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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俄國和歐洲之間的關系基本上是由歐洲的經濟、技術優勢決定的一樣，俄國和亞洲之間的關系由俄國的優勢決定。由于這一優勢的緣故，乃至18世紀的俄國已能制服西伯利亞的部落民，向東擴張到太平洋。但是，在東南部，俄國人由于強大的、人口稠密的中國帝國而停止前進，不得不接受了把他們限制在阿穆爾河以北地區的尼布楚條約（1689年）。

18、19世紀期間，俄國人重新向東面和南面推進，獲得阿拉斯加、阿穆爾河流域和中亞，從而完成了他們的帝國。阿拉斯加的獲得只不過是較早時期橫越西伯利亞、向較空寂的地區推進的一個繼續。但是，在阿穆爾河流域，俄國人戰勝了中國帝國，在中亞，他們把自己的統治強加于古老的穆斯林開國。這些成功之所以能取得，是因為俄國在技術上穩步前進。這種進步同西方相比是不充分的——實際上是從西方得到的——不過它足以使俄國人在與東亞的中國人和中亞的穆斯林交往時占有決定性的優勢。因此，俄國人繼續擴展他們的帝國疆界，直至受到那些技術方面不相上下或占優勢的勢力的阻擋為止——那些勢力也就是在阿拉斯加的美國人、在印度和波斯的英國人以及在滿洲的日本人。

阿拉斯加俄國人向阿拉斯加的推進是在彼得大帝統治期間開始進行的。這位西方化的沙皇對遠東和對歐洲一樣感興趣，因此，他挑選丹麥血統的海軍軍官、維圖斯·白令船長率領一支探險隊前往美洲大陸。彼得的指示簡明、扼要，這也是他作指示的一個特點。

在堪察加或其他某一地方建造一、二條裝甲板的船。駕著這些船沿北去的海岸航行；這條海岸的界限尚不清楚，看來象是美洲海岸的一部分。要確定它在哪里與美洲相也要航行到在歐洲人管轄之下的某一居留地，如果遇到歐洲船，要向它了解這海岸的名稱，記錄下來，登陸，獲取詳細的情報，畫一張地圖，把它帶到這里來。

白令于1728年和1740年進行了兩次探險。他沒有解決西伯利亞和美洲是否在陸上相連的問題，因為他先東航越過白令海，然后才抵達至今還帶有他名字的、把兩個大陸分隔開的海峽。但是，白令和他的同事確踏勘了阿留申群島，而且在阿拉斯加海岸登陸。俄國商人為有利可圖的海獺皮貿易所吸引，緊跟在探險者后面。商人們首先剝削阿留申群島的島民，然后沿阿拉斯加海岸建立貿易站。1799年，各種私營貿易公司聯合組成俄美公司。俄國在阿拉斯加的杰出領導人是亞歷山大·巴拉諾夫，他積極地、獨斷獨行地指揮各種活動達派年。他的主要問題是要把糧食從西伯利亞運過世界上風暴和霧最多的一個海洋。因此，巴拉諾夫派遠征隊沿著美洲海岸去建立能在那里為阿拉斯加的貿易站種植新鮮糧食的殖民地。1811年11月，俄國人在圣弗朗西斯科以北的俄羅斯河旁設立羅斯堡，到1819年，他們已在美洲海岸建立了19塊殖民地。

這一擴張導致俄國與西班牙和美國的不和。實際上，俄國人在太平洋西北部的存在明顯地有助于1823年門羅主義的發表。最后，俄國人決定放棄他們在美洲占有的土地。皮毛貿易的衰落使俄美公司瀕于破產。俄國人擔心阿拉斯加太遙遠了，他們無法保護它不受美國擴張主義的侵害。他們預料自己遲早會失去這一地區，就于1867年以70o萬美元的價格把它賣給了美國，也就是說每英畝土地的價格不到2分錢。

