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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人的勝利，特別是雅典海軍的勝利，也促進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因為劃船投入戰斗的劃手都是無財力將自己裝備成重甲步兵的公民，所以，城市貧民這時在軍事上所起的作用甚至比有財產的重甲步兵還要重大。這自然加強了民主政治運動的發展。民主政治在伯里克利時期（公元前461－429年）達到最高潮。

伯里克利雖然出身貴族，但是一個熱心誠摯的民主主義者；他將權力轉移到由全體男性公民組成的公民大會手中。公民大會是處理雅典事務的最高權力機構。它一年召開40次例會，如果需要的話，還召開臨時會議；不僅解決一般政策問題，而且還為政府在外交、軍事和財政等一切領域的活動作出詳細決定。伯里克利還規定大部分公職實行薪給制，使貧民有可能擔任公職。另外，他還建立許多由陪審團作最后決定的民眾法庭，陪審法官由抽簽產生，所有公民都可擔任。因而，伯里克利在悼念公元前431年因與斯巴達人作戰而倒下的雅典英雄的葬禮演說中，完全有理由自豪地宣稱：

我們的政體并不與其他人的制度相敵對。我們不模仿我們的鄰人，但我們是他們的榜樣。我們的政體確可以稱為民主政體，因為行政權不是掌在少數人手里，而是握在多數人手中。當法律對所有的人都一視同仁、公正地調解人們的私人爭端時，民主政體的優越性也就得到確認。一個公民只要有任何長處，他就會受到提拔，擔任公職；這是作為對他優點的獎賞，跟特權是兩碼事。貧窮也不再是障礙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國家，不管他的境況有多黯淡。

雅典在希波戰爭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導致其最終建立起雅典霸權，而斯巴達由于其固定不變的經濟和經常受到希洛人起義的威脅，仍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雅典帶頭聯合愛琴海各島及小亞細亞各希臘城邦組成一個同盟；因同盟總部原先設于提洛島上，故稱提洛同盟，同盟的宗旨是防備波斯人有可能進一步發動的進攻，以確保盟邦的共同安全。原則上各盟邦地位平等，召開全盟例會時，每一加盟城邦各只有一票表決權。但實際上，從一開始起，便由雅典派出將軍，掌握行政領導權；沒有戰艦或不愿提供戰艦的盟邦須向雅典交納貢金。雅典還逐漸加緊對入盟各邦的控制：同盟金庫從提洛移至雅典；雅典鑄幣成為共同的交換媒介物；入盟各邦不得退盟。因而，到公元前450年，同盟已變成了一個帝國，用歐里庇得茲的話來說，雅典的權力已從愛奧尼亞"向外擴大到大西洋"。

雅典的帝國主義是比較開明、仁慈的，從以下事實中可以看出來：雅典的大部分盟邦一直對雅典保持忠誠，直到后來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真正結束為止；而且，當它們真的發動叛亂時，煽動反叛的都是些主張寡頭政治的不同政見者，因為廣大人民通常并不認為雅典的公民大會是壓迫者，相反，把它看作是反對他們本國壓迫者的保護人。不過，由于雅典不斷向外擴張，并引起了斯巴達的恐懼；因而，公元前431年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大概是不可避免的。

一方是海上強國，另一方是陸上強國，戰爭連綿十年之久。斯巴達軍隊雖然年年攻掠阿提卡，但未能突破連接雅典和大海的長城，也不能保證后繼物資的供給。而雅典人一方，由于公元前429年遭受到禍害嚴重的大瘟疫，人口死去近一半，連伯里克利也罹疾而死，所以，只能胡亂地攻擊伯羅奔尼撒沿岸一帶。公元前415年，雅典決定派艦隊遠征西西里，切斷斯巴達的糧食供給，結果以慘敗告終。修昔底德寫道："艦隊和軍隊統統從地球表面消滅掉，什么也未能保全下來。"于是，雅典盟邦紛紛叛離，斯巴達人終于擊毀長城；而雅典于公元前4o4年因受到圍困、饑餓逼迫，只好宣布投降。雅典僅保留了一個城邦的地位，艦隊和帝國統統喪失，甚至連其自我標榜的民主政治也因得勝的斯巴達強加一個短命的貴族寡頭政權而失去。

