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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些善舉并不足以洗清成娜的嫌疑，不少罪犯同樣也是和藹可親的慈善家。

“娜娜啊，她是一個命苦的孩子。好不容易回到了親生父親的身邊，還不被待見，這樣一個人，怎么會殺人呢？”

一位成娜的遠房親戚對警方如是說。

“不被待見”四個字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說話的這位是成娜母親全英那邊的親戚，一位叫菲爾的中年女人，她和成娜有過幾次往來。全英是成柏林的生母，成娜的繼母，而她因病去了法國休養，目前不接見任何人。

“啊，我們大家都知道。她才回來沒多久，親爹就死了。一畢業娜娜就嫁人了，這不是不被待見嗎？但也能理解，畢竟媽媽和弟弟都和自己沒有血緣關系，噢，也有一點，但比不上親生母親和親生弟弟，不可能會視若己出地愛護。”

菲爾的這番話倒是能證實成娜對弟弟成柏林殺人動機的供述。這一家人并非普通的家庭組合，成柏林因為害怕繼承權被奪，那么的確有可能起殺人的念頭，目前來看，殺人動機最充分的是成柏林。

如果是成娜殺的人，那么她的動機是什么？

而另一邊，成柏林從被捕到現場，始終保持沉默，他一句話也沒說。他有保持沉默的權利，不過沉默也會給他帶來不利。

但沒過多久，他開口了。

案件審理準備階段，檢方向嫌犯及其律師披露了相關證據，包括另一嫌犯，也就是成娜的供述內容。

聽律師說完這些，成柏林忽然抬起頭。

“這是她說的？”

“是的。”

他又埋下頭，不久，忽然低聲笑起來，越笑越大聲，笑得仰起了臉，笑得滿面通紅，淚水不斷。

正式庭審于10月份開庭。

因成娜和成柏林各自行為不同，且彼此存在對立指控，所以被分開審理。

庭審現場，陪審團席上成員們面色嚴肅。檢方律師陳述完案件，將成娜指控為“知情不報”和“可能參與謀殺”。

被告席上的女人靜靜聆聽，沒有多余的表情，只是在謀殺這個詞宣讀出來的一瞬間輕輕皺了一下眉頭。她的臉蒼白而悲傷，盡管沒有說話，但渾身都散發著惹人憐憫的脆弱氣息。

她就是成娜。

“尊敬的法官大人，陪審團的成員，這是一個充滿嫉妒、謊言與貪婪的悲劇。而我將向你們證明，她不僅知曉了這起謀殺案的真相，事后幫忙隱瞞，還極有可能成了共謀者，深度參與其中。陪審團必須考慮，他們的行為是如何共同導致了這場不可挽回的悲劇。”

成娜的辯護律師叫赫拉，她是一位亞裔，近年拿下了不少難案，勝訴率極高，在圈內頗有名氣。當然，聘請她絕非一件易事，需要花費大量的金錢和耐心。

她還有一個中文名字，馮奉春，身邊人都稱她為馮。

馮奉春微微一笑，從容不迫地起身，環視陪審團，語氣冷靜而堅定：

“尊敬的法官大人，陪審團的各位成員：今天我們面對的是一樁由恐懼和權力交織的陰謀，也是一場家庭悲劇。我的當事人成娜，被卷入了一場由極度和憤怒驅動的案件。我們將證明，再案發當天，成柏林因為嫉妒和憤怒，將成明昭當成了我的當事人，并將她推下了懸崖。這是一起由情感糾葛和錯綜復雜的家庭關系引發的悲劇。”

“檢方指責我的當事人知情不報，甚至暗示她參與了謀殺。這是多么可怕的指控。因為真正的事實是，她不僅沒有犯罪，還親身承受了難以想象的心理壓力。這種壓力來自于令一個人的操控——她同父異母的弟弟，成柏林。”

控方律師走到陪審團前，語氣嚴肅：

“被告不僅是知情者，還在犯罪后刻意隱瞞重要信息，我們有證人表明，她曾在案發前一夜與另一名嫌犯密會，既然被告和這么嫌犯是第一回 見面，彼此不熟悉的前提下，為何會夜晚與他獨處？這顯然是一場實現密謀好的犯罪。”

隨后，控方面向成娜：

“被告人，請問，你是否承認案發前曾與你的弟弟有過私下接觸？”

“我承認。”成娜答。

馮奉春站在法庭中央，語速平緩而有穿透力：“控方的提問充滿誘導性，試圖將“私下接觸”和“犯罪共謀”畫上等號。而法庭是追求真相的地方，而不是推測的競技場。”

她轉向陪審團，語調微微加重：

“讓我們回顧事實，被告與另一位嫌犯確實有過交流——這是任何家庭關系中必不可免的場景。要知道，成柏林是被告親生父親派來的唯一代表，是她當下了解原生家庭的唯一渠道，而當時，她并沒有回到親生家庭，因為對這個未曾謀面的家庭有疑問，而去問自己的弟弟，有什么問題？私下接觸本身并不能代表被告知情。更不能說明她參與了犯罪活動。”

檢方追問：“那么，被告人在案發后為何遲遲沒有報警？這是否足以證明她有意隱瞞。”

馮奉春環視法庭，聲音高挑：“閣下的問題有一個前提假設，那就是“報警等同于無辜”，請問，這是否公平？”

“案發后，被告因受到另一名嫌犯的威脅而陷入恐懼。在這種情形下，她的每一步行動都可能影響自己的安全——她選擇了保護自己。這不是犯罪，這是生存本能。”

她用悲傷的語氣向陪審團強調：

“我的當事人，當時正處于一個高度緊張、極度恐懼的環境中。而這種環境，不僅是由成柏林的威脅造成，還與她長期以來承受的心理壓力密不可分。”

馮奉春收起收起悲傷，緩緩吐了一口氣。

“首先，被告在案發時期正在接受精神健康方面的治療，有明確的病例記錄顯示，她在此期間患有焦慮癥和創傷后應激障礙，一直在服用抗焦慮藥物。”

她向法官呈遞了相關病例和服藥記錄，并傳喚了成娜的私人心理醫生，安迪先生。

“事實上，我的當事人后來積極配合了警方的調查。她提供的證詞和細節，對案件有重要幫助。她的初衷是無害的，她只是害怕報復，害怕失去自己的生命。”

檢方隨即也傳喚了證人。

證人是旅店的工作人員，她表示：“那天晚上，我在走廊清理衛生，看到了她，因為是外國面孔，所以我的印象很深。她一個人走出房間，和另一名男士去了隔壁的房間。”

馮奉春莞爾，起身質詢：“你所說的她，是指被告，還是其他人？據我所知，來當地的游客遍布世界各地，你怎么確認那張外國面孔是被告，而不是其他人？”

她猶豫：“......看起來像。”

“看起來？這是一種主觀猜測，而非事實。假使是一名清掃房間的亞洲工作人員，再打掃完一間房后進入了另一名的房間，你是否也會將其視為‘犯罪陰謀’？”

證人沉默，場內一片安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