阿穆爾河流域其時，俄國人在北美洲的活動重新引起俄國人對阿穆爾河流域的興趣。俄國人需要在太平洋有一個出口作為向他們的美洲殖民地供應物資的基地。他們的確有了鄂霍茨克港，但這是完全不夠的，因為這港口每年一直冰凍到6月，而且幾乎不斷地被霧籠罩。此外，這港口瀕臨一條淺河，河內有危險的沙堤阻塞河口。因而，俄國人文重新以渴望的目光前寬闊的、可通航的阿穆爾河看，因為1689年的尼布楚條約已將他們從這條河那里逐走。

俄國人的興趣由于中、英之間1839至1842年的所謂的鴉片戰爭而得到進一步的促進（見第十六章第一節）。作為戰爭的結果，英國并吞了香港，并在長江流域有了極大的勢力。俄國人這時決心在阿穆爾河流域定居，以免英國人下一步獲得對阿穆爾河河口的控制，從而堵住他們通往太平洋的天然出口。在僅僅10年的時間里，俄國人實現了他們在這一極其重要的地區的所有目標。他們取得成功的一個原因是年青購民古拉·穆拉維約夫伯爵的野心和干勁，他于1847年38歲時被任命為東西伯利亞總督。另一原因是中國的軟弱，那時的中國與17世紀中將俄國人從阿穆爾河流域逐走的強大帝國相比，只是一個空殼子。

穆拉維約夫伯爵擁有總督的廣泛權力，但是，他仍越權派遣從事探險的遠征隊把俄國旗幟插到外國土地上。他手下的一名軍官、來維爾斯科伊船長（后來的海軍上將）在堪察加半島建立了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要塞，在攆走薩哈林島上的日本移民后，踏勘并占領了該島，使汽船在阿穆爾河下水，鼓勵俄國殖民者定居阿穆爾河流域，并沿阿穆爾河河口和朝鮮邊界之間的海岸建立了許多貿易站。對一個巨大地區的這種侵入的顯著特點是僅使用了少量的人。東維爾斯科伊只有其船上的全體船員可由他支配，因此，他派6個人守衛一個貿易站，派7個人守衛另一貿易站。再各派8個人守衛其他兩個貿易越。由于整個地區是一片中國人對它只有模糊的宗主權、沒有任何控制的無人地帶，這種小規模的行動是可行的。實際上，中國朝廷完全不知道俄國的做法，是俄國政府自己于1851年5月把所發生的事通知了中國人。

5年后，也就是1856年，戰事再一次在中國和英國之間爆發。中國人又遭慘敗，不得不因天津條約（1858年）而向西方商人開放更多的港口和作其他的讓步。穆拉維約夫抓住這一機會警告中國人注意英國人控制阿穆爾河的危險，并提議俄、中兩國共同防守這一地區。結果是訂立璦琿條約（1858年）；根據這一條約，俄國獲得阿穆爾河的至烏蘇里江為止的左岸，此外，俄國和中國對阿穆爾河的直到大海為止的兩岸行使共同的主權。

穆拉維約夫這時仔細地勘探了新贏得的地區，發現由于阿穆爾河下游區的冰的形成情況，控制該河的兩岸對航行方面的目的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他還在朝鮮邊界附近的海岸發現了一個極好的港灣。他不顧璦琿條約的規定，在那里建立了一個城市（1860年），用意深長地把它取名為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東方的王后。當時，中國已卷入與西方強國的進一步的糾紛中，1860年，北京被英、法聯軍占領。俄國駐北京的公使尼古拉·伊格納蒂夫伯爵作為調解人提供了幫助，成功地使同盟國在不太煩苛的條件下撤離首都。作為對這一幫助的報酬，中國政府心甘情愿地議訂了北京條約（1860年），把阿穆爾河的從烏蘇里江直到大海為止的兩岸以及從阿穆爾河河口到朝鮮邊界的整個沿海地區給了俄國。隨著贏得這些新的遼闊的（存在到今天的）邊遠地區，俄國在遠東的擴張開始停止。這種擴張直到別世紀初才又重新開始，因為20世紀初，沙皇尼古拉二世試圖向南侵入朝鮮和滿洲，從而加速與日本的一場災難性的戰爭。