這場毀滅性戰爭的結果，使整個希臘世界陷入民窮財盡的困境，而存在的問題一個也沒得到解決。斯巴達專橫跋扈，底比斯和雅典為求相互保護而結成新的聯盟。公元前371年，底比斯人使斯巴達人蒙受200年來第一次軍事上的慘敗，并在以后十年里稱霸希臘本土；僅緊接著，血腥的相互爭斗又一次盛行，各城邦再一次吞沒在由不斷變動的聯盟和小規模的戰爭所造成的一片混亂之中。這一混亂階段的存在使外來強國得以征服希臘和用暴力統一希臘。公元前335年，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在喀羅尼亞大敗底比斯和雅典聯軍。他剝奪了希臘各城邦的大部分自治權，但是，還未來得及進一步實行東侵的計劃，便于公元前336年遇刺身亡。他的繼承人是他那世界聞名的兒子——亞歷山大大帝。

古典時代結束了，希臘化時代即將開始。在論述希臘化時代之前，我們先停下來考察一下古典時代的文明；一般認為，古典時代的文明是人類智慧和精神的一個偉大勝利。

三、古典時代的文明

"伯里克利的黃金時代"、"希臘的奇跡"、"希臘的光榮"——這是人們提到5世紀希臘文明時通常所用的一些夸張的說法。

我們以后會看到這一文明有它的缺點，不過，那些過分的贊揚是可以理解的，大半是應得的。這是為什么呢？希臘"天才"的基礎又是什么呢？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認為，這里所說的天才不是字面意義上所指的天才；因為遷移到巴爾干半島南部的印歐人不會恰好在遺傳方面優于那些移居中東、印度或西歐的印歐人。所以，只有將希臘人的歷史發展與定居歐亞其他地區的印歐人的歷史發展作一比較，才能找到答案。

比較的結果，對希臘人的非凡成就提出了兩點解釋。首先，希臘人住的地方離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最早的文明中心很近，能夠從后者最早的成就中得到好處，但是，還沒有近到不能保持自己的特點的地步。實際上，希波戰爭的主要意義就在于，戰爭的結果使希臘人能同時做上述這兩件不相容的事而雙收其利。

城邦的出現并持久地存在，是促成希臘人取得成就的第二個因素，因為城邦為文化繁榮提供了必需的制度上的保證。應該指出，城邦制并不是希臘人獨有的制度。例如，在印度，處于較早發展階段的雅利安移民也在某些地區建立過相當于城邦的組織。約公元前302年希臘塞琉西王國派往華氏城的大使麥加斯梯尼曾承認，在他當過大使的孔雀帝國有一些"自由城市"。但是，這些自由城市最后都給并入開始控制印度半島的地方君主國。只有希臘人能保持他們的城邦達數世紀之久。

一個原因是，希臘地區山巒重疊，不能提供建立地區性帝國所需的地理政治基礎（見本章第一節）。另一原因是，希臘多數城邦都享有直接通達大海的便利，使它們不僅在智力方面受到外來促進，而且能維持并發展自己的經濟。確實，希臘人為各自為政的城邦付出了沉重代價：城邦間彼此征戰不休，最終導致外部世界強加的統一，先來自馬其頓，后來自羅馬。但是，作為回報，他們在各自的城邦內享受到好幾個世紀的自由；而這，似乎至少是希臘5世紀迸發出巨大創造力的先決條件。

古典希臘文明不是原始文明。它和其他所有的文明一樣，大量借用過去的文明——如中東文明。不過，希臘人所借用的，無論是埃及的藝術形式還是美索不達米亞的教學和天文學，都烙上了希臘人所獨有的智慧的特征。這些特征歸結起來，就是虛心、好奇多思、渴求學習、富有常識。希臘人常到國外去旅行，在這一方面，連其他民族中的商人、士兵、殖民者和旅行者都相形見絀；旅行時，他們總是保持著懷疑的精神、批判的眼光。他們探究一切事物，將所有的問題都搬到理性的審判臺前加以考察。柏拉圖在《辯訴篇》中寫道，蘇格拉底主張，凡是為一個人自己的理智所宣判為錯誤的東西，就不應該去想、不應該去做，哪怕受到當權者或任何法庭的強迫，也要不惜任何代價予以抵制——"……未受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蘇格拉底還指出了自由辯論對社會的重要性。他在受審時為自己性命所作的申辯就是以這一觀點為基礎。他說：

