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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里看到了一些最奇妙的事，其中有件事是，一個負責人拿一個裝有蒸餾水的瓶，從瓶里取一點蒸餾水倒入一個試管中，再從另一瓶里取少量液體倒入蒸餾水中。兩種液體上升，一朵彩色的云從液面上升起，直到它消失為止。試管里的東面完全變干，成為一塊黃色的石頭……一塊我們摸過、檢查過的干石頭。他又用不同的水如法炮制，制造出一塊藍色的石頭。他第三次用其他的水重復這一實驗，制造出一塊鮮紅色的石頭。接著，他取一撮白粉放在一塊鐵砧上，用錘輕輕地敲，結果是響起一種可怕的聲音——類似于槍聲的聲音，使我們十分驚訝。所以，他們都嘲笑我們。

拿破侖在他出征埃及的短暫時間里，還粉碎了埃及原有的統治階級的權力。這為天才的阿爾巴尼亞冒險家穆罕默德·阿里當政鋪平了道路。穆罕默德·阿里的歷史意義在于他是第一個意識到西方技術的意義并有效地利用西方技術來為自己的目的服務的中東的統治者。他取得的成就很多，都是革命的。他開始興修近代的灌溉系統；引進棉花的栽培，棉花迅速地成為國家最大的資源；重新開辟亞歷山大港；鼓勵對外貿易；派學生到國外去學習；開辦各種學校，不過他自己是文盲；建立一所翻譯學校，在1835至1848年間將大約2000本歐洲的著作譯成阿拉伯語。穆罕默德·阿里還聘請外國專家幫助他建立中東第一支新式的陸海軍。他甚至勇敢地試圖在埃及建立一個近代化的工業結構，而且他的確在開羅和亞歷山大興建了大量的工廠。不過，這些企業最后由于國內的不足之處和歐洲諸強國的反對而失敗。

這些成就使埃及轉變為一個可怕的強國。穆罕默德不太費力地侵占了阿拉伯半島、蘇丹、克里特島和包括今日巴勒斯坦、黎巴嫩及敘利亞在內的整個黎凡特海岸地區。這些征服提出了穆罕默德與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名義上的霸王馬哈茂德蘇丹之間的關系的問題。馬哈茂德曾試圖阻止穆罕默德沿黎凡特海岸擴張，但是，也很快就被決定性地打敗了。實際上，只是外國的干涉才阻止了埃及軍隊開進君士坦丁堡去結束有50o年歷史的奧斯曼王朝。同樣，也正是外國的干涉阻止了穆罕默徳實現他似乎已考慮到的一個備用計劃。這一計劃是要在小亞細亞以南的奧斯曼地區創立一個阿拉伯帝國。穆罕默德已在進行中，因為他控制了大部分阿拉伯地區，包括一些圣城。但是，一個控制前往印度的路線的強大的阿拉伯帝國是與英帝國的利益相違背的。1833年3月21日，帕默斯頓勛爵對穆罕默德的野心作了如下的評論：

他的真正計劃是要建立一個包括所有說阿拉伯語的國家在內的阿拉伯王國。就這樣一件事本身而言，也許沒有危害，然而，由于它意味著土耳其的解體，這件事我們就不能同意。此外，土耳其是前往印度的道路的占據者，而一個有活動力的阿拉伯君主同樣會成為這樣的一個占據者。

這意味著建立一個阿拉伯王國的任何可能性的結束。穆罕默德在外力強迫下不得不交出除埃及之外的所有屬地；在埃及，他仍然是世襲的、自主的統治者。諸強國的利益使阿拉伯的統一和獨立的實現延遲了一個多世紀。不過，應該指出，即使穆罕默德·阿里被允許實行他的計劃，他原本能建立的也只是一個個人的帝國而不是一個統一的阿拉伯民族國。情況不可能不是這樣，因為在19世紀初葉諸阿拉伯民族中間缺乏民族覺悟的觀念。