中亞在此期間，俄國人也正在侵入中亞，不過，他們向這一地區的推進是直到19世紀第二個25年時才開始的。之所以會耽擱，在某種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可與北方有利可圖的皮毛貿易相比的經濟刺激。但是，還有其他一些原因：中亞的氣候和植被全然不同于俄國人所習慣的氣候和植被。緊靠著西伯利亞南部的是居住著哈薩克游牧民的草原區。再往南去，是大沙漠，上面點綴著供養了布哈拉、希瓦和浩罕這些古老的穆斯林汗國的肥沃綠洲。19世紀末葉以前，這些汗國在軍事上比分散的西伯利亞部落強大得多，能夠一直避免與俄國人親近。實際上，俄國人為了擋住游牧民對其西伯利亞居留地的襲擊，已在18世紀期間從奧倫堡到鄂木斯克修筑了一系列防御工事。

在1824至1854年的30年間，俄國人征服了直到錫爾河的哈薩克草原，從而首次進入中亞。他們希望錫爾河充當一條永久的天然邊界，但情況證明并非如此。遠離首都、渴求榮譽和晉升的地方指揮官野心勃勃，時常通過造成既成事實來迫使政府有所行動。擄掠集團的經常性的騷擾也致使俄國人不顧圣彼得堡的疑慮和英國的抗議，進一步奮力前進。甚至英國政治家寇松勛爵也承認："由于缺乏實際的障礙，由于所面臨的敵人對生命的統治是劫掠，而且他們除了失敗外不懂得外交上的邏輯，所以，俄國正象地球理應要繞太陽轉一樣，不得不前進。"

中亞穆斯林文明的傳說中的中心，一個又一個地陷入正在前進中的俄國人之手——塔什干于1865年陷落，布哈拉手1868年陷落，希瓦于1873年陷落，格奧克-杰彼于1881年陷落，梅爾夫于1884年陷落。這些猛烈的推進使在印度的英國人大為驚恐，遂戰爭的危機和謠言一再發生。然而，這一世紀是在沒有公開沖突的情況下過去的，主要原因在于英、俄相隔的距離非常遙遠、運輸工具又十分有限。英、俄之間的斗爭不是圍繞武器的較量，而是圍繞控制介于它們之間的國家、尤其是波斯和阿富汗而進行的。

俄國的統治大大地改變了中亞，不過程度上仍不及美國的統治對印度的改變。在積極方面，俄國人廢除了普遍的奴隸制度和奴隸貿易，僅僅在撒馬爾罕及其附近地方就解放了10，000名奴隸。俄國人還鋪筑鐵路，其中著名的是奧倫堡-塔什干鐵路線，它幫助俄國人進行征服和實現現代化。由于廉價的運輸和俄國紡織工業的不斷增長的需要，棉花栽培有了驚人的增長。1884年，在俄國人的倡議下，有300俄畝土地（1俄畝=2.7英畝）用于種棉花；到1899年，棉花的種植面積已猛增到90000俄畝。俄國人還引進某些土地改革，包括減少農民的稅和農民對國家及地主所須履行的義務勞動。

另一方面，由于俄國人有計劃地征用哈薩克人的放牧地，牲畜的數目減少，并出現普遍的饑荒。俄國人沒有為土著的教育做什么事，把這一工作幾乎完全留給了穆斯林的毛拉。在其他諸如法院系統和地方政府之類的領域，他們不及在印度的英國人活躍。最后結果是，在給中亞和沙皇帝國的其他地區一樣帶來許多變化的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前，眾多的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土庫曼人、烏茲別克人和塔吉克人并沒有因俄國人的到來而受到什么影響。盡管有了鐵路建設和棉花栽培的傳播，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還是生活在為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的障壁所分隔的不同世界里。