現在，雅典人，我要爭辯，可不象你們想的那樣，為我自己的緣故，而是為了你們。……因為你們要是殺死我的話，就不易找到另一個象我這樣的人；假如允許我用一個可笑的比喻，我就象一只牛虻，總是整天地、到處地釘住你們不放，喚醒你們、說服你們、指責你們。……我要讓你們知道，要是殺死象我這樣的人，那么，對你們自己的損害將超過對我的殘害。

這種不受束縛的自由思想是希臘人所獨有的，至少就其普遍和強烈的程度而言是如此。世俗的人生觀也是希臘人所獨有的；他們堅信，人活著，最主要的事是完滿地表現此時此地人的個性。理性主義和現世主義相結合，使希臘人能夠自由地、富有想象力地思考有關人類和社會的各種問題，并在偉大的文學、哲學和藝術創作中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他們的作品至今仍引人注目、有重大意義。

希臘人這些獨有的特點在他們的宗教思想和習俗中清楚地反映出來。希臘人把他們的神看作實際上是和他們自己很相似的，區別僅在于神更有力量、更長壽、更美麗。由于信奉這樣的神，希臘人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由熟悉的、可以理解的力量統治的世界里，因而感到無憂無慮、安適自在。希臘人和諸神的關系實質上是一種平等交換的關系；他們祈禱和獻祭的目的，是指望諸神能對他們表示好意。正如希羅多德所說，這種宗教關系是通過"普通的神龕和祭品"而不是通過教會組織和共同的宗教信仰來維系的。盡管荷馬的《伊利亞特》和赫西奧德的《神譜》概述了當時流行的宗教思想，但希臘宗教從未系統地提出過共同的宗教教義或編出一部宗教經典。拿希臘宗教與美索不達米亞人的宗教相對比，希臘宗教的這一特點顯得非常明顯。據美索不達米亞人對事物起源的解釋，人類是主神特地創造出來、為諸神建造廟宇和奉獻祭品的。因而，建造廟宇和奉獻祭品等責任實際上也就構成人類存在的理由。這與公元前6世紀希臘哲學家色諾芬尼的觀念是多么不同。他說：

人認為，神也是生出來的，會說話，有形體，穿戴和人相同。如果牛、馬或獅子也跟人一樣，有手，能用手畫畫，能從事藝術活動，那么，馬會把神的模樣畫得象馬，午會把神的模樣畫得象牛，每一種動物都會把神的身體描繪得跟自己一樣。埃塞俄比亞人說，他們的神是黑皮膚、扁鼻子；色雷斯人說，他們的神是藍眼睛、紅頭發。

古典希臘的宗教是城邦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因而滲透到城部生活的每一方面。它解釋了物質世界、日常獻祭活動和各種社會制度，也是激起詩人和藝術家創作靈感的一個主要源泉。每一座希臘廟宇都是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中心。有許多人專從事于發展某種特殊的技藝，多少是出于偶然的緣故。最先成為有技術的醫生的那些奇跡創造者，就是在科斯島上在崇拜傳說中的醫神埃斯科技庇俄斯的活動中成長起來的。著名的希波克拉底是其中最杰出的一個。他寫的醫學論文極度客觀，他對每一病例的診斷都以客觀觀察為根據，避免將疾病的起因或治療與巫術混為一談。在論及"圣"病羊癎瘋時，他寫道："我覺得，這種被稱為圣病的疾病并不比其他任何疾病更神圣。它和其他疾病一樣，有自然的原因。人們之所以認為它神圣，是因為他們不了解它。……實際上，所有事物在這方面全一樣，都有前因可找。"

