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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底，他有了自己的第一個線人，是個在地下酒吧認識的波蘭飛行員，兩個弟弟都死在了卡廷森林，需要為心里針對俄羅斯的仇恨找一個出口。他仔細向安德烈解釋蘇聯戰機的編隊和呼號，定期送來中隊調動安排，手寫的，整齊又詳細。安德烈這時候才開始學外勤該有的“技藝”，怎樣在通訊被監聽的情況下和線人溝通，怎樣使用死信箱，怎樣藏匿縮微膠片，諸如此類。他和波蘭人選定蘇聯占領區里的一座穹頂坍塌的教堂做接頭地點，里面散落著布滿彈孔的巨大石磚和燒焦的木頭。波蘭飛行員會把緊緊卷起的紙條塞進石板的縫隙里，那塊石板上壓著倒塌的柱子，看似無法移動，實際上靠近左下角的地方有一道足以伸進半只手掌的縫隙。安德烈拿走紙條，留下鈔票，美元，不是德國馬克。

1950年1月20日，波蘭飛行員返回華沙，再也聯系不上。安德烈預定1月31日正式退役，本不該繼續留在德國，但行動處處長霍恩斯比掃開了官僚主義的障礙物，把他留在了柏林，放手讓他捕捉新的羊群。安德烈在柏林過了二十八歲生日，禮物是微薄的月薪，還有大使館里的一份新檔案，職務是“電工”，當時在柏林的情報官全都掛著虛假的職位，秘書，翻譯，記者，英文教師。畢竟，雇傭他們的軍情六處在官方文件上也并不存在。

盡管情報官都喜歡宣稱自己怎樣的人都能對付，一個特定的情報官似乎總是傾向于招來某種特定性格的人。有人擅長編織云朵，所以總是引來理想主義者；另一些人善于擦出火星，于是更受到行動家的信任。有人偏好羞澀的學者，有人專門拉攏水手和碼頭工人。安德烈喜歡把敵人拉進懷里：斯塔西、蘇聯軍事情報局、紅軍柏林指揮部的下級軍官，所有那些高傲的，沉默的，狡詐的，警惕的，和他一樣愛玩這個游戲的。他哼著歌慢慢接近，邀請他們跳舞，悄聲細語安撫他們，用柔軟的繩索套住他們的脖子。

這里面，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個例外。

作者有話說：

[2] rider in the sky，1940年代英國流行歌。

第三章

“麻雀”咖啡店是一小塊切下來移植到柏林貧瘠土壤里的法國，從甜點類型到侍應的惡劣態度都一樣。只有七張桌子，落地窗提供了大部分的光線，因為用電管制，冬天下午四點多就早早關門。陌生人就是在天將黑未黑的時候來的，把自行車放在門外，隨便找了張空桌子坐下，四下環顧，打量其他客人，最后在侍應不悅的目光下收回視線，點了黑咖啡。

這位格格不入的顧客可能二十出頭，深色頭發，顴骨和鼻梁的弧度看起來有點眼熟，盡管安德烈很確定自己從未見過這個人，這種難以界定的熟悉感促使他多看了陌生人幾眼。科里亞走得比平常早，咖啡店里只剩下兩三個常客，都沒有留意那個局促不安的男孩。侍應從廚房回來了，把咖啡放到新來的顧客面前，告訴他咖啡店再過半小時就要打烊了，顧客盯著侍應，沒有說話，好像不明白什么叫“打烊”。安德烈等侍應回到柜臺后面，拿起帽子和外套，走過去，坐到男孩旁邊，仿佛對方本來就在等自己。

“別動，看起來自然一點。”男孩似乎隨時準備跳起來，安德烈一句話制止了他，“在等什么人嗎？”

“你是誰？”

“先回答我的問題，你來賣什么？”

對方皺起眉，沒有聽懂這個問題，過了一會，搖搖頭：“我來找我哥哥。”

“是嗎？他叫什么名字？也許我能幫上忙。”

“漢斯，漢斯·沃格爾。他失蹤好幾天了，我知道他經常來這里。”

漢斯·沃格爾。這就是躺在停尸間的那個男孩的名字，安德烈也許想起了他的臉，不知道是生前還是死后的那張，希望是前者。這么多天過去了，無人認領的尸體應該早已被埋到郊區的樹林里，柏林的失蹤人口可能有一半都在那里，足夠在地獄里開一個特殊派對。可惜就像其他情報官一樣，安德烈也有一種反射性遮掩真相的傾向。他側過頭，假裝認真回憶，點了支煙，盯著男孩看，直到對方不安地在椅子里挪動起來。

“沃格爾。沒錯，我應該見過他。深色卷發，藍眼睛，總是穿同一件臟兮兮的粗呢外套，對嗎？你長著和你哥哥一樣的眼睛。我可能知道漢斯在哪里，但我們不能在這里說。”安德烈從煙盒里摸出一小張硬紙片，男孩猶豫著接了過去，側過身，對著微弱的光線看上面的字母，西柏林一家旅店的地址，“一個小時后到這里來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