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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希臘移民和當地婦女結婚，因為亞歷山大本人就以身作則，娶了一名波斯貴族女子為妻，并于印度戰役之后，安排了3000名士兵和波斯婦女舉行大規模的集體婚禮。亞歷山大還招募波斯士兵入伍，他本人還穿戴波斯君主的袍服和頭巾，采用波斯朝廷的禮儀。雖然地統治下的居民多數沒有希臘化，但典型的城市基本上都希臘化了，都有選舉產生的地方行政官、議會和市民大會。一種新型的希臘語言即柯因內語成為整個中東的共同語。這種語言比古典時代的希臘語簡單，所以，那些已希臘化的土著學起來也比較容易。中東請民族中受同化程度最高的是小亞細亞的一些民族，它們已忘卻自己的本族語，操柯因內語。在其他地方，希臘的生活方式、娛樂活動、鑄幣和各種藝術也已為城市的上層階級所采用。

面對這種情況，希臘人的世界主義日漸發展，他們開始尊重過去一直稱之為蠻人的外國人。早先，亞歷山大的父親菲力浦國王入侵亞洲，主要是受了希臘學者伊索克拉底的慫恿，想把亞洲諸民族"從野蠻的暴政下解救出來，置于希臘的保護下"。而亞歷山大死了幾十年后，情況大為不同，希臘的另一位學者埃拉托色尼撰文批評了那些"把人類劃分為希臘人和蠻人兩大等級"的人，他說："較好的做法是根據善與惡來區分人類，因為希臘人中也有許多卑鄙小人，而蠻人中也可找到不少高度文明的人；只要看看其政治制度極其完善的羅馬人和迦太基人即可明白。"到公元1世紀，希臘傳記作家普盧塔克聲稱，亞歷山大"是受上帝的派遣，來當所有人的統治者和調解者"，"他吩咐所有的人都要把居住地看成自己的祖國。……。

希臘文化的影響向東擴展到印度北部和阿富汗的大夏和粟特。如前一節所述，這些王國在滄亡于來自蒙古的游牧部落大月氏之前，曾繁榮了幾乎兩個世紀。這些深入亞洲中心的希臘文化的前哨基地對周圍請民族產生了一種世所公認、范圍廣闊的影響。首先發生影響的是用高明技術制作的希臘硬幣，這些硬幣實際上導致了印度鑄幣的產生；接著是稱為《彌蘭陽王問經》的佛經（彌蘭陀即大夏的希臘國王，統治古印度西北部），它將希臘的對話體裁引入印度文學。在語言方面，有許多希臘詞，包括馬嚼子、鋼筆、墨水、書和礦等單詞，被并入梵文。在科學方面，也有一些希臘詞作為術語，被收入印度的星占學和醫學。

希臘文化對一個被稱為犍陀羅的宗教藝術流派有十分重大的影響。犍陀羅原是印度西北部一地區的名宇，該地區曾在希臘統治之下。犍陀羅藝術的主要作品是佛陀像和描繪佛經中各種場景的浮雕品。犍陀羅的佛陀像酷似希臘的阿波羅神，與印度其他宗教的佛陀像有顯著差別。前者是現實主義的，強調精確地表現人體解剖上的各種細節，如描繪各塊肌肉、添上胡子等。后者是理想主義的，更注重精神的表現而不是外表的相似。犍陀羅藝術傳入中國的情況，可以沿著早先由商人以及佛教朝圣者踩出的絲綢之路了解到。佛教雕刻在移植中國的過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自然，變得簡樸、抽象；但原先的希臘現實主義仍表現在如衣服的裙子一類表面細節上。因而，希臘藝術風格明顯地影響了偉大的亞洲各文明。

