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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中東

無可置疑，在過去大約一個世紀中，近東的所有社會變化都是直接或間接地起因于我們西方社會的影響以及西方的技術和思想的侵入。

h·a·r·吉布

西方對中東的影響完全不同于它對俄國的影響，中東諸民族的反應也同樣地不同。誠然，受到影響并作出反應的有不同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可是，還存在著一個不同的政治和社會的組織。奧斯曼帝國在19世紀期間包括了中東的大部分地區，仍然是諸民族、諸宗教以及種種相沖突的忠誠的一個聚集體。我們在第三章中已提到，這帝國是在教士居民群而非種族集團的基礎上作為一個神權國家被組建起來的。這些居民群——其中最重要的是希臘正教居民群、羅馬天主教居民群和猶太居民群——能在他們各自的教會領袖的領導下享有充分的自治。因而，若干世紀以來，各種穆斯林民族（例如：土耳其人、阿拉伯人、阿爾巴尼亞人和庫爾德人）和各種基督教民族（例如；塞爾維亞人、希臘人、保加利亞人和羅馬尼亞川一直以自治的、自給自足的居民群并肩生活在一起。每個居民群只要承認蘇丹的權力、向帝國國庫納稅，就能夠擁有自己的教會、語言、學校和地方政府。

這一松弛的帝國組織的意義在于西方的思想和壓力遇到了種種文化和環境。因而，西方對奧斯曼各地確沒有相同的影響。所以，在分析這種影響的性質時，必需考慮各種地區環境和各種地區反應的明顯變化。由于這個原因，我們現在將不是整個地考察奧斯曼帝國，而是依次考察它的三個主要地區——擁有占優勢的基督教居民的巴爾干半島、擁有居統治地位的穆斯林土耳其居民的小亞細亞和擁有諸穆斯林阿拉伯民族的小亞細亞以南各行省。最后，我們還將考察波斯王國的某些重要的發展。波斯王國構成近東的一個重要成分，盡管不是奧斯曼帝國的一部分。

一、巴爾干半島的基督教徒

巴爾干諸民族在土耳其統治下生活了四個多世紀。人們常常以為，這些世紀是暴政未得緩和的世紀，被壓迫的基督教徒渴望自由，急切地等待反抗的機會。這一解釋未能說明實際的事態發展的原因。巴爾干的各種民族在人數上大大地超過生活在他們中間的少數土耳其人。他們生活在密集的群體之中，并保持著自己的語言和宗教。如果他們渴望反抗，他們給土耳其人所帶來的麻煩原可能超過他們實際上帶來的。然而，在早期的世紀里，土耳其人在統治巴爾干半島的基督教臣民時并不比統治亞洲的穆斯林臣民時更麻煩。

解釋在于，土耳其征服者與從前統治過巴爾干各國的拜占庭皇帝、法蘭克貴族、威尼斯貴族及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的君主相比，是有能力的、仁慈的。土耳其的行政管理嚴格而公正，稅收很輕，非穆斯林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基督教歐洲所空前未有的信仰自由。然而，18、19世紀期間，這種形勢急劇地改變了。這一時期中，由于土耳其的勢力和實力已衰落，出現了普遍的腐敗和敲詐勒索；這種情況又驅使此時身受壓迫、心懷怨恨的巴爾干基督教徒拿起武器進行自衛。當時，由于各種原因，巴爾干諸民族正受到來自西方的種種影響，并為這些影響所喚起。

巴爾干諸民族較奧斯曼帝國的其他任何種族集團更早、更深深地受到西方的影響，他們多半是基督教徒，所以比穆斯林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更易于接受基督教西方的影響。由于巴爾干各國在領土上與歐洲的其余地方鄰近，人、商品和思想較易于從多瑙河、亞得里亞海、地中海和黑海的那一邊集中到巴爾干半島上。因此，隨著18、19世紀期間商業、工業和中產階級的發展，西歐對進口糧食的不斷增長的需要促進了巴爾干半島的農業，尤其是促進了新的殖民地產品棉花和玉米的栽培。這些商品的出口又轉過來有助于巴爾干一批土著商人和土著水手的成長。貿易的擴大也促進了手工業產品的需要量和產量。重要的制造中心出現干半島各地，時常是出現在孤立的山區；在那里，工匠們能在最少受到土耳其人干涉的情況下從事其行業。因此，商業和工業的興起還有另一激響：它們促進了沿達爾馬提亞海岸、阿爾巴尼亞海岸、伊庇魯斯海岸和在愛琴群島中間行駛的商船隊的發展。新興的巴爾干商船隊運走諸如棉花、玉米、染料、酒、油和水果之類的產品，通常運回殖民地產品和制成品——香料、糖、毛織品、玻璃、手表、槍炮和黑色火藥。

