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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們真的打算建墻。”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可能是。我不知道什么時候，快了。我和我太太談過了。安娜同意了逃——同意了你之前提出的事情。”君特用手掌抹了抹臉，另一只手緊緊攥著裝香煙的紙袋，快要把它撕破了，他找的外出借口顯然是買煙，“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訴你了，給我們護照。”

“我們的協議是找到萊納才有護照，這可不叫‘找到了’。”

“我只是個普通的文員，我不能像施魔法一樣把你變進斯塔西總部。”

“而我也沒有要求你這么做，君特，我從來不讓你冒不必要的風險，”安德烈雙手搭在君特的肩膀上，看著他的眼睛，“你這次要做的僅僅是，在某個時間，‘不小心’忘記鎖上某一扇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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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任何臃腫、行事詭秘、分支龐雜的機構，斯塔西總部的弱點和它的英美對應物是一樣的，正因為入口的搜查和身份確認程序極為嚴格，里面的人更容易放松警惕。人們如此確信不可能有人混進來，以至于看不見近在眼前的可疑跡象。只要一個人進去了，就會自動被認定為自己人。那是閉路電視尚未入侵每一個空間的年代，天哪，我懷念那個時代。

安德烈的計劃十分瘋狂，同時出人意料地簡單，如果你仔細看這里——這支圓珠筆寫不出來，親愛的，給我拿一支鉛筆，鉛筆總是更可靠，謝謝你。如果你仔細看看這個入口，它遠離主干道，對著停車場。里面是洗手間——我在這里寫一個“t”，對面，衣帽間，我寫一個“g”。往里面走一些，就是存放掃帚和地拖桶的小房間，消防沙袋也放在里面，我不知道為什么。上下班時間，這個入口是有人看守的，每個清潔工的姓名和住址都記錄在冊，防止有人冒名頂替。但是，到了午休時間，就沒人遵守那些麻煩的安全規例了，清潔工、打字員和一些結束值班的警衛在門外吃午飯，輪流用一張木桌子和兩把椅子。安德烈知道這棟建筑物的結構，曾經和霍恩斯比一起躲在隔音室里研究過偷來的藍圖。這個在廁所旁邊的入口是整個鏈條里最脆弱的一環，只需要某一天，某一個急著返回辦公室的雇員忘記把門閂推回原處。

又或者有人故意把門閂推開。

君特顯然承擔了這個任務。接下來的一切都沒有可靠的文字記錄，我們只能適當發揮想象力。七月，一個普通的工作日，下午某個令人昏昏欲睡的時刻，安德烈從這扇開著的側門走進了容納著斯塔西的灰暗大樓。想象白襯衫、灰色西裝長褲和棕色皮革背帶，就像任何一個常年在檔案室蹉跎的文員。他沒有走副樓梯或者防火梯，而是大方地從人來人往的主樓梯上去，手里提著公文包，因為一個普通辦公室職員就該這樣，沒有理由躲躲藏藏。在二樓某處，他甚至停下來打聽正確的方向，也許問了偷懶在走廊上抽煙的分析員，也許問了一位年輕甜美的打字員，沒有人質疑這位“從萊比錫分局來的同僚”。他順利到達羈押室，報了一個假名，就在警衛低頭查閱記錄冊的那一刻，安德烈把他砸暈在地，休息室里的另一個警衛聽到聲音，出來查看，被勒住脖子，缺氧昏迷之后，和同僚一起被拖回休息室里，搜走鑰匙，堵住嘴巴，綁到暖氣片上，鎖門。這兩個警衛接下來一個星期里至少被審問了十二次，都無法準確描述入侵者的具體相貌，來不及看清楚。

我們能夠得到的最接近現場報道的書面記錄，來自中情局秘密招募的一位秘書。姓名至今沒有公開，美國人給她的代號是“w小姐”，姓名不一定包含w這個字母，也不一定是女人，有時候他們調換線人的性別，免得泄密。總而言之，“w小姐”復述了當日突然爆發的混亂，她在二樓另一側工作，離羈押室很遠，騷亂的聲音剛剛傳來的時候，她以為是第二司的肌肉壯漢們又逮捕了什么人。