盡管希臘文化的傳播給人以深刻印象，但它并沒有在中東留下永久的印記，更不用說亞洲其余地方了。其根本原因是，希臘文化的影響僅限于希臘殖民者居住的城市和一些希臘王朝的宮廷所在地。雖然有些土著民族也受到了影響，但真正受到影響的幾乎僅囿于少數上等階層。廣大農村甚至許多城市的絕大多數人，仍繼續說自己的語言，崇拜自己的神。因而，希臘文化并沒有深深扎根，未能經過幾個世紀仍幸存下來。當中世紀穆斯杯征服者前來時，他們沒費多大事就將小島似的希臘文化制服了。所以今天，希臘語言和文化僅幸存于巴爾干半島南端的希臘本土。

希臘文化在地中海西部的生根要緩慢一些，因為當地土著居民的生活還不富裕，文明程度很低。要不足這一原因，希臘文化對該地區的長遠影響，會由于當地文化的競爭力較弱而更為持久。

早在公元前6世紀，羅馬人已受到意大利南部希臘殖民地的影響，但直到3世紀起，也就是羅馬人征服了巴爾干半島和地中海東部地區的希臘文化的中心地帶時，他們才感覺到希臘文化的全部力量。這時，羅馬士兵和官吏與受過高度教育的希臘統治者和行政官員發生了直接交往，在他們帶回羅馬的人質和奴隸中有許多具有各種專長的希臘人——從倫理學家到柔軟雜技演員，從善于贊美的詩人到主廚。當上層階級的羅馬人聽到口齒伶俐的臣民們的令人眼花繚亂的雄辯和演說時，眼界大開，一個新的知識世界在他們面前展現。

希臘人給那些上層家庭當私人教師，講授希臘語言、修辭學，哲學和文學。到公元前1世紀，送年青的羅馬人到雅典或羅得島的哲學學校去受教育，已是很普通的事。希臘文學作品有極為強大的影響，由于這種影響，羅馬人在文學方面未能有重大建樹。開始時，受過教育的羅馬人給優美的希臘詩歌、戲劇和散文所迷住，滿足于翻譯或模仿希臘原作；漸漸地，羅馬貴族要求文學作品能以羅馬人的生活為主題，能表現羅馬人的生活理想。于是，一個民族文學開始產生，不過，無論是在維吉爾、賀拉斯和奧維德的"黃金時代"，還是在塞內加、塔西伯、老普林尼和小普林尼的"白銀時代"，這一民族文學始終帶有源自希臘的印記。

希臘對羅馬和帝國其他城市的外觀有最明顯的影響。希臘建筑的特點是設計簡單、比例相稱、裝飾完美。雖然這些特點已由巴羅克式的富麗堂皇和龐大的規模所取代，但希臘的陶立克、愛奧尼亞和科林斯這三種石柱的形式仍被采用。建筑物都用雕塑品裝飾，這些雕塑品最初來自希臘，是作為戰利品用貨車運回國內的，以后由本地的藝術家仿制。因而，意大利的城鎮和中東的一樣，開始呈現處于希臘藝術和建筑的影響之下的相同的外觀。實際上，羅馬人對文明的主要貢獻在于將希臘文化據為己有，適度改變，然后傳播給從未直接接觸過希臘文化的不同民族——高盧人、日耳曼人、不列顛人和伊比利亞人。從這一角度看，羅馬的"陷落"也可說成是希臘文化在日耳曼人和克爾特人面前的退卻，就象它在中東與穆斯林相遇時的后撤一樣。

比希臘文化的影響要持久得多的是基督教和大乘佛教這兩大世界性宗教的影響。基督教和大乘佛教于古典時代后期從各自的發源地中東和印度向外擴張；在以后的幾個世紀中，前者爭取到了整個歐洲，后者贏得了大部分亞洲。這兩大宗教獲取成功的原因可從它們共同具有的某些新特點中找到。一個特點是，它們都著重于靈魂的拯救，允諾來世可獲得永恒的幸福。另一特點是，都堅持平等主義；其團體的大門向所有請求加入的人敞開，不論是男子或婦女、富人或窮人、自由人或奴隸，都一視同仁。最后，都強調很高的道德準則，強調要靈魂得救就必須遵守這些準則；這一要求加之有效的教會組織，使這兩大宗教能對信徒的日常生活施加有力的影響。