由于拿破侖的遠征和穆罕默德·阿里的極其巨大的努力，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成為西方思想的最重要的橋頭堡。1870年以后，包括當時的整個黎凡特海岸在內的敘利亞，作為西方影響的一個中心可與埃及相匹敵。一個原因是，敘利亞和歐洲之間的貿易日益繁榮，大量的敘利亞商人去國外從事商業活動，然后對國內的同胞施加同樣的催化影響，就象巴爾干商人在早幾十年時所做的那樣。另一原因是主要由法國耶穌會會士和美國長老會教徒從事的廣泛的傳教、教育活動。到1865年，美國人已創辦了敘利亞新教學院，這所學院后來作為貝魯特美國大學而聞名整個中東。幾年后，耶穌會會士在貝魯特建立了圣約瑟夫大學。英格蘭、蘇格蘭、德國和俄國的學校隨后相繼建立，不過它們的規模較小。這些學校培養阿拉伯學生，印刷和分發阿拉伯書籍。如此，敘利亞阿拉伯人重新發現了他們的過來，了解了西方的文學、思想意識和技術。

這種來自外界的刺激導致最早的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出現。開始時的領導人多半是基督教阿拉伯人，因為穆斯林直到較后的年代才進入教會學校。1860年，新教的一個皈依者布特魯斯·布斯塔尼開始發行報紙《敘利亞號聲報》。10年后，他建立了一家政治的、文學的和科學的雜志《盾》。這家雜志的箴言是"對我們國家的熱愛是一種信仰"-一這種情感以往一向為阿拉伯世界所不知。

由于奧斯曼當局的鎮壓措施，布斯塔尼和其他最早的民族主義者不能公開地進行政治鼓動。因而，第一個被公認的政治活動，是1875年新教學院的5個學生組織一個秘密的革命團體。他們制訂了一個民族綱領，該綱領要求實現自治、出版自由和采用阿拉伯語作為官方語言。土耳其官員進行了調查，試圖查出這一秘密團體的領導人員。后者驚恐起來，于1878年解散了他們的團體。然后，他們動身到埃及，因為帝國特務對埃及沒有什么控制，那里的形勢對有現代頭腦的阿拉伯人來說更有希望。

克迪夫·伊斯梅爾從1863至1879年統治埃及，同穆罕默德·阿里一樣野心勃勃。在他統治期間，鐵路得到敷設，亞歷山大港給擴大，蘇伊士運河通航，近代銀行建立，貨幣被穩定。外僑的人數從1836年的3000人增加到1878年的68000人，表明了新的經濟機會。教育機構的巨大發展也同樣重要。到1875年，創辦宗教小學4685所，有學生111896人，創辦宗教中學3所，有學生15335人，創辦平民學校36所，有學生4778人，而開羅的歷史悠久的愛資哈爾大學有來自穆斯林世界各地的學生15000人。

這種活動把敘利亞商人和受過西方教育的敘利亞知識分子吸引到埃及。后者出版可使埃及人熟悉法國和英國的自由主義的、科學的思潮的報刊雜志。同時，象形文字的解釋、博物館的建立、埃及學的發展，促進了埃及人對埃及古代歷史的認識，促使埃及人對埃及的成就感到自豪。這種初期的民族主義由于西方對埃及的不斷增長的支配而被進一步喚起。這種支配是強加的，因為伊斯梅爾在歐洲貨幣市場上借貸大筆的錢，導致了破產并最終導致了外來的軍事干涉和統治。在伊斯梅爾統治的16年間，長期借款從300萬英鎊上升到680o萬英鎊。這筆錢大部分用于建設性項目，但同時，埃及正遭到被恰當地稱作"金融騙子"的人的無情掠奪。埃及人同土耳其人一樣，不習慣于無恥的國際金融家的欺騙，受到殘忍的剝削。例如，在建造亞歷山大港時，英國承包人多收費80%左右。貸款通常的利息為6％或7%，然而，提供給各處的埃及人時，利息在12%至27%之間。

到1876年，伊斯梅爾已破產，不得不接受一個國際的"公債委員會"。這一機構努力使所有的債務得到迅速的償付，但是，埃及在這過程中被榨盡血汗。1877年的總收入達9543000英鎊，其中7473000英鎊必須用于償還債務，另外一部分錢必須用來履行固定的義務，如每年向蘇丹交納的貢金。只有10o萬英鎊多一點的錢留作國家的行政管理之用，這筆錢顯然是不夠的。