滿洲19世紀90年代，俄國的興趣從中亞轉移到遠東。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正慢慢地接近完成，為俄國的經濟擴張和政治擴張提供了新的機會。新任命的財政大臣塞奇·維特伯爵向沙皇亞歷山大三世呈遞了一份報告（1892年11月6日），他在報告中說，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線將代替蘇伊士運河、成為前往中國的主要商人路線。他預見到俄國將處于亞洲和西方世界之間的仲裁人的地位，主張建立中俄聯盟作為實現上述地位的最好手段。

1895年中日戰爭的爆發（見第十六章第一節）為維特所贊成的聯盟鋪平了道路。中國又輕易地被打敗，再三懇求英國和美國進行調解。英、美兩國的拒絕迫使中國接受馬關條約（1895年4月17日）；根據條約，中國割讓臺灣、澎湖列島及遼東半島給日本。但是，俄國這時與德國和法國一起進行干涉，迫使日本人歸還遼東半島。

這一幫助給中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年，中國人心甘情愿地與俄國簽訂一個秘密條約。該條約規定在日本侵略的情況下相互援助，而且還將建造穿過滿洲、直抵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東鐵路的特許權授予一家共同的中俄銀行。這家銀行名義上是一個私營公司，但實際上卻為俄國政府所擁有、歸俄國政府管理。到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時，它已在滿洲敷設了總長為1596哩的鐵路。

1898年，為了對包括戰略港口旅順在內的遼東半島進行為期25年的租借，俄國跟中國談判；隨后，俄國開始了在遠東的下一步推進。兩年后，俄國人利用伴隨義和團起義而來的動亂占領了整個滿洲地區。俄國這種穩步的侵占使日本人驚恐，因為日本人對亞洲大陸有他們自己的野心。日本人不能獨力阻擋俄國人，所以決定通過獲得同盟國來加強自己的力量。1902年1月30日，他們與英國締結軍事聯盟（詳見第十六章第八節）；這一后盾增強了日本人的力量，他們決心向俄國進行清算。1903年7月，日本人提議，俄國應該承認日本在朝鮮的"占優勢的利益"，作為回報，他們將承認俄國在滿洲鐵路事業方面的"特殊利益"。

對日本人的這一提議，俄國人的意見有分歧。財政大臣維特伯爵贊成接受提議，因為他感興趣的是經濟侵入而不是帶有戰爭危險的政治并吞。但是，有影響的俄國冒險家們在朝鮮北部有巨大的木材租借地，希望能使自己的政府專心一意地促進他們的個人財富。俄國軍界由于他們在旅順港的現有基地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間的漫長距離，想在朝鮮沿海一帶獲得一個基地。俄國某些政治家因為擔心國內不斷高漲的革命浪潮，贊成以一次"小小的勝利的戰爭"充當民眾騷動的避雷針。無疑，在他們的心目中，或者說在軍人的心目中，俄國將在與日本的戰爭中取勝。事實上，他們輕蔑地稱日本人為"馬卡基"即"小猴子"，而且他們還認真地辯論一個俄國士兵是否抵得上一個半甚至二個日本士兵。

這批冒險家、軍國主義者和政治家獨行其是，設法免去維特的職務，實際拒絕了日本人的提議。由于有與英國的聯盟作保障，再加上擔心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即將竣工，日本人迅速、果斷地發動了攻擊。1904年2月5日，日本人停止談判，三天后，他們未經正式宣戰就進攻在旅順港的俄國艦隊。