這些特點在古典時代較后幾個世紀里特別吸引人。在那幾個世紀中，社會動蕩、道德混亂，尤其在中心大城市，情況更是如此。城市里許許多多人感到無家可歸、漂泊無定；對這些人基督和大乘怫教提供了安慰、保護和指導。當彼拉多問道"真理是什么"、表達出時代的絕望情緒時，它們也給予了回答。因而，最早皈依基督教的都是些地位低殘、無所歸依的人，這并非偶然之事。同樣，大乘佛教的最大勝利是在中國，在漢朝崩潰之后全國處于混亂階段、人世間的一些問題似乎找不到解答時取得的。

實際上，基督教和大乘佛教的這些令人滿意、適合時宜的特點，正是應時代的需要而逐漸形成的。在基督教賴以發生的猶太教，或者后來分裂出大乘佛教的原始佛教中，均沒有這些特點。

猶太教是約公元前12世紀崇泰耶和華為民族之神的猶太人的地方性宗教。"我是耶和華，你的上帝。…你應崇拜上帝而不可敬拜別的神"。這是耶和華的《十誡》中的第一條。這一條的原意，不是說耶和華是世界上唯一的神，而是說，他是以色列孩子的唯一的神。這一時期猶太教徒的信仰與其說是神秘的、超俗的，不如說是社會的、注重道德的。用一位猶太先知的話來說，耶和華對儀式和祭品滿不在乎，他關心的只是，人類應該"追求正義、援救被壓迫者，識別生父不明的人、為寡婦辯護"。

但是，從公元前6世紀起，猶太教徒在波斯人和其他一些統治者的宗教的影響下，改變了自己的宗教觀念。此外，他們也受到了許多居住在巴勒斯坦以外地方的猶太人的影響，這些猶太人長期受希臘文化的熏陶，試圖用希臘哲學的術語來解釋猶太教。因而，猶太教徒逐漸汲取了有關來世的信仰——順從上帝的意志，就可以升入天堂，獲得永恒的幸福，反之，將墮入地獄，遭到永久的懲罰。

不過，基督教在耶穌生前和他釘死在十字架上以后不久這段時間里，仍然是猶太人的宗教信仰。是保羅使基督教廣為傳播。保羅生于小亞細亞的塔爾蘇斯城，是一位希臘化的猶太教徒。他大膽地否認耶穌僅僅是猶太教徒的救世主，認為仁愛的上帝差遣他唯一的兒子耶穌來人間是為了要他替全體人類贖罪。因此，基督教不再是猶太教的一個教派，而發展成為一個新宗教，一個既為猶太人，又為非猶太人的宗教。保羅的做法使基督教從此以后不僅能吸引少數猶太人，而且能吸引整個羅馬帝國千百萬非猶太人。

因此，盡管這一新宗教遭到官方的迫害，仍穩步發展起來。公元313年，基督教終于因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公布米蘭敕令而受到寬恕，399年，被羅馬帝國接受為官方國教。羅馬帝國崩潰后，基督教由傳教士在60o至80o年期間，傳布到英格蘭和日耳曼諸民族中；在800至1100年期間，傳布到斯堪的納維亞和斯拉夫諸民族中。以后，隨著歐洲的擴張，又由傳教士和移民傳布到世界各地。

佛教的發展情況同基督教有點相似，正如第九章第二節將要提到的，它是在印度人明顯地反對不公平的種性等級制度和婆羅門祭司階級的剝削的過程中產生的。佛教的創始人喬答摩·悉達多（約公元前563-483年）原屬釋迦族，貴族出身，因苦惱于在自己周圍見到的種種不幸而舍棄優選舒適的家庭，去過四處飄泊的苦行者生活。終于在似乎受到天啟的剎那間，達到了澈悟的境界；從此被稱為佛佗，意即"覺悟者"。