同樣，演員是在崇拜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活動中成長起來的。他們先是演戲似地表演崇拜酒神的祭儀，進而漸漸地創作出意義深遠的悲劇和令人捧腹大笑的喜劇。這種文藝只有在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才能發展起來，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雅典城每逢宗教節日，便由國家出錢上演劇本，并組織公民集體觀看。雅典戲劇發展的平衡和正常狀態應歸于劇作者與觀眾的密切聯系。埃斯庫羅斯在取得薩拉米斯戰役勝利的公民面前上演他根據該戰役所改編的《波斯人》一劇。索福克勒斯在他的悲劇中常常提到諸神，可是他主要關心的不是宗教問題，而是各式各樣的人——高尚而可欽佩的人、面臨自己所不能駕馭的力量的人、作惡多端的人、受到嚴厲懲罰的人。俄狄浦斯面臨大難時勇于受苦的英雄主義就是索福克勒斯所創作的悲劇的實質，它多少揭示了人生的意義，提出了所有人共同面臨的一些問題。

如果說索福克勒斯對傳統的宗教很不感興趣，那么歐里庇得斯則是持積極懷疑的態度。他毫不留情地刻劃諸神的缺點，諷刺那些相信神出人高明的人。他長于批評，是個一心一意為那些不受歡迎的事業而奮斗的戰士。他支持奴隸和外國人的權利，極力主張婦女解放，抨擊對戰爭的頌揚。阿里斯托芬就更是如此，他的喜劇充滿對社會的譏諷。他本人是個向往美好的舊時代的保守主義者，所以他嘲笑民主派的領袖和政策。在《呂西斯忒拉忒》一劇中，他描述了一群婦女，因被沒完沒了的殺戮嚇壞了，拒絕和他們的丈夫同房，直到他們放棄戰爭為止。在《騎士》一劇里，阿里斯托芬通過一個將軍試圖勸服一個賣香腸的人去奪取民主派的領袖克里昂的職位，嘲諷了民主制度。

賣香腸的人：請告訴我，象我，一個賣香腸的人，怎樣才能成為那樣的大人物？

將軍：這是世上最容易的事。你已經具備一切應有的條件：卑賤的出身，受過在市場中買賣的鍛煉，蠻橫無禮。

賣香腸的人：我想我還不夠格。

將軍：不夠格？看來你似乎有一顆非常好的良心。你父親是一位紳士嗎？

賣香腸的人：老天爺作證，不是的！全家老小都是無賴。

將軍：幸運兒！你要擔任公職的話，已有一個多么好的開端啊！

賣香腸的人：可我幾乎不識字。

將軍：唯一麻煩的就在于你什么都知道。適于做人民領袖的不是那些有學問的人，或者誠實的人，而是那些無知而卑鄙的人。千萬不要錯過這個絕好機會。

希臘藝術也是城邦文明獨特的產物。由于神廟成為城邦文化非宗教和宗教的核心，藝術和建筑在神廟上得到最高度的表現。這些神廟是受人尊崇的男女保護神的住處，如雅典衛城的圣地帕臺濃神廟就是為雅典娜女神建造的。雕刻是建筑的侍女，諸神的廟堂均用雕刻加以裝飾。雕刻大師如菲迪亞斯和普拉克西特利斯不僅在神廟的墻壁和三角墻上進行雕刻，而且也為神廟內部塑造雕像。他們的作品與后來的羅馬雕刻的現實主義大不相同，帶有綜合性，即只是強調表規模型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一個個模型照搬。談到希臘雕刻；也不應忽視希臘硬幣，它們為這一時代的雕刻提供了一些最好的例子。總之，希臘的一切藝術都體現了希臘人平衡、和諧和中庸的基本思想。若將帕臺濃神廟與埃及的金字塔、美索不達米亞的塔廟，或者比較原始的希臘雕像和那時以前中東各族的浮夸的雕塑品作一比較，這一點就顯得更加明顯。

同樣的對比也明顯地存在于哲學思辨中。在世界的本質這一問題上，公元前6世紀小亞細亞沿海的愛奧尼亞的理性主義哲學家首先起來向傳統的超自然的解釋挑戰。他們提出了"世界究竟是由什么組成的"這一根本問題。泰勒斯推測萬物始源于水，因為液體、固體和蒸汽都是水的存在形式。赫拉克利特認為萬物的始基是火，因為火非常活躍，能轉變成萬物。阿那克西米尼主張氣為萬物的始基。他論證說，氣稀薄化，便成為火；氣逐漸凝聚就決策成為風、云、水、土、石頭。據現代科學看來，這些觀點似乎是樸素的，但重要的是，他們不求神的幫助，是通過自由地運用理性來提出問題、尋找答案。這一時期的希臘人還以同樣方式采用了埃及人和美索不達米亞人在天文學方面的觀測資料，并將其中的占星術成份加以清除；而且，后者的仍處于經驗主義階段的數學知識，他們也汲取了，并加以發展，使其具有很有條理的邏輯結構。

