于各種政府部門接管愈來愈多的鄉村自治委員會的職責而衰退。無疑，所有這一切變化對印度普通村民來說，是使人非常不安、令人非常不快的。

農村的經濟、社會混亂應該由新的城市中心所提供的機會來加以平衡。商業和工業的增長導致大城市如孟買、馬德拉斯和加爾各答與工業城市如艾哈邁達巴德和賈姆謝德布爾的發展。在這些中心出現了一個中產階級，它由地產和城市財產的所有人、政府官員、商人以及各種專門職業者如律師、醫生和記者組成。到1914年，城市人口大約相當于印度總人口的10％。印度人民并沒有由于西方的影響而境況更好，很可能境況更壞。為什么呢？其基本原因就在于上述發展不足以吸收農村大批被迫離鄉背井的人。不過，應該提到，城市中的新興中產階級代表了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政治改革，這一改革最后將改變印度的面貌和印度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關系。中產階級取代了已為英國征服者所驅逐的舊的統治集團，并提供了促進正在迅速發展的。民族主義運動和新的思潮的推動力；民族主義運動和新思潮正在使印度恢復生氣。

文化的影響　在英國人征服印度之后的大約半個世紀里，英國人沒有試圖把自己的文化強加于印度。他們忙于作出行政、財政和司法方面的安排。因此，他們使原有的教育制度沒受到干擾，但也未得到支持。初等教育繼續由印度教或穆斯林的鄉村學校提供。但是，高等學問衰落了，因為它不再受到土著王公和貴族的通常的贊助。到1811年，總督明托勛爵警告說，印度的科學和文學正在非常迅速地退化，如果政府不干預，文藝復興也許會因為書籍和教師的缺乏而變得沒有希望。兩年后，政府確作出了反應：為"復興、改善文學和鼓勵有學問的當地人"而提供了每年10000英鎊的補助金。

1823年以前，政府沒有為履行這一立法做過什么事；1823年時，政府任命了一個公共教育委員會來花費已積累起來的補助金。這個委員會決定它應該贊助的不是英國式的教育，而是基于梵語。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的東方式的教育。這并不出人意外，因為英國學者已發現了印度的文化遺產，并對印度的文化遺產、尤其是對印度和歐洲的雅利安人的共同起源印象極深。例如，威廉·瓊斯爵士贊美梵語，說它"具有奇妙的結構，比希臘語更完美，比拉丁語更詞匯豐富，比這兩者更優美得多"。但是，有些印度人反對這一決定，因為他們希望學習英語以便在新政府中找到工作。這些反對者中更有遠見的人為了使他們的同胞可得到整個西方學問的主體，贊成西方式的教育。最杰出的是著名的孟加拉學者拉姆·莫漢·羅伊，我們不久將考察他的生涯。羅伊曾于1823年給總督會信，斷言傳統式的教育僅僅是"用語法上的細微之處和形而上學的區別來裝滿青年人的頭腦，而這些東西對學習者或社會投有什么實際用途或根本沒有實際用途"。他要求實行"一種更自由主義的、更開明的教育制度，它包括數學、自然哲學、化學、解剖學和其他有用的學科"。

爭論使公共教育委員會分裂成兩派——"英國語言和文學的研究者"和"東方文化研究者"。爭論點并不完全明確，因為東方文化研究者樂于設英語課程，甚至設關于西方思想家的課程，但是，僅僅是在傳統課程的范圍內。僵局一直持續到1834年托馬斯·巴賓頓·麥考利被任命為委員會主席為止。第二年，他制訂了其著名的教育備忘錄；在備忘錄中，他全心全意地采納羅伊的觀點，下結論說，"英語出梵語或阿拉伯語更值得了解?！?amp;amp;quot;麥考利還說，"用我們有限的手段，我們不可能試圖教育全體人民。我們現在必須盡力培養出可以在我們和由我們統治的無數人之間充當譯員的俗之類的改革。"

對西方的第三種、也是最通常的一種反應是居于盲目崇拜和徹底拒絕之間的妥協。它接受西方的現世主義和學問的精華，但也試圖從內部改革印度教，試圖在擺脫印度教的腐朽和粗俗的外殼的同時保持它的基本真理。這一學派的杰出領袖是被廣泛地尊稱為"近代印度之父"的拉姆·莫漢·羅伊。他于1772年出生于一個虔誠的婆羅門家庭，由于看到他姐姐在丈夫的火葬柴堆上受折磨的場面，他與父母斷絕了關系。他是一個不知足的學生，掌握了波斯語、阿拉伯語和梵語，然后又學習英語，進入政府部門任職。他被西方的思想和宗教強烈地吸引住，為了閱讀《圣經》原文而學習希臘語和希伯萊語。羅伊拒絕形式上的教條的基督教而接受基督教的人道主義的啟示。他的著作《耶穌的箴言：和平與幸福的指南》是個人對基督教所作的解釋——是對傳教土的答復而不是對他的同胞的召喚。羅伊還向梵社（神社）即他創立的一個新的印度教改良派重新解釋了印度教。梵社并不如通常所說的那樣，是印度教的一個被基督教沖淡了的組織，而是歐洲啟蒙運動的學說與《奧義書》的哲學觀點的一個綜合物。羅伊首先是一個理性主義者，認為印度教直接建立在理性之上。這一原則被確立后，他開始削減當時的印度教習俗，自由地借用西方的東西。因而，他給他的追隨者們留下了一個信條，這一信條使追隨者們能面對西方面不失去自己的特點和自尊。