佛教的四大真理是：（1）人生是苦的；（2）苦的原因在于欲望；（3）只有消滅一切欲望，才能消滅苦因，斷絕苦果；（4）要做到這一切，只有通過"八正道"。"八正道"包括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以涅槃為終極目的。所謂涅槃，譯意為"無為"、"寂滅"。

佛陀并未打算建立一個新宗教，但佛陀死后，他的弟子們布講他的教義，并建立了一些開始支配宗教信仰的教團。這些教團的理想是通過苦修身心最終達到神秘的涅槃境界。雖然僧侶們對此很滿意，但俗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卻感到難以做到。因而，與"希那衍那"即小乘佛教相對立的"摩訶衍那"即大乘佛教逐漸發展起來。大乘佛教在其包容一切這一意義上說，是"大"了。它兼容并包了更多的佛教以前的印度思想以及人們改信大乘以前的某些宗教思想。它和原先的偏好默禱有點不同，采用了一些較易于領會、奉行的訓條。于是，只要信仰，甚至只要有一個不動腦筋、表示信仰的舉動，如念叨佛陀的名字，靈魂便可得救。涅槃的含義也改變了，至少對那些世故不深的信仰者來說，涅槃僅指天國中的來世，而天國是很有可能進入的，只要樂善好施便行。

由于大乘佛教從強調修道生活、苦行主義和默禱改為注重施舍行為、虔誠信仰和靈魂得救，所以，對于非印度民族來說，它比小乘佛教更合口味，盡管兩者在國外都贏得了皈依者。佛教在公元前3世紀時，首先流行于錫蘭和印度西北部的邊遠地區。公元前1世紀時，傳入中亞和中國。其傳入先是通過商人，以后又靠印度傳教士和中國皈依者。中國皈依者最為得力，他們在印度研習佛教，然后回國努力說服國內同胞信奉佛教，他們取得了很大成功，據說，到公元4世紀后期，中國西北部十分之九的居民都信奉佛教，到6世紀時，中國南部的居民也跟著信奉了。接著，佛教又從中國進一步向其他地方傳播：公元4世紀時，傳入朝鮮；6世紀時，傳入日本；以后，又傳入西藏和蒙古。在此期間，分裂為大乘和小乘兩大教派的佛教還流行于東南亞。象上述這種情況，在以前或以后的任何特定階段都未發生過，它體現了這一地區歷時許多世紀的普遍印度化的一個方面。

佛教取得這些成功后，在許多國家里衰落下來。在中國，約700年時，佛教臻于極盛，但此后，由于內部的腐朽和政府的敵視，很快衰歇了。佛教的興盛使寺院擁有大量土地和財富，使眾多的僧尼脫離民族經濟，這一切引起官方的妒恨，從而招致官方的迫害。據官方記載，841至855年期間，有寺院4600余所和祠廟40o00余個結拆毀，有僧尼26萬余人被勒令還俗，和寺院奴隸約15萬人一起，重新成為納稅戶。佛教經過這次打擊后，再也沒有復興過，以后，跟道教和儒教一樣，僅僅成為中國信仰諸說融合論者感興趣的"三個宗教"中的一個。同樣，在印度，佛教最終讓位于再度盛行的印度教。所以如今，在佛教發源地，實際上已找不到佛教信徒（見第九章第二節）。不過，在錫蘭和東南亞許多地方，小乘佛教至今仍居支配地位。

盡管佛教在其極盛時期以后相對而言衰落了，但在古典時代后期和中世紀初期，仍是亞洲居支配地位的宗教。它廣為流行于除西伯利亞和中東之外的整個大陸，從而，使整個大陸的文化一體化達到空前絕后的程度。它在亞洲起了偉大的文明力量的作用，就跟同時期的基督教在歐洲所起的作用一樣。佛教帶給許多民族的不僅是宗教信仰和一套道德標準，而且還有文學體系、建筑式樣以及偉大的印度文化和中國文化的其他一切特征——這些東西也是由傳教士在傳布佛教時傳到大陸各地。同樣，在歐亞大陸另一端，基督教傳教士帶給野蠻的日耳曼和斯拉夫諸民族的，除了基督的教義，還有羅馬文化和君士坦丁堡文化。以上所述，就是這些強有力的"文化聯結"對新興的歐亞核心區的影響及其歷史意義。