在這些情況下，一次民族主義的起義于1882年在埃及軍官艾哈邁德·阿拉比的領導下爆發。這次起義一方面是反對外國對埃及事務的干涉，一方面是反對埃及總督與壟斷了軍隊和官僚機構中的所有高級職位的土耳其寡頭政治集團。在亞歷山大出現一些騷亂和傷亡之后，英國先后邀請法國和意大利來共同干涉起義。干涉的目的顯然是為了支持埃及總督反對起義者。當英國的提議遭到拒絕時，英國開始獨自行動。一支英國艦隊于1882年7月炮擊亞歷山大要塞，兩個月后，一支遠征軍在埃及登陸，擊敗阿拉比。

當時，首相格萊斯頓宣稱，無限期占領"與陛下的政府的所有原則和觀點是絕對地不相符的"。但是，陛下即維多利亞女王本人卻持有不同的意見。幾個月后，她寫道："女王極力希望，有人能說沒有什么可束縛或妨礙我們在埃及的行動；我們必須一勞永逸地牢牢控制住埃及。"正是這種觀點占了上風。遠征軍留下成為占領軍。埃及名義上仍然是土耳其的一個省，但英國這時在各個方面——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控制了埃及。

這些事件自然在埃及激起強烈的仇外情緒，但是，它們針對的與其說是土耳其人，不如說是西方人。當時，只有少數基督教阿拉伯領袖希望擺脫君士坦丁堡。穆斯林群眾基本上仍然是冷漠的，而少數有政治覺悟的穆斯林想要的只不過是奧斯曼帝國結構內的自治。

隨著1908年青年土耳其黨的起義，這一愿望看來會得到滿足。阿拉伯人同帝國的其他民族一樣，熱情歡迎這一起義。敘利亞的一位傳教士對民眾的喜悅作了如下報道："穆斯林的普遍的聲音是，'現在，我們都是兄弟，我們能平平安安過日子。今后，我們將僅僅作為奧斯曼人而互相認識。自由萬歲！軍隊萬歲！蘇丹萬歲！'這似乎好得叫人難以相信，我們這里數星期來，外國人和敘利亞人一樣，似乎生活在一場夢中。黃金時代似乎正開始出現。"

這種開端證明是虛假的。青年土耳其黨領袖很快就采取嚴厲的土耳其化的措施，不顧一切地試圖團結整個帝國來反對外來的軍事侵略和內部的民族主義者的顛覆。阿拉伯人蒙巴爾干基督教徒那樣，對這種抑制不滿。1908年，貝魯特的一家報紙厲害地評論道；

幾天前，只有一個哈米德，

而現在，有了一千個左右的阿卜杜勒。

然而，大多數阿拉伯人仍渴望自治而不是渴望獨立。例如，在巴黎的穆斯林阿拉伯學生于1909年11月14日建立了一個秘密團體，稱為"青年阿拉伯協會"，其更為人所熟知的名字是al－fatat（青年），它在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中起了領導作用。它的目標是要在以奧匈帝國的方式成立的土耳其和阿拉伯兩種族的奧斯曼帝國的范圍內實現阿拉伯自治。1913年10月，另一秘密的阿拉伯團體"盟約"在伊斯坦布爾成立。其成員大多是奧斯曼軍隊中的阿拉伯軍官，其綱領幾乎與巴黎那個團體的綱領完全相同。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大多數阿拉伯人的情結就是如上所述。然后，青年土耳其黨領袖作出與同盟國共命運的決定，一下子改變了形勢，加速了一系列事件的連鎖反應；這些事件終至成為1916年反對長達數世紀之久的土耳其統治的阿拉伯大起義。

應該提到，埃及以西的北非地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已受到歐洲的直接統治。遠在16世紀，土耳其人已將他們的統治擴展到除遙遠的摩洛哥之外的這些地區。如果根據諸如"中東"和"遠東"之類的西方流行的用法，注意到穆斯林稱摩洛哥為"al-maghrib al-opa"即"遠西"，相反地稱北非剩下的地區——的黎波里塔尼亞、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為"al-maghrib"即"西方"，那是很有趣的。在大約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土耳其人從君士坦丁堡派出總督，直接統治了上述三個地區。然后，當奧斯曼力量衰落時，這些遙遠的地區隨著世襲王朝的出現而成為完全自治的，不過它們繼續承認土耳其蘇丹的宗主權，并在需要時提供海軍部隊。

北非這些政權的黃金時期是在16和17世紀，那時，他們在地中海劫掠基督教船舶。但是，到18世紀時，穆斯林私掠船愈來愈受到歐洲艦隊的不斷增茂的技術優勢的妨礙。從前繁榮的阿爾及爾城的人口急劇地下降，而它的基督教俘虜的人數在1830年法國入侵時也從過去最多時期30000名下降到僅僅100名。