“有時候他們掙扎得挺厲害的。”w小姐告訴她的中情局接頭人。

“請繼續。”對方回答。

吵鬧聲越來越大，很顯然，事情不對勁。w小姐和辦公室里的其他人紛紛離開打字機和文件夾，到走廊上去看發生了什么事。“就像有人把瘋羊放出來了。”w小姐形容，“噢，沒有侮辱那些人的意思，他們一群一群地涌出來，驚恐萬狀，有男有女，十幾歲的，七十多的，拼命往外面跑。警衛都驚呆了，傻站在樓梯上瞪著眼睛，然后才清醒過來，試著抓這些從拘留室逃出來的人，大喊大叫讓樓下關門。人實在太多了，大門關上之前，起碼已經有一大半的人跑出去了。他們抓住了那些落在后面的，送回牢房里，我聽說兩個警衛被打暈，鎖在休息室里，所有牢房都開著門。”

“有沒有聽說是誰做的？”中情局的情報官問。

“那天我們都提早下班了，只有第十四司和第二司留下來清點。第二天回去之后，司長召集所有人開了個會，警告大家不準談論這件事，否則就當間諜罪處理。但我們心里都很好奇，你可以想象，不過沒人敢開口聊這件事，你永遠不能確定哪個同事負責向‘樓上’報告你說的每一句話。我們互相監視，你明白嗎，比如說我負責監視的是。”此處人名被涂黑了。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為，你沒有看見闖入者，也沒有聽見關于他或者她的傳言。”

“沒有。抱歉。”

至于斯塔西。他們審問了那些未能逃脫的越獄者，得到的答案也并不比w小姐的更有幫助。那是個男人，越獄未遂的倒霉鬼們都同意這一點，看起來三十多歲，也許四十。深棕色頭發，普通的襯衫，用皮背帶固定長褲。不，臉上沒有明顯的傷疤，不，沒留意眼睛什么顏色，不，他沒有同伙，就是一個人。他開門進來，看一眼，繼續開下一扇門，前后不到二十秒。

盡管當晚就統計出逃脫者的名單，斯塔西并沒有大舉追捕，更沒有通知西德邊防。斯塔西第十五司——郵局和媒體的馴獸師——比平常更用力地把腳踩在報紙和電臺的脖子上，嚴格禁止報道這件事。這既是臉面問題，又是實際考量。他們沒有人手同時緝捕所有越獄者，而且組織大搜捕意味著承認斯塔西內部出現了巨大紕漏，“赫爾曼先生”寧愿被火車碾成三段，也不愿意在俄羅斯和美國眼前承認這種羞辱。那扇廁所旁邊的側門悄悄用磚砌上了，所有雇員都必須從一個門進出，午餐時間不再允許自由進出，不準獨自進食，也不準獨自出去抽煙。

在東西柏林彎繞的邊界上，檢查站變多了，一夜之間翻倍，好像從水泥縫隙里長出來的丑陋真菌。暫時來說，邊防軍并不阻止東柏林居民到西邊去，這不實際，那時候還有不少人白天在西柏林工作，傍晚返回東柏林家中。只是，以前你可以不帶任何證件，直接跳上地鐵到西邊去，沒有人會多看你一眼。這種日子一去不回了，從現在開始，就算只是去街道另一頭的西柏林商店買面粉，也需要出示身份證。

安德烈和萊納手上沒有可用的證件。前者的奧地利護照被六處收繳，逃出波恩的時候并沒有取回，即使取回了也作用不大，那是一本已經暴露的護照；后者撕毀了東柏林身份證，那本偽造的西德護照也許能用，但斯塔西已經把他列為通緝犯，照片分發到每一個檢查站里。安德烈選擇躲在最危險，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斯塔西的鼻子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