在古代文明的數千年中，中東一直是創始力的中心。正是中東，在那一段時期里對人類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貢獻，如發明了農業、冶金術、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帝國組織等。但是，到了古典時代，中東的優勢漸漸消失，只有一個領域除外，那就是宗教。不僅猶太教，而且還有瑣羅亞斯德教，都根源于中東。雖然后者如今只有印度的少數帕爾西人信奉，但過去在波斯帝國處于鼎盛期時，它對中東有過很大影響。而且，由于鎖羅亞斯德教試圖用光明、真理和正義等原則來取代當時盛行的波斯人的粗野習俗和迷信，因而，作為一種崇高的宗教信仰在宗教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不過，在古典時代，除了這些宗教及其有關的教派外，中東不再是創造發明的重要發源地。有位權威人士寫道，在公元前二千紀后期的入侵浪潮之后，"古代近東的創造力似乎縮小了……大體上，我們看到的，（那時的古代近東）只是在整理和鞏固已獲得的知識。"古典時代時形成的，并在許多情況下一直存留到現在的新思想和新制度，都是原先從歐亞大陸諸邊緣地區發展起來的文明的產物。因此，以下三章主要論述這些地區的文明——希臘和羅馬的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

第八章　希臘和羅馬的文明（上）

雅典的學生已成為其他人的老師；雅典已使"希臘人"一詞不再表示一個種族，而表示一種精神面貌。

伊索克拉底

在論述三大古典文明的三章中，本章是最冗長的一章。原因在于，本章將希臘文明和羅馬文明這兩個雖截然不同但互有聯系的文明合在一起敘述，而其余兩章則分別敘述單一的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筆者之所以這樣分，是由于古典時代西方的歷史發展與印度和中國的歷史發展根本不同。確實，這些文明早先都從范圍有限的中心發源地擴展到囊括整個周圍地區——從希臘半島擴展到地中海西部，從印度河流域伸展到印度南部，從黃河流域延伸到中國南部。其原因正如第七章第一節所述，鐵制工具為農業擴大到森林茂密地區，為商業和殖民地拓展擴大到新的海岸地區，提供了便利條件，從而使文明的擴展成為可能。但是，到了古典時代，這一共同模式不復存在。印度和中國的新興文明地區通常仍從屬于原先的文明核心地區，而西方則不同，羅馬由于發展起軍事上的優勢，因而不僅征服了巴爾干半島的希臘本上，而且還征服了古代中東的西部地區——小亞細亞、巴勒斯坦、敘利亞和埃及。在征服過程中，羅馬使西方歷史進入一個新階段，開始了一個雖與過去有聯系，然是新的西方文明。希臘和羅馬這對姐妹文明的歷史和性質是本章要論述的主題。

一、形成時期，公元前800-500年

公元前12世紀，隨著多里安人的入侵，希臘墮入"黑暗時代"（見第六章第四章）。這一時期的希臘以農業為主，實行部落制和貴族政治，活動范圍限于愛琴海區域。到公元前6世紀末，這一切都改變了。部落組織讓位于城邦；其他社會等級起來向貴族階層挑戰；工商業開始發揮重大作用；希臘殖民地逐漸遍布整個地中海沿岸一帶。所有這些發展構成了形成時期希臘世界的全面轉變，為后來的古典時代打開了通途。

