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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禮三次加冠，一次比一次尊貴。是要啟發其立志向上，加冠之后代表這個小孩成為了成年人，代表著這個人擁有了成年人的權利和義務，他也擁有了政治和軍事上的權利，順便也能成婚生子組成自己的小家庭。天子諸侯就算年紀小也會提早讓他們行冠禮，以讓他們盡早執掌國政，就是因為冠禮有著這樣政治意義上的宣告。冠是對這種身份、權利的一種具象體現，所謂君子死而冠不免，不是迂腐地執著于服飾，而是說冠是君子的氣節和尊嚴的體現，所以冠是與君子綁定在一起的，背后是一整套儒家的邏輯。

而對及笄的記載是什么，女子許嫁，笄而字（禮記·曲禮），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禮記·內則）。禮記講教育孩子，十歲之后，男孩居宿于外，學書計，十三學樂，二十而冠學禮，三十有家室，四十出仕。對女孩呢，十歲就不出門了，教她們婉娩聽從，學女事，十五笄二十嫁。

可見，加冠是與政治、與志向、與所有宏大高遠的東西綁定的，而及笄是與結婚綁定的，孰輕孰重不言而喻。對于男性，要求他們有高遠的志向，成為一個堅毅的、成熟的、有責任感的人，娶妻成家只是他的人生中的一個部分。而對于女性，出嫁成婚是她人生的全部。男女本無高下差別，從這里開始就有了。所以我從個人感情上也不是很喜歡及笄。

雖然滿篇的男尊女卑，但古典文學里面的一切都帶有時代的印記和缺憾，對其的態度應當是去粗取精，比如男尊女卑自不可取，但講一個人在成年之后需要承擔義務，要扛起家庭和國家的責任，得要求自己做一個智信仁勇嚴的人，這有錯嗎？當然沒有，這與現代的公民價值觀同樣是吻合的。所以憑什么這些好的宏大的高遠的有價值的東西就必須打上男的標簽？

同樣的還有君子和士，古代的君子和士是男性，但現在的女性就不能用君子之道要求自己嗎？就好比古希臘講的公民只有成年男性，而現在呢？君子和士是中式美學和中式哲學的頂點，是中式思維繞不開的名詞，如果將之與男綁定，而舍棄之，那所有中式的故事都沒法寫，我們腳下的根基同樣蕩然無存。但如果把君子的范圍延伸到人，如何做一個好的人，邏輯不就通順了嗎？這個人本就該沒有性別色彩。

類似這樣的矛盾在我寫作的時候遇到很多，比如形容詞上，俊、帥、器宇軒昂、玉樹臨風通常可能多用于男性，但為什么不能用于女性？女性不能英俊嗎？女性不能帥氣嗎？女性不能豐神俊朗器宇軒昂？就非得用沉魚落雁閉月羞花？我選用的詞匯不一定合理，但諸君搜索形容男性的成語和形容女性的成語，便能明顯感知到我說的這種區別，這同樣是中式傳統對男女定位的不同導致的。

我寫朝堂上的女人刻意回避了那些自帶一些柔弱屬性的所謂女性形容詞，可能會有些人覺得為什么有些男性化。因為我認為，如果沒有刻意營造的男尊女卑，這個世界對男女的要求應該是一樣的，是堅毅、擔當、勇敢、正直、聰慧、博雅、坦蕩、大氣，他們的美是健康的向上的美，是生機，是活力，是扎根的樹，是浩蕩的風，是做一個更好的人，而不是一個更好的女人或男人。

我們為什么要回避那些帶著男性標簽的東西？這個東西打著男的標簽，所以排斥它、它不該出現在女性的世界里，用了就是輕視女性，是在寫男諸如此類論調，最近也有看到一些，對此我只想問，為什么？如果因為傳統的東西都帶男所以都要舍棄，那還剩下什么呢？怕不是只剩下女卑的那些部分了，難道要去迎合女卑的傳統嗎？為什么不可以把那些本帶著男的有價值的東西泛化，把它的標簽從男變成人？

在這篇文里還有很多這種東西，比如禮儀、官制、官服，這些我大體都采用了傳統中男的部分，這是因為我希望我的角色成為男性嗎？并不是。一是因為歷史之中沒有純女性的東西給我參考；二是同加冠及笄一樣，男性的那一套帶有了更強的政治意義，我選擇更有重量的那一套；三是，不是我用了這些形制所以我的角色像男，而是因為女性也能用這些東西，也能享有這些東西背后的權力，所以這些東西不會再與男綁定。與現在的褲子、短發一個道理。她們可以穿襦裙帶釵簪，也可以穿大氅穿直裰穿道袍，不過是一身衣服，憑什么不能？

女性特質不在表象，而在內在。而什么是女性特質，我說不清楚，我也仍在探索，甚至我寫的過程中我有時候也在想我的角色區別與其他男性角色的點在哪里呢，講不清楚，但我認同一個道理：女性之中也是什么樣都有的，好的壞的，善良的惡毒的，這都很正常，不應用簡單的像男來做切分，用一些形容來限定女性同樣是一種對女性的限制。

回到加冠和及笄的問題，也有些作者選用了女子及笄的典儀而剔除了與婚嫁的綁定，并賦予了及笄與加冠同樣的重量，這種處理當然也沒有問題，其背后意義是一樣的，選用哪種只是個人偏好，言之有理即可。形式只是表象，何必追究細節？只要內核是積極向上的，那么就是一個好的女性故事了。

我們的修行，不是如何做一個更好的女人，也不是如何避免成為一個男人，而是如何去做一個更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