法國入侵的主要目的是用一個軍事勝利來支撐查理十世的搖搖欲墜的王位。軟弱的土耳其軍隊被輕易地擊潰，但是，法國君主仍然在此后不久被廢黜。他的后繼者路易·菲力普經過一番躊躇之后，決定保持新獲得的北非屬地。這就使平定土著阿爾及利亞人的長期的、殘忍的戰役成為必需，因為阿爾及利亞人比為數不多的土耳其駐軍進行了猛烈得多的反抗。一旦法國人在阿爾及利亞安身下來，他們將自己的控制擴展到兩邊的國家就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他們于1881年和1912年先后接管了突尼斯和摩洛哥。在每種情況下，這一個過程涉及到的與其說是軍事力量，不如說是外交手腕，這與先前在阿爾及利亞的較粗暴的做法完全不同。法國新獲得的國家享有的不是被征服地的地位，而是法律上的保護國的地位；這意味著法國的控制是間接的，不過，不是那么非決定性的。最后，歐洲對阿拉伯北非的猛攻于1911年隨著意大利對的黎波里塔尼亞的入侵而結束。正如在阿爾及利亞一樣，土耳其駐軍被輕易地擊敗，但是，在意大利統治牢固地確立以前，需要對土著抵抗力量進行長期的斗爭。

四、波斯人

當這些事件在阿拉伯世界發生時，同樣重要的發展正在鄰近的波斯出現。我們在第三章中已看到，17世紀初葉，波斯在沙·阿拔斯一世統治下達到的偉大的頂點可與奧斯曼帝國在蘇里曼一世統治下達到的偉大的頂點相比。然后，波斯陷入軟弱無能、默默無聞的狀態，經歷了又與土耳其人的衰落相似的衰落。波斯也未曾遇到過讓外界影響使沉悶的氣氛變得活躍的拿破侖遠征、活動范圍廣闊的敘利亞商人和大量的外國傳教士。因而，1887至1888年居留在波斯的一位英國學者在那里發現了早救世紀已在西方消失的一種類型的世界：

……氣氛是中世紀的：政治和進步幾乎無人提及，談話多半是圍繞神秘主義、玄學和宗教；最熱烈爭論的政治問題是那些與我們時代第七世紀的先知穆罕默德的繼承人有關的問題；官方雜志的偶然出現僅僅喚起人們對外界事務的沒精打來的興趣…；在基爾曼，每星期一次的郵車維持著與外部世界的通訊。

然而，大約正是在19世紀后期的這一時候，波斯開始明顯地受到無所不在的西方的影響。這種影響的根源和性質通常與在土耳其人中間的影響的根源和性質相似。最初是試圖借用西方的軍事技術，這轉而又需要更大的中央集權和一個新的官僚機構。傳統的穆斯林宗教學校（即madaris）顯然不能提供可以充當新官僚機構的官員的畢業生，更不用說提供可以充當新軍隊的軍官的畢業生了。因此，學生們給派到國外，而種種西方式的新學校在波斯得到建立。漸漸地，出現一批知識分子，他們對西方的物質進步印象很深，希望把西方的制度和習慣做法引進自己的祖國。

19世紀后期，由于西方的不斷加強的經濟入侵和剝削，這一小批知識分子能在城市里喚起群眾的相當的支持。早在1828年，俄國人就已獲得與后來強加于中國的領事裁判權相似的治外法權。歐洲大部分強國迅速地仿效俄國交替自己的國民弄到特別權利。波斯國王為了增加供他們恣意揮霍的資金，愿意將壟斷特許權授予外國人；這一點促進了上述過程。波斯卡扎爾王朝最能干的一位統治者是納綏爾丁國王，1848至1896年在位。然而，甚至他也發現，要為他在國外的花費很大的旅行籌措資金，就必需允許外國人開設銀行、發行鈔票、敷設鐵路和享有出售煙草及其他商品的專利權。1896年，這位波斯國王遭暗殺，表明人們對這些做法極為反感。這一暗殺沒有解決什么問題，因為繼任的統治者不大能干，同樣地奢侈，并樂于將自己的國家出賣給出價最高的人。