這一經濟復興的意義在于，它產生了一個由商人、工匠、船主和海員組成的、對西方的思想和制度特別敏感、特別有好感的中產階級。這些人本來就對奧斯曼的統治不滿，因為奧斯曼的統治這時已變得無能、腐敗起來。商人和海員旅行到外國，并時常僑居那里，他們不僅把自己在國外所親眼目睹的安全和開明的狀態同國內的悲慘狀況作對比。不用說，他們會得出結論：他們自己的前途和他們的同胞的前途取決于盡可能早地除去土耳其的夢魔般的壓迫。希臘商人約翰·普里戈斯的以下那番悲嘆的話可代表這種看法。他曾在阿姆斯特丹發財；當居住那座城市時，他對處理商務時所能有的安全和公正印象很深。

然而，所有這一切在土耳其人統治下是不可能存在的。土耳其人既不講秩序，也不講公正。如果資本為一千，他們就要使它增加十倍，以便可以劫掠其他人、使其他人窮困，而不認識到其臣民的財富也就是其王國的財富……土耳其人是完全不公道的，他們除了只是破壞外，不創造任何事物。愿上帝將他們毀了，使希臘可以成為基督教的，使正義可以占上風，使政府可以象在歐洲一樣得到建立；在歐洲，人人都能保全自己的權益而無須擔心任何不公正。……

普里戈斯式的商人之所以能對巴爾干的民族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不僅是因為他們從事政治活動，而且還因為他們在自己的祖國和外部世界之間起了中間人的作用。匈牙利南部的塞爾維亞商人、俄國南部的保加利亞商人以及廣泛地散布在歐洲各主要城市的希臘商人，都促進了其同胞的智力發展。他們能這樣做，是因為他們以本國語出版書籍和報紙，在自己的家鄉和村莊創辦學校和圖書館，并為本民族的年青人去外國大學受教育提供資金。所有這一切不僅意味著更多的教育，而且意味著一種新型的教育。它不再主要是宗教方面的教育。相反，它深深地受到當時西歐的啟蒙運動的影響。當時的一個新教傳教士抱怨說："希臘的受過教育的那部分人，也就是希臘人后裔中有才華的杰出人物，習慣于呷吸伏爾泰和盧梭的毒汁，因為后者的著作已被翻譯成現代希臘語。我遇到過一些希臘人，他們熱心地為自然神論的使人毛骨悚然的學說辯護。要對付他們的詭辯，需要才能。"

西方對巴爾干半島的影響在法國革命和拿破侖一世時代變得更直接地具有政治性和煽動性。有政治覺悟的人對巴黎的起義、對"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對拿破侖推翻一個又一個王朝的景象印象極深。一個當時的希臘革命者證明："總的來說，法國革環喚醒了所有人的理智。……近東的所有基督教徒都向上帝祈禱說，法國應該進行反對土耳其人的戰爭，他們相信他們將得到自由。……然而，當拿破侖沒有作出行動時，他們開始采取使自己獲得解放的措施。"