約公元前5世紀中葉，隨希臘社會的情況日漸復雜，哲學家們將他們的注意中心從物質世界轉移到人和有關人的各種問題上。就智者派而言，尤其如此。其最杰出的代言人是普羅塔哥拉。他有一句名言："人是萬物的尺度"；他說這句話的意思是，一切事物皆因人的需要而異，所以，世界上決沒有絕對真理可言。對人的強調使智者派遣責奴隸制度和戰爭，并支持民眾的大部分事業。但另一方面，又有許多希臘人，特別是那些保守派，對智者派的相對主義很顧忌，擔心它會危及社會秩序和道德。蘇格拉底是保守派的主要代表。當時腐敗的政治和沒有任何明確的生活準則使他深為憂慮。他永無休止地和朋友們談話，發展起一套辯證科學，即用一問一答的方式考查一切已有見解，直至確立普遍公認的真理。他堅持認為，用這種方法可以發現有關絕對真理、絕對善或絕對美的觀念，而這些觀念與成為個人放縱不羈、公共道德敗壞之借口的智者派的相對主義大不相同，將為個人行為提供永久性的指導。

蘇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圖（公元前427－374年）出身貴族，他和他的朋友們引雅典為自豪，可對雅典人民并不信任。當雅典民主政體判處蘇格拉底死刑時，這種不信任加深而為仇恨。因此，柏拉圖的目標是要實現一個既能維持貴族特權、又可為貧苦階級接受的社會。他的"理想國"把人分為四等：護國者、哲學家、士兵和勞動群眾。這種等級劃分是永久的；柏拉圖用一則神話即"高尚的謊言"作為其理論根據，這則神話說，這四個等級是神用金、銀、銅、鐵四種金屬創造出來的。柏拉圖曾希望敘拉古的統治者能接受他的學說，付諸實踐，以實現他的政治理想，但未能如愿，他只好回到雅典，繪一批批弟子講學，達40年之久。他教導弟子們說，世界上存在的每一樣事物都是相應的理念的不完善的摹本，所以，整個現實世界是完善的理念世界的不完善的摹本。柏拉圖認為，善不是變動不盡的現實世界的知識，而是真實的理念世界的知識。

這一歷史時期的另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是亞里土多德（公元前384-322年）。他開始時是柏拉圖的弟子，但是，老師去世后，他創辦了萊森學院。亞里士多德是一個收集者和理性主義者，而不是一個神秘主義者；是一位邏輯學家和科學家，而不是一位哲學家。他為了創立自己的學說，汲取了所有各方面的知識涉及的知識領域之廣泛，可以說，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他的卓越貢獻主要在邏輯學、物理學、生物學和人文學科諸領域，他實際上是這些學科的創始人。作為一個偉大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他尋求自然界和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的秩序。他認為，整個自然界，最低級的是礦物，位于礦物之上的是植物，位于植物之上的是動物，人類處于最高級。他將人類社會的各個階級與自然界的各個等級相對應，從而證明，人類劃分為天生的主人和天生的奴隸是天經地義的。他說：

有些人生來就注定應該服從，另有些人生來就注定應該統治；……戰爭的藝術是一門關于獲取的自然藝術，因為它包括狩獵；是一門用來對付野獸和那些生來應該受統治、卻不愿服從的人的藝術。這種戰爭當然是正義的。

論述古典希臘不能不提到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他們敘述了他們那個時代各種激動人心的事件，并在敘述過程中，創立了一種新的文學類型——歷史。希羅多德早先生活在曾淪于波斯人統治下的小亞細亞的希臘人中間，以后來到使波斯人遭到破天荒的慘敗的雅典。希羅多德把雅典人的這一重大勝利歸因于他們的民主政體，所以，他的《歷史》一書是最早謳歌民主政體的一篇偉大的領辭。這部作品隱含的意思可以用他贊同的某希臘人的幾句話來說明。那位希臘人在對波斯國王談及自己的同胞時說：'雖然他們是自由人，但并非在各個方面都是自由的；法律是他們的主人，他們畏懼這位主人甚于你的臣民害怕你。法律規定他們做什么，他們就做什么；法律的條文始終如一。法律禁止他們臨戰逃脫，不管遇到的敵人有多少；要求他們作戰時堅如磐石，或者戰勝敵人，或者死于敵手。"