希臘地區的地理特點是促成這些發展的一個基本因素。希臘地區沒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也找不到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廣闊的平原，而具備這些天然條件，并合理地開發和利用，是供養如中東、印度和中國所建立的那種復雜的帝國組織所必需的。在希臘和小亞細亞沿海地區，只有連綿不絕的山脈，這不僅限制了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而且把陸地隔成小塊。因而，那種可作為地區合并基礎的天然地理政治中心希臘人是沒有的。入侵者入侵之后，在彼此隔離的村莊里安居下來。這些村莊通常座落在易于防衛的高地附近，因為高地上既可設立供奉諸神的廟宇，又可作為遭遇危險時的避難處。這些由村莊擴大而成的居留地一般稱為"城邦"，而提供避難處的地方稱為"衛城"或"高城"。城邦常策略地設在土壤肥沃的地方或商路附近，因而吸引來更多為移民，成為該地區的主要城市。許多小城邦就是這樣形成的，彼此較為隔絕，而又生氣勃勃地獨立不移。

開始時，這些城邦主要靠自然農業、放牧和捕魚為生。但是，到公元前8世紀初，這一自給自足的經濟因人口密集而遭到破壞。渴望土地的農民不得不到海上去當海盜、商人或殖民者，或者如時常發生的那樣，三者兼而事之。到5世紀，包括黑海在內的整個地中海地區環布繁盛的希臘殖民地，這些殖民地成為與母邦一模一樣的海外城邦（見第七章第二節）。

這些發展引起一個最后改變整個希臘世界的連鎖反應。殖民地用部把以谷物為主的各種原材料運到人口過剩的希臘，作為回報，得到酒、橄欖油和諸如布、陶器等制成品。這種貿易使希臘本國的經濟急速發展。希臘土壤較適于經營橄欖園和葡萄園，而不適于作麥田。由于多巖石的山坡能用來種葡萄樹和橄欖樹，土地的開墾面積大大增加。因而，轉向商業性農業，使能夠養活的人口比從前經營自然農業時增長二至三倍；此外，對制造業的促進也是很大的，這可以從不僅在地中海周圍，而且深入內地，在俄國中部、德國西南部和法國東北部也發掘出大量希臘陶器這一點上看出來。與此同時，希臘商船隊在往返運送貨物方面也獲得很大成功。那時的貨物與奢侈品截然不同，體積龐大，以如此巨大的規模運銷各地，在歷史上確還是第一次。希臘人率先用硬幣作交換媒介，硬幣日漸廣泛的使用也有效地促進了所有這些經濟活動。有位經濟史學家斷言："公元前6至4世紀之間，希臘經濟正飛速上升。…若充分估計不同時代的具體情況，雅典經濟給人的印象與19世紀的歐洲有點相似。"

歐洲19世紀的經濟革命促進了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而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深入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經濟革命。希臘從公元前8世紀起也發生了相同情景。農業商品化不僅意味著獲利，也意味著負債，尤其對小土地所有者來說。從前，貴族收租是以收取部分農作物的形式進行的，所以年景不好時，只好大家一道勒緊褲帶度日。而現在，外國市場、貨幣經濟和新的奢侈品相結合，使小農們受到了各種傷害，如時常不得不抵押物品，喪失贖取權，甚至失去人身自由。這一切不可避免地導致激烈的階級斗爭，使群眾吵吵鬧鬧地要求廢除債務、重新分配土地。同樣，城市里新的富裕家庭也起來要求獲得與他們經濟力量相符的政治地位。他們取得了手工業工人、碼頭裝卸工人和水手這些城市貧民的支持。于是，所有這些對現實不滿的人一道奮起反對由擁有土地的貴族掌權的傳統政治制度。

6世紀時，改革運動大大加強了。這是由于往昔在戰場上起決定性作用的貴族騎兵這時已由穿戴盔甲、沉重地武裝起來的步兵，也就是重甲兵所取代的緣故。重甲步兵左臂挎盾、右手執長矛，以密集隊報排列成堅固方陣，作戰時步調一致，因而與以往戰無不勝的騎兵對陣時，能以密密的陣勢將他們打敗。這一新事物不僅瓦解了貴族政治權力的軍事基礎，而且提高了那些獨立的、能為進入方陣而裝備自己的農民和工匠的地位，加強了他們的影響。