巴爾干各民族的民族覺醒的速度迥然相異。最先覺醒的是希臘人，因為他們具有某些有利條件：他們與西方的交往頻繁，他們的古典的和拜占庭的光榮傳統促進了民族自尊心，他們的希臘正教體現和保護了民族覺悟。繼希臘人之后的是塞爾維亞人，他們除了享有匈牙利南部的一些很大的塞爾維亞新拓展地的促進性影響外，還享有高度的地方自治。希臘人和塞爾維亞人的這些有利條件暗示了巴爾干其他民族的民族復興速度較緩慢的原因。保加利亞人與西方沒有直接的聯系，并定居在靠近奧斯曼首都的地方和土耳其在色雷斯和馬其頓東部的堅固的新拓居地附近。羅馬尼亞人遭受著巴爾干半島上獨特的尖銳的社會分化之苦，這種社會分化產生了有教養的上層階級和無生氣的農民群眾。阿爾巴尼亞人因為其原始的部落組織和由正教、天主教和伊斯蘭教這三個宗教所致的分裂而境況最壞。

這些因素說明了為什么從19世紀初葉到2o世紀初葉，在巴爾干半島上不是出現一個反對奧斯曼統治的共同革命，而是發生一系列單獨的起義。希臘人在經過1821至1829年的持久的獨立戰爭之后，從土耳其人那里贏得完全的獨立。塞爾維亞人更早在1804年時就舉行起義，但只是到1815年時在奧斯曼帝國內部獲得一個自治地位。塞爾維亞公國直到1878年才獲得完全的獨立，成為塞爾維亞王國。其后是羅馬尼亞人，于1859年贏得自治，于1878年贏得獨立。保加利亞人更遲些，至1878年獲得自治，至1908年獲得獨立。巴爾干的這三個民族——塞爾維亞人、希臘人和保加利亞人于1912年結成聯軍，把土耳其人完全逐出半島。他們在戰場上是成功的，而且，盡管勝利者之間發生了自相殘殺的戰爭，土耳其人還是不得不于1913年交出他們在巴爾干半島所剩下的全部領土，僅保留了從君土坦丁堡到阿德里安堡的海峽周圍的一塊飛地。

如此，奧斯曼帝國的邊界自1653年起從維也納城墻開始退縮，至1815年退縮到多瑞河，至1878年退縮到巴爾干半島中部，至1913年退縮到君士坦丁堡近郊。隨著帝國的退縮，巴爾干諸獨立國家——希臘、塞爾維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1912年獨立的阿爾巴尼亞起而代之。西方通過提供革命的民族主義的思想意識，通過促進準備在這一思想意識的基礎上采取行動的中產階級的發展，通過不時地幫助巴爾干革命者從事反對土耳其統治的斗爭，決定性地促進了巴爾干各民族的復興。

二、土耳其人

西方對土耳其人的影響比它對巴爾干基督教徒的影響小得多，也為時晚得多。有各種因素可以說明這一差別；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或許是土耳其人信奉伊斯蘭教和缺乏土著中產階級。

如果說巴爾干諸民族的基督教信仰構成與西方的一種聯結，那么土耳其人的伊斯蘭教信仰就是一種障礙，而且是一種非常可怕的障礙，因為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有著相對抗和沖突的漫長歷史。不僅存在著相互敵視的這一傳統，而且就土耳其人方面來講，由于其宗教信仰的緣故，還存在著一種干自身不利的優越感。以往好幾個世紀里，土耳其人一直打敗歐洲的基督教勢力，勝利地越過多瑙河、將他們的星月旗插到維也納城墻下。誠然，17世紀末葉和18世紀時，他們曾在奧地利人和俄國人手上吃敗仗。但是，直到19世紀末葉以前，他們繼續統治著擁有數百萬基督教臣民的巴爾干半島的大部分地區。因而，一般士耳其人不管其地位如何，在他們的心目中，對其本身的優越、對其宗教信仰的優越、對其生活方式的優越，是沒有疑問的。因此，這種優越僅僅被認為是一個穆斯林和一個土耳其人的一種自然屬性。土耳其人對所有非穆斯林的屈尊和輕蔑反映在他們在提到歐洲各種民族時通常所使用的一些稱號中。他們稱阿爾巴尼亞人為"賣香腸的人，稱保加利亞人為"流浪者"，稱荷蘭人為"乳酪商"，稱英國人為"無神論者"，稱法國人為"瘋狂的異教徒"，稱羅馬尼亞人為"吉普賽人"。不用說，這種態度無助于奧斯曼帝國和西方之間的相互影響。