與希羅多德不同，修音底德撰寫的歷史是記述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在這場戰爭中，雅典經過27年的苦戰，最后屈膝投降了。希羅多德頌揚了雅典的勝利和榮耀，而修昔底德則分析了雅典的失敗和苦難。毫無疑問，修昔底德是同情雅典的；他曾任雅典將軍，領導過雅典軍隊。但是，他堅決抑制自己的情感，為自己提出這樣一個任務：實事求是地弄清這場災難的原因。雖然他從未用過社會科學一詞，不過，他的某些話實際上已表明，他正在試圖創造一門社會科學。他寫道：

關于戰爭事件的敘述，我確定了一個原則，不要偶然聽到一個故事就寫下來，甚至也不單憑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為根據；我所描述的事件，或是我親自看見的，或是我從親自看見這些事情的人那里聽到后，經過我仔細考核過了的。就是這樣，真理還是不容易發現的：不同的目擊者對于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說法，因為他們或者偏袒這一邊，或者偏袒那一邊，或者由于記憶的不完全。我這部歷史著作很可能讀起來不引人入勝，因為書中缺少虛構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過去所發生的事件和將來也會發生的類似的事件（因為人性總是人性）的人，認為我的著作還有一點益處的話，那么，我就心滿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眾一時的嗜好，而是想垂諸永遠的。

在描述了希臘人在如此眾多領域里的非凡成就之后，按照通常的做法，須指出他們的一些缺點。這就是，婦女的社會地位很低；奴隸們受到剝削；雖然奴隸和客籍民即居留的外邦人構成居民的大多數，但他們絕無雅典公民權。所有這些情況都是真實的，但無關大局。評價古典希臘，應該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而不應該依據現在的做法，或者更糟，按照烏托邦的標準。

在公民權這一問題上，雅典人和其他所有希臘人一樣，認為他們自己是一個大家庭，只有同一血統的人才能成為公民，外邦人居留時間再長也不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客籍民都是自愿前來的移民，只要他們愿意，隨時可以離開，但許多人還是長期地居住在雅典，為收養他們的這座城市慷慨地貢獻自己的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對雅典的滿意和忠誠。同樣，奴隸制度盡管造成許多不好的后果（本章最后一書將予以分析），但并沒有象通常所設想的那樣廣泛。絕大多數公民——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公民——沒有奴隸，靠當農民、工匠、店主或水手謀生。常有人說，普通雅典人因有奴隸來養活，能夠整天看戲、擔任公職、討論哲學和政治，這是不符合實際的。

評價古典希臘，不應看它哪些沒做到，而應看它做了些什么。如果這條標準可以確立，那么古典希臘的貢獻及其歷史意義也就極其明顯而突出。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體的理論和實踐，多種形式的藝術、文學和哲學思想，對個人自由和個人責任心的強調——所有這些構成了希臘留給人類的光輝遺產。

四、希臘化時代，公元前336-31年

亞歷山大大帝征服以后，古典希臘文化普及整個中東，形成一個新文明；希臘化時代一詞就來源于這一新文明（見第七章第三節）。公元前336年，亞歷山大繼承其父親腓力二世的王位后，首先嚴厲地鎮壓了底比斯的反抗，使其他希臘城邦只好默認他的統治；接著，于公元前334年，他率領馬其頓士兵向東方的波斯人發動進攻。渡過赫勒斯滂海峽后，首先侵占小亞細亞，然后攻占敘利亞、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公元前330年，占領大流士的國都波斯波利斯，征服整個波斯。第二年，征服者繼續東進至興都庫什山和大夏，再從那里向印度進發，深入旁遮普。只是由于士兵們拒絕再前進，亞歷山大才不得不從印度退回巴比倫；公元前323年思惡性虐疾病逝，終年3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