到1905年，波斯的形勢就是如此；那時，先后傳來了俄國在滿洲遭到失敗和俄國內部出現巨大的革命高潮的消息。由于相當數量的波斯學生在俄國的大學里上學、數量大得多的波斯工人受雇于外高加索的油田和工廠，這些富有戲劇性的發展對波斯產生重要的影響。1910年，駐圣彼得堡的波斯領事估計，每年有不少于20萬的農業季節工人轉入俄國。這些勞工不可避免地受到震撼當代俄國工人階級的那些革命運動的影響。因而，1905年的激動人心的事件不僅在國西方侵犯而驚恐的波斯宗教領袖中間引起了反應，而且在波斯的許多工人和知識分子中間引起了反應。

一陣罷工和騷亂的浪潮席卷波斯，直到波斯國王于1906年7月同意免去他的不得人心的首相的職務、召集一次國民議會即波斯議會為止。第一屆波斯議會于1906年10月在德黑蘭召開，制訂了一個自由主義的憲法，波斯國王在兩個月后即他臨死前簽署了這一憲法。新的統治者、反動的穆罕默德·阿里國王決定廢止這一憲法，但是，他有已覺醒的大眾要由他照管。近代以來，波斯第一次正在為一個有真正的群眾追隨者的改革運動所震撼。由于在外國人手下蒙受的恥辱和遭受的剝削，這一運動是強烈地民族主義的、反西方的。一個消息靈通的英國觀察者對波斯改革者的動機因素和目的作了如下描述：

正是在他們認識到他們的國家被國外人看不起、他們的利益以微不足道的價錢被出賣、他們的宗教和他們作為一個民族的獨立存在均遭到毀滅的威脅時，他們開始要求參與國家的政府。歐洲的許多記者和其他作家嘲笑一個波斯議會的思想，幾乎在每一頁上象這么多的鸚鵝一樣重復著"喜歌劇"這個詞。……然而，波斯人已自覺地在為他們作為一個民族的真正的存在而戰斗，在這意義上，這個民眾的式符合憲法的政黨可以被非常恰當地稱作"民族主義者"。……實質上，正是這個愛國的政黨代表著進步、自由、寬容，尤其是代表著民族獨立和"波斯人的波斯"。

因而，改革者們采取西方的政治策略和口號，不顧一切地努力反抗西方的侵略。但是，他們的努力是注定要失敗的，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這一時期中，維持現狀的勢力太強大了。沙皇時代的俄國國明顯的原因而堅決地反對改革者，并堅定地支持波斯國王反對波斯議會。英國有矛盾心理：對溫和的改革者有好感，可是，不贊成革命的或反王朝的活動。如果這兩個強國互相牽制，改革者原可能有一個經過努力獲得成功的機會。但是，當俄國和英國締結1907年的協議時，這一微弱的可能性消失了。協議條款之一指定波斯的北部和中部為俄國的勢力范圍，波斯的東南部為英國的勢力范圍，介于它們之間的地區為中立的緩沖地帶（見第二十章第一節）。不用說，關于這些安排，俄、英兩國沒有同波斯人協商過。在1907年10月2日一期《笨拙報》上發表的一幅漫畫恰當地表現了波斯人的反應。畫上描繪英國獅子和俄國熊正在粗暴地對待它們之間的一頭不幸的波斯貓，獅子在說："你能玩弄它的腦袋，我能玩弄它的尾巴，我們兩個都能撫摩它的腰背部，"而可憐的貓呻吟著說："我不記得你們和我商量過這件事。"

貓的確進行過勇敢的戰斗，但是完全無用。當時，波斯的主要軍事力量是由俄國人訓練和指揮的哥薩克旅。1908年6月，這支軍隊按照波斯國王的命令，解散波斯議會，擊潰它在德黑蘭的支持者。但是，第二年，巴赫蒂亞里部落民向德黑蘭進軍，占領首都，廢黜波斯國王，讓他的12歲的兒子繼位。這時，波斯的真正統治者——波斯議會邀請美國財政顧問w·摩根·舒斯特前來幫助補救經濟創傷。舒斯特組織了一支國庫憲兵隊去收集賦稅，并部署了一系列廣泛的改革，但是，他激起了有影響的波斯人和俄國人的對抗。后者要求驅逐舒斯特，經過一次力量的顯示之后，于1911年11月迫使波斯議會解除舒斯特的職務。第二月，波斯議會突然被解散，從那時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為止，波斯幾乎一直為俄國所支配。