日俄戰爭在隨后的戰役中，日本的大衛始終擊敗俄國的歌利亞。由于俄國軍隊在離歐洲俄國的工業中心數千里遠的地方作戰，橫貫西伯利亞的單軌鐵路完全不能滿足他們的供應需要。在戰爭的第一階段，日本人包圍了旅順港，經過148天的圍攻，于1904年12月19日占領了這座要塞。第二階段由在滿洲平原上的一系列戰役構成。日本人在這些戰役中也獲得了勝利，把俄國人趕到沈陽以北。然而，這些戰役并不是決定性的，因為俄國軍隊仍未受損，而且還隨著交通的改善而得到增援和加強。但是在海上，日本人贏得了一個導致和平談判開始的壓倒的勝利。由于令人難以置信的目光短淺，俄國人把他們的經過倉促整修的波羅的海艦隊派往日本；這支艦隊沿著歐洲和非洲的整個西海岸往下航行，繞過好望角，然后穿過印度洋，向北沿東亞海岸駛向日本——航行的距離相當于地球圓周的三分之二以上。1905年5月27日，俄國艦隊終于到達日本和朝鮮之間的對馬海峽。它立刻遭到在數量和實力上均占優勢的日本艦隊的攻擊。實際上，短短幾小時內，所有俄國艦船就被擊沉或捕獲，而日本人僅僅失去幾艘驅逐艦。

由于這一毀滅，特別是由于戰爭在國內很不得人心、1905年革命已經開始，俄國人準備討論和平。日本人也需要和平談判，因為盡管他們贏得了勝利，但他們的貧乏的資源已因戰爭負擔而被濫用。1905年9月5日，樸次茅斯和約被簽訂；根據和約，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最高的政治利益、軍事利益和經濟利益"，放棄在滿洲的所有優惠減讓或獨家特許權，并將薩哈林島南部割給日本、把遼東半島的租借權轉與日本。

如此，日本人阻擋了俄國在遠東的擴張。直到40年后，也就是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到慘敗時，俄國才能夠恢復在樸次茅斯和約中失去的領土。不過，俄國在1905年僅被迫放棄了數平方哩的邊緣地區。它仍然象今天那樣，是一個巨大的亞洲強國，擁有包括西伯利亞的廣闊區域和中亞的沙漠地帶的領土。因此，在所有歐洲強國中，只有俄國如今擁有一條穿過亞洲中心——從黃海邊的朝鮮到黑海沿岸的土耳其——的邊界。在歐洲強國中，只有俄國如今在亞洲之內朝外看，而不是象西方強國那樣，僅留有如澳門和香港之類的帝國殘余物。對我們自己的時代來說，這就是從葉爾馬克越過烏拉爾山脈到日、俄兩國在滿洲平原上交戰這三個世紀中俄國陸上擴張的意義。

四、第一次俄國革命和結果1905-1914年

當日俄戰爭在遠東打響時，革命正在戰線后面的俄國內部傳播開來。革命的根源可以在農民、城市工人和中產階級的長期的不滿中找到。這種不滿由于與日本的戰爭而更趨嚴重，因為與日本的戰爭一開始就不得人心，在遭受一連串失敗后愈來愈如此。最后，發生了1905年1月22日的所謂的"流血星期日"——這一事件提供了使第一次俄國革命爆發的火星。

在那個重大的星期日，由數千人組成的一大群人平靜地朝圣彼得堡的冬宮行進，這是一次獨特的示威，實際上是一支宗教隊伍，以教士喬治·加邦神父為首，后面跟隨帶著圣像、唱著俄國贊美詩、手無寸鐵的男人、婦女和兒童。他們的情愿包括恭敬地請求實現諸如代議制議會、免費教育、八小時工作日、漲工資和較好的工作條件之類的改革。如果當時抄皇或其代表接受請愿、答應予以仔細的考慮，那么人群本來很可能會平靜地散去。相反，沙皇的叔父莫名其妙地命令是家禁衛軍向聚集的群眾開槍。75至1，000人被槍殺，200至2，000人受傷。傷亡數字之所以會有這么大的差異，是因為某些目擊者僅報告了星期日的傷亡人數，而騷亂在首都又繼續了兩天。

