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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傳統的儒家文明

我幸福，因為我是人，而不是動物；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中國人，而不是蠻族人；我幸福，因為我生活在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洛陽。

邵雍（新儒教徒，1011～1077）

漢朝最終由隋、唐繼承，使中國文明繼續沿著傳統的道路發展，這種情況與羅馬帝國崩潰后西方所發生的獨特變化形成鮮明對照（見第十一章第三節）。隨后1000年，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偉大的黃金時代。早在漢代，中國已成功地趕上歐亞大陸其他文明，而現在，即中世紀時期，中國則突飛猛進，仍是世界上最富饒、人口最多、在許多方面文化最先進的國家。

從6世紀隋朝重新統一中國，到16世紀西方人開始由水路侵入中國，這1000年是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空前穩定的時期。但似乎有悖常理的是，這種穩定性既是好事，又是壞事。說它是好事，是因為在這1000年中，中國社會比世界其他任何社會，向更多的人提供了更多的物質保障和心理上的安全感。說它是壞事，是因為正是這種成就和舒適，使中國雖不是絕對靜止，但卻相應地保持不變。然而，在這同時，如下章所述，西方由于技術發展早、經濟繁榮以及社會、政治等多種因素，正在發生著變化。而所有這些形成一種推動力，最終導致世界性霸權。結果，極為穩定而又保守的中國社會，被西方的不可阻擋的擴張主義弄得四分五裂。但這一點不應抹殺：整整1000年，中國文明以其頑強的生命力和對人類遺產的巨大貢獻，始終居世界領先地位。

一、隋朝統一中國

隋朝（589-618年）在中國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同大約早八個世紀的秦朝一樣。兩者都在經歷長期的混亂之后，重新統一了中國，然后，都為中國的發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但是，在這過程中，它們都沉重地壓迫人民，都遭到了眾多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反抗，以致都幾乎是其創立者一死便崩潰。

秦朝統治者的偉大貢獻是：統一全中國，修建公路和開挖運民修筑長城，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擴大并鞏固疆土。隋朝統治者的成就與此非常相似，且同樣窮極民力財力。他們重建部分失修的萬里長城，開挖后被稱為"大運河"的龐大的運河系統的主要河段。這一大運河滿足了將已成為全國經濟中心的長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連接起來的迫切需要，但為此付出的財產和生命的代價是十分昂貴的。后來，一位中國作家評論道：此項工程的發起者隋煬帝"雖使他的朝代縮短了許多年，但給子孫萬代卻帶來莫大的好處。他雖實行暴政，但其統治將被認為具有不朽的功績"。

拓疆擴土的一系列戰爭，同樣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這些戰爭使帝國的疆域擴大到包括臺灣、印度支那的安南和占婆以及西北部的甘肅在內的地區。但是，征服朝鮮最北部領土的企圖卻慘遭失敗；當時的朝鮮分成三個王國。連續四次入侵，都被不屈不撓的朝鮮軍擊退。于是，不滿的士兵發動兵變；而全國各地的農民，也因賦稅過重而起來造反。隋煬帝逃到南方，618年被暗殺。幾個覬覦王位者隨后展開爭奪，獲勝者建立了唐朝，唐朝被中國和西方許多歷史學家稱為最輝煌的朝代。

二、大唐帝國

唐朝最明顯的特點是帝國擴張。通過一系列大的戰役，它的疆域甚至超過漢朝。唐朝在中亞建立了中國的宗主權，控制整個塔里木盆地，并越過帕米爾高原，控制奧克蘇斯河流域各國，以及個阿富汗印度河上游地區。另外，南部的西藏、西北的蒙古、東北的朝鮮和滿洲等廣大地區，這時也被迫承認中國的宗主權。當時世界上，只有中東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帝國能與之匹敵。中國人的勝利，不應完全歸于其優越的物質力量，下面這段東突厥人關于他們與大唐帝國的關系的敘述明顯地說明了這一點：

送來黃金、白銀、小米和絲綢的中國人，總喜歡使用奉承話，隨意處置其日漸減少的財富。他們用奉承話和其日漸減少的財富來引誘居住在遙遠地區的民族，使這些民族更接近他們……由于顯要人物"王子"和人民之間關系不融洽，由于中國人陰險、狡猾、詭計多端，由于兄弟們樂意接受于他們彼此間不利的勸告，引起顯要人物和人民之間的沖突，中國人使突厥人古老的王國土崩瓦解，使守法的可汗滅亡。貴族的兒子成為中國人的農奴，純潔的女兒變成了奴隸。