土耳其人還因為他們從未發展起自己的中產階級而很少受到西方的彩響。他們對商業不感興趣，或者說不尊重商業，因此，奧斯曼的資產階級基本上是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和猶太人。相形之下，土耳其人或是農民（他們一般是麻木不仁的），或是穆斯林教會組織中的教師和審判員（這幾乎總是意味著他們是激烈地反西方的），或是帝國官僚機構中的官員（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通常僅僅對保持自己的職位和晉級感興趣）。這種形勢的意義在考慮到希臘、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的商人在各自的國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時可清楚地看出米。正是他們，建立起與西方的聯系、宣傳西方的思想并從事政治活動。然而，在土耳其人當中并不存在一批履行類似職責的人。因而，土耳其人中間難得出現的改革提倡者發現自己沒有任何追隨者。換句話說，他們發現自己所處的困境與1825年俄國十二月黨人所處的困境相同，而且其原因也相同。

蘇丹謝里姆三世的命運明顯地說明了改革缺乏群眾支持這一點。謝里姆于1789年——如果就他的思想和抱負的革命性質而言，這是具有象征性的、合適的一年——登上奧斯曼王位。謝里姆并不是第一個認識到有必要在帝國中進行改革的蘇丹，然而，他是第一個認識到改革措施必須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的蘇丹。他最先根據借用西方的東西而不是回到蘇里曼一世時代這一點來考慮改革。他的計劃包括改革行政管理、改進教育和徹底改造近衛軍。

近衛軍從切曾是奧斯曼步兵的精銳部隊，這時已蛻化成無用的、不順從的禁衛軍。這一點在18世紀末葉與俄國交戰時變得很明顯，那時，近衛軍的一些團在前線露面的總共才5、6個人。近衛軍士兵一見敵人，多半潰散和逃跑，僅僅停一停劫掠自己的兵營。過去，有幾個蘇丹已試圖控制或除滅這支有害的軍隊。他們都失敗了，因為法律和宗教的統稱為烏力馬的首腦站在近衛軍一邊。重要的經濟利益也支持現狀，因為從對近衛軍的發薪證的投機買賣中可得到收入。每個近衛軍士兵都有一個密封的發薪證，用作領取薪金的折子。1740年，蘇丹允許買賣這些發薪證。它們很快成為一種股票，由那些與近衛軍毫無聯系的官員和投機商迫不及待地大量買下。由于爭奪發薪證的緣故，不可避免地出現大量虛報的名冊。已死去的近衛軍士兵的名字給保留在名冊上，他們的發薪證被買賣。

軍事、宗教和經濟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強有力的結合，說明了為什么早期的蘇丹未能改革近衛軍，為什么謝里姆也注定要失敗、注定要喪失他的王位和生命。開始時，由于近衛軍對俄國人的惡意中傷引起民眾的反感，謝里姆能取得某些進展。他先采取旨在改進帝國防御的各種表面措施，然后，1793年時，他采取了決定性的步驟：建立一支稱為新制軍隊的新的軍事力量。這是一支西方式的軍隊，有著一式的制服、明確的募兵和征兵措施、歐洲的訓練方法以及現代化武器，包括最新式的火炮和代替傳統的短彎刀的刺刀。這些計劃要求最初征兵1600人，以后逐步增加到12000人。

新軍在幾次交戰中證實了它的價值，但是，這僅僅加劇了近衛軍及其盟友的恐懼和反對。他們以旨在利用穆斯林居民的畏懼、偏見和狂熱的一個精心組織的運動來進行反擊。他們散布謠言說，新軍是基督教異教徒的一個發明，謝里姆創建新軍就是因為他不再是伊斯蘭教的真正的保護者。如此，引起了大量的騷亂，使近衛軍能迫使謝里姆于1808年5月退位。兩個月后，當謝里姆的支持者們試圖將他從囚禁他的宮殿住室里營救出來時，他被絞死了。