無緣無故的大屠殺在全國激起猛烈的反應。向來愛好和平的加邦神父的感情的迸發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在流血星期日傍晚的一飲演講中宣稱：

親愛的親兄弟們，帝國士兵的槍彈已毀掉了我們對沙皇的信任。讓我們向他和他的整個家族報仇。向他的所有大臣和俄國土地上的所有剝削者報仇。去吧，去劫掠帝國宮殿！所有殺死我們無辜的妻子和兒女的士兵和軍官、所有的暴君、俄國人民的所有的壓迫者，我要用教士的詛咒懲罰你們。

流血星期日無可挽救地打碎了這么許多俄國人歷來所珍愛的沙皇的仁慈的"小父親"的形象。整個帝國的公民轉而反對沙皇政權，使1905年俄國大革命突然發生。這一初步的大動亂在帝國政府能夠再宣稱自己的權力以前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在1905年1月至10月之間，是革命浪潮興起的階段。所有的階級和勢力都起來反對獨裁政府：諸從屬民族要求自治，農民搶劫莊園主的住宅、奪取地產，城市工人組織地方議會即蘇維埃進行革命活動，各地的大學生走出教室，黑海艦隊的水兵發動兵變、奪取他們的艦船。世界目睹了整個民族舉行罷工的非凡景象。沙皇除了屈服外別無選擇，因此，他頒布了著名的。十月宣言，（10月30日）。這個宣言讀起來象是政府的一份罪行自供狀。它允諾給予言論、出版和集會的自由，而且還準許俄國有一部憲法和一個民選的國民議會即杜馬。

在1905年10月至1906年1月的革命的第二階段中，起義繼續處于高潮，但是，革命者已不再團結。主要由中產階級分子組成的溫和派接受了《十月宣言》，而包括社會民主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內的激進派要求制憲議會而不是沙皇的大臣來制訂新憲法。為了達到目的，激進派試圖通過組織更多的罷工和騷動來延長革命。然而這時，政府已強大起來。能夠進行回擊。1905年9月5日與日本的樸次茅斯和約的簽訂，使許多軍隊能夠被派回國內去恢復秩序，而從巴黎和倫敦得到的4億美元的適時的貸款大大地加強了搖搖欲墜的沙皇政府。因而，它能夠撲滅12月22日至1月1日在莫斯科猛烈進行的危險的工人起義。其時，溫和派因長期的暴力行為而和激進派疏遠，正轉移到政府一邊。因此，到1906年初，革命浪潮的高峰已經過去。

從1906年1月至7月21日的革命的第三階段，是沙皇政權得到鞏固的階段。政府軍隊追捕緝拿激進派成員和反抗的農民，在有些情況下，還燒毀整個的村莊。5月6日，政府頒布了所謂的《基本法》；按照這一法律，沙皇被宣布為專制君主，對行政部門、軍隊和外交政策保持完全的控制。民選的杜馬可以與上議院一起分享立法權。而它的預算權則受到嚴密限制。杜馬于5月10日開會，拒絕接受《基本法》，并激烈地批評政府。隨即出現了一個僵局；7月21日，沙皇解散杜馬。杜馬的不受束縛的成員以牙還牙，號召國民拒絕納稅，然而，響應是微弱的。事實上，到這時，革命的潮流已經衰退，第一次俄國革命已走完其應走的歷程。

雖然革命失敗了，但它給俄國的歷史進程留下了自己的印記。俄國這時有了一個立憲政體，盡管杜馬是柔弱的。1907年2月，第二屆杜馬經選舉產生，但結果證明它甚至比第一屆杜馬更敢于挑戰。于是，政府大幅度地減少選舉權，使分別于1907年和1912年選舉出來的第三屆和第四屆杜馬變得令人滿意地保守和屈從。不過，專制主義的沙皇獨裁政治確隨著《十月宣言》的頒布而終止；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后，杜馬愈來愈受到人們應有的重視，直到隨著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到來而被掃除為止。