羅伊于1833年去世，在他死后的60年里，梵社仍然是努力凈化印度教的中心。然后，創始力轉到達耶難陀大師（1824-1883年）那里，他排斥當時的"梵社"，認為梵社過多地受到西方的影響，不知道他們自己的印度教的文化和傳統。達耶難陀創建了雅利安社。這名字強調了這一新組織代表印度的原則而不是代表"外國的"原則。雅利安社的綱領強調梵文教育和《吠陀》的權威。達耶難陀決不是一個反動分子，因為他利用《吠陀》作為他攻擊不可接觸的賤民的社會地位、童婚、性別不平等和偶像崇拜的根據。

印度復興的另外兩個杰出的領袖是羅摩克里希納先生（1836-1886年）和辨喜大師（1863一1902年）。羅摩克里希納是個道德高尚的神秘主義者，他的自然的純潔和對神的無私的獻身吸引了印度各地甚至國外的信徒。他的最著名的弟子是辨喜；1893年，辨喜在芝加哥第一屆世界宗教會議上講話時，引起了國際上的注意。他在美國和歐洲講演了四年之后，作為一個民族英雄回到印度。然后，他獻身于其同胞的精神上的新生，使羅摩克里希納教會致力于社會工作和宗教教育。39歲時，他因過分勞累而去世，但是，他在向世界宣講印度教的原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已使他的同胞獲得尊嚴感和自豪感。這樣，印度教對西方的挑戰所作出的響應是兜了一個圈子：從拒絕、模仿到批判地再評價和滿懷信心地肯定。

五、印度的民族主義

拉姆·莫漢·羅伊不僅是印度宗教復興的最早的領袖，也是印度政治覺醒即民族主義運動的最早的領袖。這在印度是一種新現象；以往，印度一向存在著文化統一和地區忠誠，但是，不存在全印度的愛國主義感情。民族主義能在英國統治下發展起來，有著幾方面的原因。一個原因在于英國人的"優越感"——英國人深信他們是種族的精華，由神注定要永久地統治印度。正如英國政治家約翰·斯特雷奇所說的：

尤其是在暴動之后，有關種族優勢的重要學說開始愈來愈支配在印度的英國人的想象力。我自己的家史也許可具體地說明這方面的墮落。18世紀和19世紀初葉，我的兩個旁系祖先柯克帕特里克上校和愛德華·斯特雷奇與19世紀后期的英國人非常冒犯地稱之為土著婦女的女子結了婚?？驴伺撂乩锟巳⒘顺錾碛诿T望族的一位孟加拉小姐，斯特雷奇娶了一位波斯公主；在每種情況下，照家史記載來看，他們這樣做沒有引起一點惡評，也完全沒有毀壞他們的前途。我的叔祖父約翰爵士和理查德·斯特雷奇爵士是19世紀70年代的總督議會的成員，上述聯姻在他們看來是多么不可思議啊。真正的人類社會的這種可怕的后退已大大地消除了——在某些方面不僅僅是消除——英國管理的巨大改進原可能為兩大民族的關系帶來的好處。

這種種族主義在起義以后特別強烈，在各個方面顯示出來——在軍隊和官僚機構中，印度人不論其條件如何，不可能升遷到某些等級以上；在社會生活中，印度人被拒絕在某些旅館、俱樂部和公園之外。在這些情況下，一種對立的文化、民族意識也許不可避免地會漸漸地發展起來。

英國人還由于他們強加于印度半島的前所未有的統一而促進了民族主義。整個印度首次處于一種統治之下，英國統治下的和乎遍及整塊陸地。英國人還用他們的鐵路、電報和郵政設施鍛造了一種有形的統一。在采用英語作為受教育者的共同語言之后出現的前所未有的語言的統一也同樣重要。

英國的教育制度把西方的文學和政治思想的整個主要部分引入印度，也促進了印度的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原則、個人自由和民族自決的原則，不可避免地變得對外來的英國統治不利起來。印度的領袖們不僅運用西方的政治原則，而且運用西方的政治技術。報紙、講臺上演說、編寫小冊子、群眾集會、規模巨大的宿愿——所有這些都被用作適合于民族主義磨坊的制粉用谷物。一個民族主義領袖寫道："在政治方面，印度的民族主義已由于歐洲民族主義的力量而得到鼓舞和加強?！掠《人欧畹拿褡逯髁x偉大人物的一覽表中包括如下名字：伯爾達布、羅姆達斯、古魯·戈文德·辛格、西瓦吉、提普·蘇丹和占西的拉尼；在這些名字的旁邊，是華盛頓、加富爾、馬志尼、俾斯麥、科蘇特、埃米特和巴涅爾。"西方的獨立運動和印度的獨立運動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從以下的《美國獨立宣言》和印度國民大會黨的成員在"獨立日"（1950年1月26日）所發的誓言的節錄中，可找到這方面的明顯例子：

美國獨立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