回顧起來，很清楚，謝里姆試圖做俄國的彼得大帝在早一個世紀時就已完成的事情。他失敗了，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并不象俄國沙皇那樣是一個強有力的、起決定性作用的人物。然而，他的失敗更多的是由于這一事實：近衛軍與他們在烏力馬委員會、官僚機構和宮廷中的盟友們一起組成了一個比彼得所曾面臨的任何反對派強大得多的反對集團。此外，謝里姆沒有可依靠的中產階級、群眾黨或群眾運動。給果，奧斯曼帝國在1808年末時似乎與以往任何時候一樣沒有變化且不可改變。

然而，19世紀期間，奧斯曼帝國同俄國人一樣，為西方以直接和間接的許多方式所滲透、影響和控制。滲透的幾條途徑中，最早的、在某些方面最有效的是軍事途徑。土耳其人同俄國人一樣，發現要自我保存就必須采用歐洲的軍事技術。19世紀后半世紀中，西方諸強國為了阻擋俄國對中東的擴張，積極地鼓勵土耳其人使自己的軍事力量現代化。但是，軍事西方化不僅僅包括外國軍事代表團的訪問。事實證明，要支持一支現代化的軍隊，除了必須教授軍事科目外，還必須教授歐洲的語言、數學和科學。必須建立醫科學校、醫院、技術工廠、制造重武器的鑄工廠、海軍兵工廠和造船廠。而且，被派到國外去上外國軍事學院的許多年青人中，有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除了吸收西方的軍事技術外，還吸收西方的思想意識。因此，土耳其所有的機構中，軍隊成為不僅在組織上而且在觀點上最西方化的機構。1908年當舊制度在奧斯曼帝國被最后推翻時，實行這政變的不是一個政黨，也不是一個群眾運動，而是一個軍隊集團，這一點并不出人意外。

在宗教領域，西方也對穆斯林中東有影響。傳教士在整個帝國傳道和建立學校。到1875年，僅僅美國傳教士就開辦了240所學校，有學生80o0人。學生中大多是亞美尼亞人，其余的是基督教徒，因為改宗在穆斯林當中是受禁止的。但是，在分散于整個帝國的外國學院如美國人經辦的君土坦丁堡女子學院和羅伯特學院（也在君士坦丁堡）以及在貝魯特的圣約瑟夫的法國耶穌會大學里，可發現相當數目的土耳其學生。土耳其人自己這時也已建立了幾所高等學校，包括醫科學校（1867年）、帝國高級中學（1868年）、君士坦丁堡大學（1869年）、法律學校（1870年）和政治學學校（1878年）。這些年里，土耳其的新聞業也正在迅速發展。1859年時。帝國中只有一份官方周報和一份半官方周報。到1872年，已有三份日報和幾份周報。此外，在諸如君士坦丁堡、士麥那和亞歷山大之類的城市里，出現了6份法國日報，為受過教育的土耳其人所閱讀。

至少與這種文化影響同樣重要的是西方對奧斯曼帝國的經濟滲透。由法國外交官和創辦人斐迪南·德·雷賽布為首的一家歐洲辛迪加經過10年的開鑿之后，于1869年使蘇伊士運河通航。這運河的作用是使奧斯曼帝國再一次位于歐洲和亞洲之間的主要的商人路線上。當時，奧斯曼政府正絕望地陷入對歐洲一些政府和私人金融家的債務中。他們于1854年借了第一筆貸款，到1875年，他們的債務總數達英幣2億鎊。他們每年約需英幣1200萬鎊來支付年金、利息和償債基金，這筆款子等于帝國總歲入的一半多一點。事實證明負擔是沉重的，部分付息被拖欠，因此，歐洲諸強國于1881年強行設立奧斯曼國債管理處。這一機構主要由外國代理人組成，其任務是照管來源于各種專利事業和關稅的歲入、為償清帝國的債務服務。

外國勢力除控制了土耳其的財政以外，還控制了土耳其的金融系統、鐵路系統、灌溉工程、采礦企業和市公用事業。此外，帝國仍受制于外國人自15世紀起就在奧斯曼帝國享有的領事裁判權條款即治外特權。這些治外特權包括免受奧斯曼朝廷的管轄和免交包括個人稅和關稅在內的某些賦稅。這些賦稅被規定在一個很低的水平，奧斯曼政府不得擅自提高，除非經歐洲諸強國同意；不用說，歐洲諸強國是不會輕易同意的。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奧斯曼帝國甚至出俄國更多地處于與歐洲的半殖民地的經濟關系中。