國內重建了強大的中央政府，使對外征服成為可能。如前所述（第十章第五節），漢朝被強有力的地方家族所削服這些地方家族積聚起巨大的、自給自足的、免稅的大地產，在這上面建造堡壘式的莊園，成功地與中央政權相對抗。佛寺的出現促進了國家的分裂，這些佛寺因擁有廣闊的、其面積不斷增長的土地，也向帝國政府提出了挑戰。

解決這一政治分裂的方法，在改朝換代間的幾個世紀中逐漸形成，并由隋、唐官僚加以完善。它由"均田制"組成，即：中央政府分給每個強壯的農民大約19英畝土地。這并不是去剝奪大家族所占有的土地，而是通過其他途徑獲得土地，如開墾戰爭期間被荒廢的土地。此外，只有自由農民得到政府的贈與地，而且實際上，并非他們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土地。然而，"均田制"的確對削弱大家族的控制、加強唐朝統治有所幫助。它一度中止了半封建的大地產的增長。它也增加了國家稅收，因為雖然擁有政治權力的大地主不需要交稅，但廣大小農卻要納稅。此外，農民們還得接受軍事訓練，組成一支常備軍，從而加強了帝國政府的軍事地位。

唐朝還通過發展一支能管理全國的精干的官僚隊伍，來鞏固帝國政權。前隋朝恢復了漢朝的在全國競爭性考試的基礎上選拔官吏的制度。唐朝根據儒家的基本信條——征召有才能的人較之西方典型的、進行法律和制度方面的改革，能更好地解決國家的種種問題——繼承并發展了這一制度。這一制度完全形成后，由在一連串復雜的儀式中舉行的一系列考試組成。首先是地方和縣城的考試，每兩、三年舉行一次。大約有8％的考生能通過地方考試，參加幾星期后的縣城考試。有幸通過考試的人（約一半考生）有資格擔任較小的官職，并可進一步參加省城的鄉試；鄉試每三年舉行一次，成功者有權參加在京城舉行的會試。只有6%的人能通過這一"籬笆"，有資格擔任較高的官職。這些人中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通過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最高一級的殿試，被吸收為中國最高貴的學術團體——翰林院的成員；史官和其他職掌文學的高級官員都是從翰林院中選拔出來的。

最初的考試完全是綜合性的，著重強調儒家經典著作，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教學和政治時事等。漸漸地，這些考試集中于文體和儒家正統觀念。最后給果是形成一種制度：從理論上說，官職之門向一切有才之上敞開，但實際上卻有利于那些有足夠財力進行多年的學習和準備的階層。這并不意味著，統治中國的是世襲貴族階層，相反，是一個由學者組成的統治集團即文人學士集團，他們為中國提供了一種贏得歐洲人敬佩的有效穩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這一制度，扼制了創造力，培育了順從性。只要中國仍相對地孤立在東亞，它就會繼續提供穩定性和連續性。但是；隨著生氣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轉而起了阻止中國人作出有效的調整和反應的作用；直到1905年最終被徹底廢除為止。

京城設有三個最高管理機構，它們是中書省、門下省和尚書省.中節省直接在皇帝的領導下工作，制定政策；門下省審議中書省的決議，必要時，將決議駁回中書省重新考慮；尚書省負責貫徹執行中書省和門下省的決議。尚書省下設六部：吏部、戶部、兵部、刑部、工部、利部；禮部被授權掌管文職人員的考試。

京城長安是這些及其他一些管理機構的所在地，是一座約100多萬人口的大城市，寬闊的大道縱橫交錯，大道上時常擠滿了波斯人、印度人、猶太人，亞美尼亞人和各種中亞人。他們是作為商人、使節和雇傭軍來到中國的。對外國人來說，除蒙古人的元朝這段短暫的時期外，唐朝比其他任何時期都更加開放。

這種開放在宗教事務上表現得最為明顯。帝國疆土的擴大，陸上海上貿易路線的重新開放，致使外國許多宗教思想和大批傳教士涌入中國，其中佛教的情況尤其如此。佛教最早于漢朝由印度傳入中國（見第七章第三節），漢后王位空缺的混亂時期，開始向官方儒教正式挑戰。在這一動亂時期，儒教日益受到懷疑，因為它對孝道和家庭忠誠的強調，似乎削弱了一個已經衰弱的國家。因此，王位空缺時期，佛教影響迅速增長，唐朝初期，其影響達到頂峰。這一時期在中國歷史上有時被稱為"佛教時期。"