經濟變革和軍事變革一起，導致了相應的政治變革。在黑暗時代，各城邦開始時實行君主政體，后來漸漸地轉向貴族寡頭政治，到7世紀時，各城邦已由稱為僭主的獨裁者進行統治。這些雄心勃勃的領導者一般都是貴族出身，他們支持民眾的要求，因而贏得了群眾的支持，奪得個人權力。"僭主"一詞就是指那些沒有合法權力而進行統治，并且不感覺到受道德譴責的人。實際上，僭主通常是支持平民反對特權階級的，而且常常加速了民主政治的到來，不過并非總是如此。

伯羅奔尼撒半島南部的斯巴達是與其他希臘城邦發展趨向正相反的典型。約公元前100o年前后，斯巴達人的祖先多里安人侵占了肥沃的歐羅塔斯河流域，把土著居民變成了奴隸，稱為希洛人。8世紀后期，斯巴達人征服了附近麥西尼亞的肥沃平原，從而排除了向海外擴張的需要。不過，因此付出的代價是沉重且無法避免的。斯巴達享受不到因與外國交往而帶來的經濟和智力上的促進，只能過一種很少變化的農業生活。而且，為了控制大批受管轄的居民，不得不把自己國家組織得象一個軍營。一切都得服從軍事需要。體弱多病的嬰孩遺棄于荒野等死，只有體質好的嬰孩才許撫養。男孩從7歲起就住到兵營里受訓練。所有年不滿60歲的男子都得受軍紀約束。奢侈品不受歡迎，個人生活幾乎全被取悄。早晨跳入歐羅塔斯河冰冷的河水中、餐桌上食品匱乏、用斧砍制成的木頭房子十分粗糙，這一些在整個希臘都已出名。有組織的娛樂活動、集體進餐、公眾事務、軍事訓練和執勤，這一些幾乎構成了生活的全部內容。這種社會制度使斯巴達人成為整個希臘最好的步兵，但是，使他們對寫劇本、雕刻頭像或系統地闡述哲學，不感興趣，也沒有時間去做。

在此期間，雅典人發展起一個完全不同類型的社會。雅典人不是扎營住宿在懷有敵意的居民中的一伙人侵者，他們自夸是阿提卡的土著居民。同其他城邦的希臘人一樣，他們最初是實行君主政體，以后讓位于由九個執政官主持的寡頭政治。這九個執政官是主要執政官，全部屬于貴族。不過，和斯巴達大不相同的是，雅典后來朝民主化方向發展。急速發展的貿易創造出一個強有力的中產階級，他們同失去產業的農民聯合，要求政治自由化。公元前594年，所有各派別一致同意任命梭倫為首席執政官，執掌政權，施行改革。梭倫采取的減輕社會痛苦的措施是簡單而又嚴厲的。他將債務人失去的全部土地所有權歸還債務人，讓因負債而變成奴隸的所有平民都重新獲得自由，并永遠禁止債務奴隸制。在政治領域，第一次準許沒有財產的平民參加公民大會，不過，公民大會擁有的權力仍舊很有限。另外，還規定富裕商人可擔任執政官；還設立新的、更受歡迎的陪審法庭來代替貴族最高法院的一部分權力。總之，梭倫的貢獻在于，在組織上為以后建立著名的雅典民主奠定了基礎。