西方的所有這些壓迫和控制的影響不可能得到精確的估計。但是，毫無疑問，它們逐漸地打碎了以往一向堅如磐石、難以攻破的伊斯蘭教結構。運河、鐵路、銀行、傳教士、學校和報紙構成了一個背景，從而說明了19世紀后半世紀在土耳其人中間發生的文化思想方面的覺醒。

這一覺醒的最著名的領袖是易卜拉欣·希納西、那米克·凱馬爾和阿卜杜勒·哈米德·齊亞。這些人并不在所有問題上都意見一致，然而，他們確具有某些共同的經歷，確分享某些根本的原則。他們都曾在西歐生活過，都不僅對西方的物質成就而且對西方的思想和文學印象極深。他們回到君士坦丁堡，決心消滅他們這時認為是波斯的古典主義的暴政的東西，這種東西以往長期地支配著奧斯曼的語言和文學。他們丟開波斯和阿拉伯的言詞、措詞而采用更純正、更簡單的土耳其語。他們翻譯外國的著作，尤其是法國作家加拉辛、拉封丹，盧梭、孟德斯鳩和孔多塞的著作。他們創辦了第一份獨立的土耳其報紙；這份報紙雖然發行量有限，但在咖啡館和市場有廣泛的讀者群。

這些早期的改革者沒有組成一個政黨。當時，奧斯曼帝國僅有的真正的政黨是在個別的政治領袖周圍聚集起來的"執政黨"和"在野黨"。但是，到1865年，由傾向于西方的青年作家們組成的一個界線相當分明的集團已圍繞報紙"mushbir"即《喜訊先驅報》而形成。這家報紙除了支持別的事物外，還主張引進某種形式的立憲代議制政體。這一點是帝國政權所忍受不了的，它于1867年查禁了這家報紙。報紙編輯及其同事這時發現他們所處的境況與19世紀初謝里姆三世所處的境況相同，由于缺乏群眾支持，他們不得不逃到巴黎和倫敦，在那里繼續從事新聞工作、抨擊帝國政權。

當時，土耳其少數政治家已認識到，一個按照西方方向的全面改革綱領是帝國的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其中杰出人物是雷希德帕夏（1802-1858年）和米德哈特帕夏（1802－1858年），他們兩人都擔任過最高的大臣，頒布過許多改革法令。1876年5月，米德哈特利用國內的一次財政危機和巴爾干地區的一次革命而迫使蘇丹阿卜杜勒·阿齊茲退位。然后，他制訂了一部憲法，該憲法規定了一個民選議會、一部權利法案和一個獨立的法院系統。新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不得不接受這一憲法，然而，他無意遵守憲法。1877年1月，他撤銷米德哈特的職務，將他逐出君士坦丁堡。當時，僅有的抗議跡象是在墻上出現了少數標語。土耳其的改革者仍面臨著一種群眾的惰性，這種惰性可與1825年使俄國十二月黨人徹底失敗的那種群眾的惰性相比。因而，阿卜杜勒·哈米德能在19世紀其余的時間里作為其帝國的無人挑戰的主人進行統治。

在那數十年間，阿卜杜勒·哈米德通過無情地反對民族主義和立憲主義的分裂性力量來執掌政權。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阻止人們去國外旅行、學習，保持一大批密探，并對新聞界實施嚴格的檢查制度。他的特務們時常將小批小批的不滿分子攆走；這些不滿分子多半是知識分子和官員，通常逃到巴黎避難。他們在那里出版批評哈米德獨裁政權的期刊和小冊子，因而在西歐一般被稱作青年土耳其黨。阿卜杜勒·哈米德統治下的包括阿拉伯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阿爾巴尼亞人、庫爾德人和猶太人在內的各從屬民族的革命領袖們也加入這些土耳其的流亡者。所有這些民族的代表為了組成一個反對獨裁政權的共同戰線而于1902年2月在巴黎舉行一次大會。但是，他們很快就發現，除了他們都不喜歡這個蘇丹外，他們在任何問題上都沒取得一致意見。一群人希望土耳其人占優勢和實行中央集權制統治，而另一群人則贊成實現一個權力分散的、各從屬民族享有充分自治的帝國。