1905年的種種事件之所以重要，還因為它們對俄國的革命經驗和革命傳統作出了貢獻。關于沙皇的"小父親"的觀念已永遠一去不復返了，政治氣候也受到相應的影響.蘇維埃已在一些城市中成立，并已證明了它們作為進行革命活動的機關的價值。誠然，1906年以后，一種平靜似乎降臨，但事實證明這是一種短暫的平靜。例如，舉行罷工的工人人數從1905年的100萬人下降到1908年的9萬人，進而下降到1910年的4，000人。但是，到1912年，罷工人數又上升到100萬人，并在以后兩年中保持在這一水平上。然后，所有的沖突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突然停止。但是，由于在前線所遭到的災難性的失敗，新的暴風云聚集起來，沙皇政權進入了它再也未能擺脫的一個新的動亂時期。因此，1905年的俄國革命作為震撼世界的1917年革命的一次彩排而惹人注目。

五、結論

19世紀的俄國呈現了這樣一個不發達國家的悲慘景象：它試圖使自己現代化，但僅獲得不充分的成果，產生破壞性的影響。現代化的偉大倡導者是1892至1903年的財政大臣塞奇·維特伯爵。他曾在1900年8月給沙皇的一份報告中，告誡沙皇注意迅速工業化的需要，他當時所說的話與25年后斯大林說的話驚人地相似：

國際競爭并不等待我們。如果我們不采取有力的、決定性的措施以便使我們的工業能在以后數十年間滿足俄國以及處于我們的影響之下——或者應該在我們的影響之下——的亞洲國家的需要，那么，正在迅速發展中的外國工業就會突破我們的關稅壁壘，在我們的祖國和以上提到的亞洲國家中立足，并深深地扎根于我們的經濟。…我們的經濟上的落后也可能導致政治和文化上的落后。

維特不顧一切地試圖實現他所想望的工業化。他采用金本位制，給予某些工業以津貼，給外國資本家以特許權，在國外募集大量貸款，并設立很高的保護關稅。俄國工業在這些刺激下確取得了良好進展，但整個國家與西方相比仍明顯地、令人痛苦地落后。1897年1月的統計數字揭示了人們所熟悉的所有不發達的癥狀——文盲率高、嬰兒死亡率高、按人口計算的公路和鐵路的哩數很低、農業生產率和工業生產率也同樣地低。

俄國不僅是落后的，而且正在進一步落后于西方各國。例如，它的經濟增長率盡管在20世紀初突然上升，但仍趕不上德國的經濟增長率。俄國愈是試圖迎頭趕上，便愈是落后。同樣使人驚恐的是，俄國社會多數成員從根本上反對維特的工業化綱領。不僅心懷不滿的工人是如此，農民和土地貴族也是如此，因為農民承擔了工業化的大部分費用，而土地貴族生來就希望保持其傳統的土地制度、憎恨上升中的資本家，無論他們是本國的還是外國的。

因而，維特成為沙皇的一個政治包袱，于1903年8月被免職。他的免職使沙皇俄國的致命的困境顯得更為突出——一方面渴望工業化的西方的物質成就，另一方面從根本上偏愛本國的農民傳統。關于這一矛盾的結果，有位高級官員在1914年2月準備的、關于與德國的戰爭的含意的一份備忘錄中作了描述。他強調了俄國工業的"未發達的狀況"、國家"對于外國工業的過于巨大的依賴"、"技術的落后"和"戰略鐵路網的不充分"。他下結論說，戰爭將象在1905年那樣帶來失敗，而失敗又將通過被喚醒的群眾而帶來革命。

立法制度和知識分子反對黨在人民的眼中缺乏真正的權威，將無力阻擋由他們自己喚起的民眾的潮流，俄國將被拋入無法預見其結局的沒有希望的混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