梭倫改革之后的30年里，由于許多問題仍未解決，因而充滿了斗爭。雖然奴役這時已是非法的，但貧民們發現謀生仍很難。同樣，貴族們雖然多少受到些約束，但仍能阻攔人民立法。在這種情況本，約公元前5用年，庇西特拉圖使自己成為雅典第一個僭主。在他統治的30年間，他將貴族的土地劃成小塊，分配給沒有土地的農民，并讓城市貧民參加大規模的美化城市的公共工程以獲得幫助。庇西特拉圖死后，他的兒子繼位為僭主，昏庸無能，所以斗爭更為尖銳復雜，直到約公元前506年克利斯梯尼掌握政權為止。克利斯梯尼取消了原有的部落，建立了十個實際上是按地區劃分而不是基于氏族血緣關系的新部落。這一改革大大削弱了貴族的政治權力。克利斯梯尼還建立五百人會議，所有年滿30歲的男性公民都有資格當代表；五百人會議除了為公民會議準備議案外，并握有最高的執政權和行政權。由于克利斯梯尼的這些改革，到公元前500年時，雅典已出現民主政治，而斯巴達仍是一個嚴密地組織起來的軍事化社會。

二、古典時代，公元前500-336年

期里克利在那篇著名的、為悼念公元前431年在和斯巴達人的戰斗中倒下的雅典士兵而致的追悼辭中宣稱："我們的城市向全世界開放。……雅典是希臘的學校。"這番自我夸耀的話是完全正確的。公元前5世紀時，雅典使斯巴達和其他所有的希臘城邦黯然失色。這是伯里克利時期雅典的黃金時代，與古典希臘的黃金時代同義。

雅典當時之所以能居有令人目眩的卓越地位，是因為它在打敗龐大的波斯帝國這場重大戰爭中起了最主要的作用。此外，跟雅典人在希波戰爭前不久幸運地發現勞里昂銀礦也多少有關。他們得到這筆財富后決定建立海軍，建造了200余艘最新式的三層劃槳戰艦；這支艦隊在隨后的戰爭中起了決定性作用。

能爭的根源在于，公元前6世紀中期，波斯人征服了小亞細亞的希臘城邦。波斯人暴虐地干涉這些城邦的內部事務，使它們于公元前499年發動了反對波斯的起義。它們向希臘本土的城邦求援，并得到了積極的響應；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那時波斯帝國的對外擴張正穿越俄國南部，從北面威脅巴爾干半島各國。小亞細亞諸城邦盡管得到來自愛琴海對岸的海軍的援助，但到公元前494年，還是給波斯帝國制服了。接著，波斯皇帝大流士決定對希臘本上頑固抵抗的希臘人進行懲罰，他派出一支遠征軍，于公元前49o年在雅典西北面的馬拉松登陸。雖然雅典人由于諸城邦之間的敵對，幾乎是獨自作戰，但他們的方陣還是予侵略者以沉重打擊，大大提高了希臘人的士氣。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寫道："在希臘人中，看到波斯服裝、看到穿波斯服裝的人而敢于勇敢地對付，這些人當屬最早；在那時以前，希臘人只要一聽到波斯人的名字就感到恐怖。"

十年后，波斯人又卷土重來，集結的武力比十年前要強大得多，這一次是取道穿越色雷斯和色薩利的陸路。一支由斯巴達人統率的混合部隊為阻擊波斯人，在溫泉關英勇地力戰至死。雖然波斯人攻入并洗劫了雅典，但雅典海軍在附近的薩拉米斯灣擊潰了波斯人；當波斯人從愛琴海撤退時，希臘聯合艦隊尾隨其后，贏得又一次海戰的勝利。不久，小亞細亞的希臘城邦陸續擺脫波斯人的統治，希臘人成為世界上最大帝國的戰勝者。

希臘人的勝利有著重大影響。首先，使希臘人免于遭到東方專制主義的統治，得以保持自己的特點，為人類文明作出其獨特的貢獻。這一點亦為柏拉圖所認識到；他寫道："倘若雅典人和斯巴達人的共同決心未能擋住迫近眉睫的奴役，我們也許已可以說，希臘各城邦已混雜一團，希臘人混同野蠻人，其處境與眼下生活在波斯暴政下的那些民族差不多，被拆得七零八落，或者可憐地雜聚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