雖然佛教在中國獲得大量的財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在此過程中，它卻完全中國化了，同時還十分有助于新儒學的產生。當時，中國家教信仰十分自由，思想極為開放；因而各佛教宗派逐漸形成。其中著名的是禪宗派，后傳入日本亦稱為"禪宗"。這一宗派強調默坐專念和信賴自己，是唐后唯一繼續朝氣蓬勃、富有理智的教派。中國化的另一特征是，國家試圖按照典型的中國人的觀念——宗教應為國家利益服務，應作為國家精神機構發揮作用一來控制甚至賄賂拉攏寺院和廟宇。

控制的企圖結果失敗了，政府最后采取了徹底的迫害政策。佛教徒強調個人的靈魂得救，而不強調家庭義務的承擔，這與中國人的基本傳統正好相反。僧徒、尼姑與世隔絕，也與中國的傳統背道而馳，被認為是不人道的和反社會的。首先，政府垂涎于寺院在數世紀里積累起來的巨大財產和地產，因而進行了一系列的迫害，使佛教在中國雖不象在印度本上那樣完全消失，但卻遭到了極大的削弱（見第七章第三節）。這種迫害同西方的情況相似，僅限于佛教機構和僧侶，并不包括普通信徒。結果，就中國文明的全面發展而言，佛教的介入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的確，佛教對中國的哲學、玄學、藝術和文學做出了重大貢獻，但它并不象基督教改造了歐洲社會那樣，從總體上改造了中國社會。

最后，應該指出，雖然佛教是當時中國最有影響的外國宗教，但決不是唯一的一個。這塊適應佛教的自由土地也適應其他宗教，魯賓的經歷可清楚地說明這一點。魯賓是一位聶斯脫利派教徒，中國人稱他為阿羅本。他于公元635年到達后朝，受到了皇帝的接見?；实巯铝顚⑺臅g成中文。由于這位使者及其信仰給皇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皇帝頒布了下列敕令：

"道"（一般真理或宗教的道）不僅僅是一個名字。世上圣人不止一個。教義也隨國家的不同而變化，它們給全人類帶來好處。阿羅本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他來自遙遠的大秦（羅馬帝國），從那里帶來了他的偶像與經籍，在我們京城傳播。經檢查我們發現，他的教義深刻而又溫和；經研究我們發現，他的原理著重強調好的、重要的東西。他的說教簡潔，推論合理。這樣的宗教對所有人都有好處，特允許它在我們帝國自由傳播。

在其統治的最后一個半世紀中，唐朝統治者面臨一個王朝衰落時通常遇到的種種問題。帝國開支超過稅收。同樣，人口增長大于土地供給，農民家庭不再能分得小塊土地。"均田制"被破壞，富貴人家再次搜刮農民，擴大其地產。由于稅收制是以人頭稅為基礎，因此，支付不斷增長的帝國開支的捐稅負擔，都落在農民頭上，而這時農民占有的土地正在減少。

政府作出的反應是日漸把人頭稅改為土地稅。這雖使稅收增多，卻無法阻止自由農民人數的下降。這一下降意味著自衛軍和徭役方面的人力資源相應減小。帝國防衛日益依靠外國雇傭軍和邊境地區的"蠻族"部落；這些人遠沒有過去的自衛軍可靠。所以，751年，中國軍隊在南部的云南和中亞的怛邏斯均遭失敗。后一戰役尤為重要，因為它使勝利者穆斯林阿拉伯人能夠讓曾是佛教的最早據點之一的廣大地區，開始皈依伊斯蘭教。

唐朝皇帝又設法繼續維持了一個半世紀的統治，但這是一個形勢不斷惡化的時期。京城不適當的刺激性的奢侈生活，加之連續的干旱和普遍的饑荒，使許多省份發生叛亂。朝廷雖得到了地方軍事首領和邊境地區各"蠻族"部落的援助，但這些人很快就擺脫朝廷的控制，無視皇帝的命令，為爭奪注定滅亡的朝廷的繼承權，相互之間展開了斗爭。結果，907年，一位叛軍首領廢黜了唐朝末代皇帝，洗劫了長安城。此時帝國已四分五裂，開始了為時半個世紀的所謂的"五代"時期。最后，一位有才干的軍事將領重新統一全國，建立了一個新的王朝——宋朝。宋朝同唐朝一樣持續了大約三個世紀（960-1279年）。

