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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星期六早上，7月8日，日班警衛帶著面包和水打開地下室門，才赫然發現里面關著的是警衛施瓦茨，只穿著背心和內褲，制服被搶走了，額角有一大塊瘀青。安德烈想必用某種鈍器打暈警衛，然后用電線捆住了他的手。警衛蘇醒之后設法挪動到門邊，用腳踢了許久的門，晚班警衛卻一秒鐘都沒有考慮過下來看一眼。盛著晚餐的盤子倒扣在地上，豌豆湯灑了一地，已經干了。

波恩情報站的兩個外勤立即進行了一場徒勞無功的搜索，空手而回。離開波恩的路有許多條，而且安德烈已經逃脫超過18小時，這么長的時間，足夠他返回柏林再逃出邊境。霍恩斯比否決了通知柏林情報站的提議，不能冒被克格勃截獲消息的風險。

“我們等著。”霍恩斯比告訴波恩站的站長，“他想帶那個男孩離開東柏林，他們很快就會重新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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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早班警衛驚訝地發現友善然而不幸的施瓦茨先生的時候，一輛滿載馬鈴薯的小型卡車開進了西柏林。這些馬鈴薯大部分會賣給餐廳，剩下的將會在露天早市上出售。卡車的主人，農夫阿諾德，每周六凌晨啟程，清早到達柏林，中午賣完馬鈴薯離開，過去十五年來都是如此。農夫阿諾德幾乎從不拒絕站在路邊要求搭便車的人，這讓他的妻子不太高興，擔心總有一天會惹上搶劫犯。她讓搭便車客坐在后面，和馬鈴薯呆在一起，今天也不例外，盡管今天的搭車客看起來相當斯文，綠眼睛充滿笑意，說起話來好像有點奧地利口音。阿諾德想讓他坐到駕駛室來，但妻子拒絕了，于是那個疑似奧地利人還是爬上了貨箱，搖搖晃晃地坐在成堆的馬鈴薯之間。

卡車在第一個需要送貨的餐館外面停下，奧地利人下來了，和農夫握了握手，走了，沿著馬路往東，消失在拐彎處。

柏林還沒有醒來。天已經亮了，但低垂的濕潤云層擋住了太陽，把整個城市浸泡在一種霧蒙蒙的灰白色光線里。賣報人在做開門營業前的準備，從手推車上搬下成捆的報紙。街道盡頭出現了一個此前并不存在的檢查站，但里面沒有人。安德烈躲進小巷里，繼續往萊納的公寓走去。

運送垃圾的車還沒走，他不得不等了十分鐘左右，看著卡車駛遠，才踩上垃圾桶，從那扇關不上的窗爬進去。萊納的住處半開著門，這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是個好兆頭，安德烈在外面聽了一會，確保里面沒有人，悄悄走進去。

斯塔西來過了。他認得這種手法，九年前——現在想起來就像半個世紀前——漢斯的公寓也遭受過同樣的厄運。所有抽屜都被拉出來，倒出內容物，扔在地上。抱枕和沙發坐墊被割開，滿地都是棉絮。他踩上了一只打碎的玻璃杯，咔嚓一聲。臥室也是一片狼籍，衣服和撕壞的書躺在一起，床頭柜翻倒了，一盆奄奄一息的蕨類植物和泥土一起灑在毯子上。

如果萊納在斯塔西手里，那只有一個人能告訴安德烈“麻雀”的方位。他最后一次見到這個人，是漢斯死后不久。這個人不一定愿意幫他，甚至很可能直接把他綁起來，交給“赫爾曼先生”，畢竟，在他們最后一次交談的時候，君特就是這樣威脅安德烈的。君特·伯恩施坦，安德烈從不忘記任何一頭小羊。

他拿起電話聽筒，撥了伯恩施坦家的號碼，鈴響兩聲就有人接起了，一個女人的嗓音，“這是伯恩施坦太太，您找哪位？”

安德烈掛上電話，離開了萊納的公寓，腳步很輕，在老舊的地板上幾乎沒有發出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