第十五章　印度

印度是一個巨大的非西方社會，不僅受到西方武器的進攻和打擊，而且為西方武器所蹂躪和徹底地征服，不僅為西方武器所征服，而且在那以后為西方行政官員所統治。……因而，印度與西方相處的經歷比中國或土耳其與西方相處的經歷更痛苦、更恥辱，比俄國或日本與西方相處的經歷要痛苦、恥辱得多；然而，正因為這一原因，印度與西方的關系也密切得多。……我們西方的鐵很可能更深地進入印度的靈魂。

阿諾德·j.湯因比

在英國人到來以前，印度已一次又一次地為雅利安人、希臘人、西徐亞人、土耳其人和莫臥兒人所侵略。這些侵入者都給這塊巨大的次大陸留下了自己的印記，在不同程度上促進了印度的傳統社會的發展。英國人的歷史作用是分裂并改造了這一傳統社會。其他侵入者主要造成社會頂層的變化，但英國人的影響下至村莊一級都能感覺到。英國人與前者之間的這一差別的原因可以在英國社會的能動的、擴張的性質中找到，這種性質逐漸破壞了比較靜止的、自給自足的印度社會。要了解侵入和改造的這一過程，首先必需研究傳統的印度社會的性質。然后，我們將考察英國的影響的性質和印度對這種影響的反應。

一、印度的傳統社會

在工業前時代，傳統的印度社會的基本單位與包括歐洲在內的世界其余大部分地區一樣，是村莊。在村莊內部，關系重要的不是個人，而是聯合家庭和種姓。這種組織的集體形式不僅是社會穩定的根源，也是民族衰弱的根源。對家庭、種牲和村莊的忠誠是主要原因，這種忠誠阻止了民族精神的形成。

按古老的風俗，土地被認為是君主的財產；君主有權利領取全部產品中的一部分或這部分的等價物。這構成田賦，田賦是國家歲入的主要來源，也是耕種者的主要負擔。交納給國家的產品份額因時期而不同：從六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甚或一半。通常，以村莊為單位的集體負責以產品或貨幣來交納田賦。在印度的某些地區，由于根據每個家庭的勞動者人數定期重新分配土地，維持了一種大致上的平等。除了這種習慣做法外，農民只要交納他的一份賦稅，就擁有使用土地的世襲權利。

運輸工具和交通工具是原始的，因此，村莊往往會在經濟上和社會上變得自給自足。每個村莊都有自己的陶工、木匠、鐵匠、書記員、村鎮牧人、祭司和教師及永遠存在的占星術家。陶工用陶輪生產農民所需要的簡單器皿；木匠建造、修理建筑物和犁；鐵匠制造斧子和其他必需的工具；書記員處理法律文件，寫出不同村莊的人們之間互通的信件；村鎮收入白天放牛，晚上把牛還給各所有人；祭司和教師常常由同一人兼任；占星術家為播種、收割、婚姻和其他重要的事情指明吉祥的時間。這些工匠和專門家以近似物物交換的方式為他們的村莊服務。他們提供服務的報酬是從耕作家庭得到谷物或從村里得到供他們自己使用的免稅土地。這些職業和職責的世襲的、傳統的劃分由種姓等級制度打上了義務性的標記。

村莊的政治結構由一個每年經選舉產生的五人以上的地方自治會構成，今日稱作鄉村自治委員會（即panchayat,"pancha"的意思是"五"）。鄉村自治委員會通常由種姓首領和村里長者組成；他們定期開會，來執行地方審判、收集賦稅、讓村里的井、道路和灌溉系統得到修理、設法使工匠和其他專門職業者得到供養、殷勤地招待穿過村莊的旅行者并給他們提供向導。除了交納田賦和滿足對強迫勞動的不定期的需求外，村莊與外界沒有什么交往。農業和手工業的結合使得每個村莊除少數必需品如鹽和鐵之外，基本上不依賴印度的其余地區。因而，印度原有的城市就性質而言是非工業的。相反，它們是宗教中心如貝拿勒斯、布里和阿拉哈巴德，是政治中心如浦那、坦焦爾和德里，或者是商業中心如位于從印度中部到孟加拉的商人路線上的米爾扎布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