應該指出，唐、宋之間僅相隔短短半個世紀的分裂，已成為中國以后歷史的模式。國家再也沒有象在漢朝崩潰以后那樣，經歷長達數世紀的混亂局面。其原因是，自唐朝起，中國文明規模巨大，根深蒂固，不可能形成長期分裂的狀態。如果帝國的統一被西方的多種多樣的變化所取代，或許這一文明會變得更富有革新精神，更具有創造力。這只是歷史上必須加以思索的一個"如果"。但有一點是無可置疑的：中國人自己認為分裂和隨之而來的混亂是反常的、不幸的。有句古話說道："猶如一個天空不能有兩個太陽，中國不能有兩個國家或兩個皇帝。"

三、宋朝的黃金時代

同漢朝和唐朝統治者相比，宋朝皇帝在對外關系方面顯然十分被動。他們并沒有發動大的戰役，恢復帝國在歐亞大陸中心地區的疆土。相反，宋朝第二任皇帝只想從游牧民控制下收復北京和長城之間的領土，但他卻慘遭失敗。他的繼承者便放棄了對這一地區的要求，甚至每年向游牧民"送禮"，這實際上是變相的納貢。因此，宋朝從未收復滿洲的東北領土，也沒收復西北領土；而西北地區可提供到達西方的陸上通道。

這是宋朝一個致命的弱點，它使游牧民入侵十分容易。"送禮"政策實行了一個半世紀，當宋朝皇帝輕率地試圖收復東北領土時，災難降臨了。來自滿洲北部的新入侵者，擊敗了在東北地區居統治地位的游牧民，宋王為之鼓舞，決定收復此地。他利用這一表面上的機會，派兵進入滿洲。結果，非但沒有輕易取勝，反而慘遭失敗，從而導致了中國北部大規模的入侵。宋朝防御土崩瓦解，朝廷只得留在中國中部的長江流域和南方地區。因此，宋朝的后半期，即從1127到1279年被稱為"南宋"。前半期，即960至1127年被稱為"北宋"。

宋朝最初未能收復邊沿諸省，后來又丟失了北半個中國，這遭到中國后來歷史學家的嚴厲譴責。這種批評雖不可否認，但中國文明有許多方面在唐、宋幾個世紀中達到頂峰，這也是事實。文化領域尤其如此。在這幾個世紀中，出現了佛教經文和儒家經典的大百科全書；許多學者撰寫的各朝歷史內容全面；偉大的詩人和藝術家的杰作大批涌現；寫在書卷上的書法藝術同繪畫一樣受到高度評價；精美的瓷器幾乎如玻璃一樣薄，一樣透明；印刷術的發明價值連城，被利用來復印和發行大禮佛經：科學技術取得了至今才得到充分理解的非凡的進展（見第十二章第三節）。

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時期值得注意的是，發生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對整個歐亞大陸有重大的意義。商業革命的根源在于中國經濟的生產率顯著提高。技術的穩步發展提高了傳統工業的產量。同樣，水稻早熟品種的引進，使作物在過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達到一季兩熟，從而促進了農業。此外，宋朝興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擴大了水田灌溉面積。據估計，11至12世紀，水稻產量增加了一倍。

生產率提高使人口的相應增長成為可能，而人口增長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了生產。經濟活動的迅速發展還增加了貿易量。中國首次出現了主要以商業，而不是以行政為中心的大城市。

對外貿易突飛猛進，這一點比國內貿易更為顯著。國漢代起，中國對外貿易的規模已相當大。到了唐朝，尤其是宋朝，對外貿易量遠遠超過以往任何時候。這一貿易迅速發展的基礎，當然是中國前所未有的經濟生產率。航海技術的改進——其中包括指南針，帶有可調中心垂直升降板的平底船，以及代替竹帆的布帆的使用——也很重要。最后，穆斯林商人和水手從事貿易的積極性，也加快了對外貿易的發展；當時，他們是亞洲諸海的偉大創業者。

結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陸路；首次成為中國同外界聯系的主要媒介。當時，中國的經濟居主導地位，這可以由以下事實看出來：中國的出口品大多是制造品，如絲綢、瓷器、書畫等；而進口品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礦石和馬匹等。最后應該指出，宋朝時期，中國人首次大規模從事對外貿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國中間商。因而，宋朝時的中國正朝成為一個海上強國的方向發展。但對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實是，這一潛在的可能從未實現。此外，同樣重要的是，宋朝時的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絲毫未對中國社會生產爆炸性的影響，而西方與此相應的商業革命卻對西方社會生產了爆炸性的影響（見本章第五節）。

