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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了個新人，在上面。”君特告訴他，指了指天空，好像斯塔西指揮部設在那里似的，“三十四歲，或者三十五歲，比我年輕，德國人，不過是莫斯科直接指派的，他自己不久前剛從莫斯科回國，‘在那邊讀書’，聽說是這樣。像個幽靈，至今還沒人和他說過話，辦公室總是關著門。他的命令都是深夜發的，讓我們去這個或那個地方逮捕‘帝國主義間諜’，十次里有九次能抓到。我絕對不相信他能從鎖著的房間里推測出這一切，我認為他在你們或者美國人‘家里’招攬了地鼠，而且職位不低。”

“也沒有名字嗎？”

“他讓別人叫他‘赫爾曼先生’，應該不是真名。”

“還有什么值得關注的事嗎？多不起眼都可以。”

君特皺起眉，思索了一會，搖搖頭。

“謝謝你，君特。”

德國人點點頭，沒有道別就走了。報紙留在長椅上，頁邊還有手指摸出來的汗漬。安德烈一動不動地坐在原處，雙手放在大腿上，挺直腰，注視著河水。情報網坍塌起來就像骨牌，一小塊倒下就能引發連鎖反應。君特是他在斯塔西里面的最后一雙眼睛，盡管不在高位，但在預警突擊搜查的時候很有用。誰是這個深夜里開槍的不速之客？害他的羊群四散奔逃。“赫爾曼先生”？莫斯科直接指派？沒人見過，像個幽靈？

河對岸的母親折返了，走得比剛才匆忙，安德烈思忖她是哪一方的眼線，誰說得清楚呢？柏林到處都是窺視的眼睛。他起身離開，邊走邊小聲哼唱《空中騎士》[2]，手指在褲腿上打節拍。他焦慮的時候總是這樣。

——

安德烈剛來柏林的時候，這地方是個廢墟，各種意義上都是。戰前建立的情報網已經不存在，線人死亡一大半，剩下的行蹤不明。軍情六處搬進了奧林匹克體育館，中情局悄悄占據了弗倫街的一棟紅磚建筑。而克格勃——當時還叫內務部——早就在卡爾斯霍特安營扎寨。英國人還在慢吞吞地修復碎裂的窗戶和被彈片擊穿的屋頂，克格勃已經耐心地織好了龐大的情報蛛網。

公平而論，五十年代不是軍情六處狀態最好的時候。戰爭剛剛結束，倫敦虛弱又吝嗇，每個便士都要拿去潤滑生銹的財政齒輪，喂養間諜花費不菲，戰時英雄們也厭倦了這種見不得光的游戲，要不就去更體面的部門另謀高就，要不就回到鄉間大宅一心一意養馬。總部的氣氛就像散場之后的劇院后臺，音樂停了，大家都在收拾私人物品，撤下道具，關燈。

可是鐵幕的交響曲還在繼續，每分鐘都變得更響亮，大號和定音鼓是紅軍，小提琴和鋼琴敲出克格勃的主題旋律。美國人也登場了，只帶了吉他，格格不入，還比任何人都吵鬧。舞臺中央再也沒有英國的位置，可憐的島嶼被擠到邊緣，時不時敲一下三角鐵。法國甚至不在舞臺上，戴高樂在聚光燈外大聲抱怨，也許有人聽，也許沒有。

按照這個比喻說下去，柏林應該是什么？柏林是舞臺本身，所有燈光都打在上面，太多燈光了，觀眾甚至看不清樂隊，樂隊也看不清對方，盡管他們都努力瞇著眼窺視對面的樂譜。我們總是懷疑對面偷偷運來了新的布景，但又不能確定，只好在幕后悄悄打探，同時極力否認自己在偷窺。打架是不可避免的，偶爾打到臺前，觀眾也許會鼓掌，也許大聲喝倒彩，雙方都練出了厚臉皮。

不難想象軍情六處為什么看上安德烈，一個服役超過五年的皇家工程兵，德語足夠好，可以應付這個被擊敗的敵國首都。他平日被關在空軍基地里，偶爾在上級軍官監督下到市區里架設電線。因為反復被情報部門借走當翻譯，軍官們決定讓他留在那里。安德烈很快當起了信差，脫掉軍隊制服，換上舊襯衫和不合身的長褲，打扮得像個柏林人，在這座被炮火夷平的城市里鉆來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