當流亡的知識分子在巴黎爭吵不休時，傾向于改革的土耳其軍隊的領袖們正為打破蘇丹對帝國的控制而采取決定性的措施。他們大多在西方學習過，或者與在帝國國內的西方軍事代表團有過交往，因此，他們已開始認識到蘇丹的僵硬的維持現狀的政策是過時的、危險的。他們組織了"奧斯曼自由協會"，總部設在薩洛尼卡。陸軍軍官是這一團體的骨干，不過，他們得到了其他團體的大力援助，尤其是得到了在薩洛尼卡的人數最多、最富裕的猶太人的大力援助。自由協會被組織成5人小組，因此，每個人僅了解組內的4個成員。新加入者必須由一個正式成員做保證人，并在預備期內受到仔細觀察。為了通訊聯絡，每個小組都有一個"指導者"，他從另一小組的"指導者"那里接受最高中央委員會的命令，而且必須立刻傳遞命令。有人對協會的活動作了如下描述；

為了應付開支，每個成員不得不將自己固定的一部分收入捐獻給委員會的金庫，而富裕的成員除交納這筆會費以外，還要在委員會需要資金時作慷慨的捐贈。委員會秘密地購置武器和彈藥，并每年撥出很大一筆款子供那些在為事業奮斗時失去了生命或自由的成員的家屬維持生計。分派給成員們的任務有好幾種。有些人任通信員，以各種方式喬裝打扮之后，往返于帝國各地傳送口頭的報告和指示。……有些男子必須暗殺那些被委員會到處死刑的人——正在以危險的熱情反對運動的政府官員和正在找到獵物的臭跡的宮廷密探。另有一些成員為了事業起見而奉命充當間諜，終于將反間諜活動進行得非常徹底，以致挫敗了宮廷的間諜活動。……當然，最重要的任務……是說服馬其頓駐軍即第三軍站到事業一邊。……漸漸地，許多青年軍官被接納為會員，接受指示去把普通士兵們爭取過來。……最后，整個馬其頓軍隊被爭取到青年土耳其黨的事業一邊。

這些謀反者于1908年7月公開造反，迫使他們采取行動的發展有兩個。一個發展是外來干涉的威脅。英國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于1908年3月提出成立馬其頓自治政權。這時，所有土耳其人，不論老少，都知道自治是獨立的序幕。稍后，有人宣布，英、俄兩國的君主將于6月10日在雷瓦爾會晤，討論馬其頓的改革問題。薩洛尼卡的組織這時被稱為"統一與進步委員會"，它擔心雷瓦爾會晤的最后結果是瓜分奧斯曼帝國，所以決定立刻來取行動。

委員會用電報向蘇丹發出最后通碟，威脅說，如果1876年憲法不在24小時內得到恢復，他們就要向君士坦丁堡進軍。國務會議勸阿卜杜勒·哈米德答應最后通牒的要求。伊斯蘭教法典權威即帝國最高的宗教和法律的權威拒絕作出同意鎮壓造反者的判決。因此，7月24日，阿卜杜勒·哈米德宣布恢復憲法。為了充分利用這一形勢，他又說，他以往一直贊成立憲政體，但是，被邪惡的地方議員們引入了歧途。英國大使說："我想，這位蘇丹是當代喜劇演員中最偉大的一個，而且是獨一無二的，因為他在大眾面前擺出了這樣一付姿態：他是人民的純樸的、慈愛的父親，只是40年來在關于人民的真正愿望的問題上一直為其顧問們所欺騙。"