四、元朝蒙古人的統治

南宋的統治盡管只限于半個中國，但這半個中國卻格外地安寧、繁榮。與此同時，中國北部則由滿族的一支女真人統治，稱為金。大約1215年，他們請求南宋援助，反對將他們趕出北京的、難以對付的蒙古人。南宋并不知道蒙古人的強大力量，派出擅長打圍攻戰的步兵予以援助。1234年，金朝滅亡，南宋皇帝草率地試圖使中國北部歸他所統治。蒙古人立即入侵中國南部以示報復。自于蒙古人先要占領其他地方，所以戰爭持續了幾十年；但是，1279年，當宋朝末代皇帝死于一次海戰時，宋朝終于滅亡。一個新的蒙古王朝——元朝，從此開始了它的統治，直到1368年。

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中國完全由游牧民統治；這些游牧民并非因早期同帝國的交往兩部分地中國化了。這些蠻族征服者采取的第一個行動是夷平各城市，將新臣民并入傳統的蒙古部落社會。但不久便有人向他們提出功告，說這是不可能的，還有更有利的選擇：

既然你們已征服天下所有地區，贏得四海所有財富，你們自然可以獲得所想要的一切，但是，你們還未將到手的一切組織起來。你們應該向土地和商人征稅，從酒、鹽、鐵以及山區、沼澤地區的產品中獲利。這樣，你們一年就能得到50萬盎司的白銀、8萬匹絲綢和40萬擔糧食。你們怎么能說中國人對你們沒有用呢？

蒙古人聽取了這一勸告，建立了與前中國統治者所建立的基本相同的行政機構。同時，他們還能保持自身的特點，因為游牧生活的經歷使他們在語言、習慣和法律方面與其臣民相分離。他們還有意雇傭許多外國人任職，以與可疑的多數中國人相抗衡。馬可·波羅是外籍官員中最著名的一個，不過多數外籍官員是中亞的穆斯林。

忽必烈將蒙古首都從哈拉和林遷至北京，恭敬地履行傳統的儒家的帝國儀式，基本上變成一個中國皇帝。他還試圖通過免除儒家文人學士納稅的方法，來撫慰他們，但這些文人學士在很大程度上仍與他不和。他們對實際上是在一個國際行政機構中任職的許多外國人不滿，也對蒙古人寬容和庇護各種外國宗教不滿；這些外國宗教包括伊斯蘭教和聶斯脫利教等（見第十四章第四節和第五節）。

蒙古人在中國的統治由于其性質和持續的時間較短，沒有給這個國家留下深刻的印記?？赡苓x擇北京為首都是最持久的一個貢獻。北京位于華北平原，地處西至中亞，東到滿州的交通要沖，至今仍是重要的軍事、經濟和行政中心。因為中國這時是地括歐亞大陸大部分地區的大蒙古帝國的一部分，所以蒙古人的統治還促進了陸上貿易的急劇增長（見第十二章第二節）。紙幣的廣泛使用也促進了商業。宋朝最早使用紙幣，蒙古人予以進一步發展。馬可·波羅一再對使用紙幣表示驚訝，正如他的同伴，一位意大利商人在下面這段話中所說的那樣：國庫，以其紙幣作為交換?！眠@種錢你可輕易買到絲綢和你想要買的其他任何商品，這個國家所有的人都須接收這種紙幣。你不用再為你買的商品付較高的價格，因為你的錢是紙做的。

有才干的忽必烈死于1294年，終年80歲，繼位的是他的孫子、同樣具有才干的鐵穆耳。但鐵穆耳死的很早，他之后的大汗們軟弱無能，終日沉湎于宮廷生活。朝廷內爆發了自相殘殺的斗爭，而更為嚴重的是，黃河時常泛濫，使華北普遍遭受饑荒。大多數省份紛紛爆發起義，只因起義領袖間的競爭，才使蒙古人的統治能維持這么長久。最后，一位能干的平民結束了這種混亂局面。他象漢朝創立者一樣，在危機時期憑借天賦的才干，抓住機會，揭竿而起，成為"天子"。于是，1368年建立了中國人的明朝，且一直統治到1644年。

五、明朝的民族優越感及后撤

從推翻蒙古人的統治到共和國的出現，明（1368－1644年）、清（1644-1912年）兩代統治了中國500多年。這幾個世紀構成了人類歷史上行政管理井然有序、社會生活安寧穩定的一個偉大時期。出現這一空前持久穩定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一種被稱為"新儒學"的新的儒家玄學占據了絕對統治地位。這種儒家思想的復興，主要發生在唐朝滅亡后的混亂時期；當時的時代所需要的東西顯然超出死記硬背儒家經典的范圍。因此，許多學者著手徹底地重新評價人類和宇宙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