蘇丹投降的消息受到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的熱烈歡迎，他們欣喜若狂、在街上互相擁抱。青年土耳其黨的領袖恩維爾帕夏大聲說；"不再有保加利亞人、希臘人、羅馬人、猶太人和穆斯林。我們都是同一藍天之下的兄弟。我們人人平等，我們為自己是奧斯曼人而自豪。"這種欣快的氣氛并沒有持續很久。以往使在巴黎的流亡者分裂的中央集權與權力分散的問題，這時必須作為一個迫切的政策問題而不是作為一個理論問題來予以正視。此外，新的領袖通常被稱為青年土耳其黨人，而保守分子不信任所有的青年土耳其黨人。1909年4月12日保守主義者在君士坦丁堡進行反革命活動、奪取對首都的控制時，這種不和達到了頂點。青年土耳其黨聚集起他們在馬其頓的力量，向君士坦丁堡進軍，經過數小時的戰斗之后占領了這座城市，然后強迫阿卜杜勒·哈米德退位，盡管他在這場政變中的同謀犯罪未得到證實。根據新蘇丹穆罕默德五世自己所講，他10年里沒讀過一份報紙。因此，他充當了青年土耳其黨的溫順的傀儡，青年土耳其黨這時已成為君士坦丁堡的無可爭辯的主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的幾年中，他們試圖加強他們的帝國，使其現代化，但是沒取得什么成功。他們試著推行中央集權和土耳其化的政策，但是他們愈堅持這樣做，引起的反對愈多。這時，要拒絕接受阿爾巴尼亞人、阿拉伯人、希臘人、保加利亞人和其他從屬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覺醒，已為時太晚。因而，結果是鎮壓和反抗的惡性循環。阿爾巴尼亞人于1910年拿起武器，兩年后，巴爾干各國結成一個聯盟，反對土耳其人。其時，意大利也已于1911年侵入非洲的的黎波里塔尼亞地區。因而，直到1914年青年土耳其黨決定與同盟國共命運以前，他們發現自己幾乎不斷地處于交戰狀態。

顯而易見，土耳其人為適應于西方而作的努力證明是異常無效的。因為宗教傳統和歷史傳統，他們比俄國人更不受西方的影響，正是由于這個原因，他們最后更易受到西方的攻擊。他們沒有發展起自己的工業，因此。他們的軍隊除一直依靠西方的指導者外，還一直依賴于西方的武器。實際上，奧斯曼帝國本存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因為諸強國的相沖突的利益和政策而不是因為它自己的力量。它的幸存不應掩蓋以下事實：這帝國僅僅經西方的勉強同意才生存下來，它在政治團結、經濟發展和軍事力量方面們毫無希望地不如西方。

三、阿拉伯人

阿拉伯諸民族同巴爾干基督教徒一樣，受到奧斯曼的統治達四個世紀。他們并不象巴爾干基督教徒那樣認為這種統治是一種沉重的外來枷鎖。首先，早期的奧斯曼的行政管理是有效的、通常可接受的。阿拉伯人如同穆斯林那樣，用西方的神權政治的思想方法而不是用西方的世俗的思想方法進行思考，他們認為土耳其人與其說是外國人，不如說是同道的穆斯林，因而，感到對他們生活在其中的穆斯林奧斯曼帝國有一種真正的密切關系。在近代，這種感覺由于歐洲人的侵略性而得到增強；歐洲人征服了北非、中亞和南亞的古老的穆斯林王國。面臨如此可怕的威脅，阿拉伯人很自然地把土耳其人看作是保護卷土耳其人雖然在后期變得愈來愈腐敗和暴虐，然而仍比異教徒好得多。這些原因說明了為什么阿拉伯人在感受西方影響和發展民族主義抱負方面遠遠地落后于巴爾干基督教徒。

西方對近代阿拉伯世界的影響，可以說從1798年拿破侖率領侵略軍在埃及登陸那一天就已開始。拿破侖的真正目標是打擊英國在東方的地位，但是，在海軍將領納爾遜在亞歷山大附近殲滅拿破侖的艦隊以后，拿破侖放棄他的目標，回國了。不過他的遠征對埃及有持久的影響，因為這不僅僅是一個軍事事件。它也是西方對阿拉伯世界中心地區的一次文化入侵。拿破侖除了將解釋古代象形文字的科學家和制訂把地中海和紅海連接起來的計劃的工程師帶到埃及外，還給埃及帶來了第一臺印刷機。有個阿拉伯學者曾參觀由這些新來的人建立的一個實驗室，法國科學家的影響就反映在他以下這番表示驚訝的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