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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閆分宜一代豪杰，古稀之年尚能縱橫政壇而巍然不倒，真正是連金丹藥力亦無可如何的天選白手套；難道這閆東樓子不類父, 居然這么短命不成？

好用的工具人總是很難找的, 所以皇帝都難免有了些躊躇，想著要不要在將來調整調整職分，設法延長閆東樓的使用期限。但所幸天書及時響起, 打消了這實在沒有必要的憐憫：

【當然, 我們列舉這諸多數字，并不是要夸耀閆東樓在東瀛的豐功偉績；事實上來講, 在東瀛的這九年也不過只是閆氏輝煌職業生涯的起點而已。在跟隨儒望學習了第五年后，中西呂宋之戰爆發, 閆東樓兼任西班牙賠款事務；第六年，中荷海戰爆發，閆東樓又兼任荷蘭賠款事務；到第九年他辭去東瀛的職分時，已經負責了西班牙荷蘭葡萄牙英吉利法蘭西五國的賠款事務，成為實際上的外務大臣。

——甚而言之，閆東樓之所以辭去東瀛的職務，也并非是因為工作上的問題；而是中樞考慮全局，認為實際上的外務大臣居然還領著對倭事務的俸祿，未免太過于抬高東瀛的檔次，而損傷了國際關系的格局；而以外務大臣的身份統領各國賠款事務，才能發揮閆氏的專長。

所以，我們才能看到甲寅變法開展后財政收入驚人的增長——雖然大安朝廷的官方史書堅稱，它暴漲的收入純粹是因為對外貿易的大獲成功；但任何一個稍有常識的歷史學家都明白，即使沿海的紡織廠煉鐵爐將機器干出煙來，也是干不出來一年上千萬兩白銀的；關于這匪夷所思的增長，還是英吉利銀行提供的文件更為可信，它直截了當的指出：僅僅在閆東樓上任外務大臣之后的五年時間里，朝廷從各個賠款條約中搜刮到的凈收入，就高達四千五百萬兩以上，占據了當時朝廷收入的一半。

所以，也就無怪乎當時的內閣被稱為“賠款內閣”了。農稅地稅商稅都各有開支，只有賠款的收入是意外之財，完全受皇帝與內閣的支配。錢在哪里，權力也就在哪里，隨著中樞變法派直接掌握的財政份額迅速擴張，皇帝及內閣的權力也在迅速擴張，最終臻至大安一朝難以想象的巔峰。

當然，這里的“權力”并不是指詭詐權謀中所謂謀劃人心的權術。如果論君主專制中如何生殺予奪放縱欲望，那大安的歷代皇帝都是相當精通的；但封建時代的吊詭就在這里——皇權如果想殺人整人，那基本是隨心所欲不受任何限制；但如果皇權真正想辦事，卻立刻就是舉步維艱，往往一件也辦不成。

關于這一點，大安歷朝皇帝（尤其是擺宗），應該是深有體會的。

】

作為大安歷朝皇帝之一，飛玄真君面無表情的哼了一聲。曾經雄心萬丈，如今癱在床上，真君與朝野百官糾纏如此之久，是很明白這個道理的。在真君還很有人樣的時候，他也不是沒有嘗試過積極有為的舉止。但一切的努力與心血終究都在朝廷這架油膩老舊滑不溜丟的國家機器中消磨為了烏有；于是雄心磨損殆盡，成了現在這幅模樣。而今聽來，不能不有所觸動。

不過，這觸動一閃而過，真正令皇帝迷惑的卻是最后一句話：

“擺宗”？到底是哪個腦殼進了水的不肖子孫，居然給先帝上這種奇葩廟號？

【

但在甲寅變法之后，一切都不一樣了。

當然，這并不是說甲寅變法的主持者有什么獨特的人格魅力。實際上，除了張、海等寥寥數人之外，穆祺閆東樓等在當時士人中的風評都相當之不咋地（想想他們在野史中的作風，你恐怕也很難期待有什么好評）。事實也證明，貫徹政策依靠的不是人格魅力，而是錢。

自甲寅變法第三年之后，因為賠款收入暴增，海路暢通后糧食充足，內閣免去了九邊及陜甘百分之五十的稅賦、寬免了江南各省上繳漕糧的義務，為云貴駐扎的軍戶補發了積欠十余年的稅負；自第五年開始，朝廷則進入了后世稱之為“敗家子財政”的階段：該年各省上繳稅負一共一千七百五十二萬兩有余，朝廷撥給各地的投資俸祿及各賑災款項則高達兩千九百萬兩；國庫超支一千一百萬兩有余，全部靠賠款與海貿調配。到第九年后，事情則進入到匪夷所思的階段——各省的財政百分七十以上都依靠著中央撥款，自己的稅收居然還不足三成！

至此，“五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終于形成了：歷朝歷代都是地方供養中央，現在一轉攻勢，居然變成了中央供養地方；往常地方掌握財源，還有能力與中央博弈一二，現在中樞朝廷握著所有省份的輸血管，誰還能抵御內閣的意志？

政治就是財政，財政就是政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掌握了錢袋子就掌握了一切。當中央財源空前膨脹之后，內閣的意志便不再受任何掣肘。至此，由商鞅秦始皇至大安高祖朱重八以降，兩千年來中央集權主義者最夢寐以求的理想終于降臨了——沒有地域之分，沒有門戶之見，中樞可以隨心所欲調配一切資源，借助大一統的制度發揮出無可思議的優勢；合六千萬人之心為一心，天下還有誰是中土的對手？

也正因為如此，甲寅變法才被稱為中華近代化的開端、新時代隱約的回響；宋元之后皇權不下縣，封建時代封閉而又保守，朝廷的政策有十成力度，落到實際或許只有一二成；而在打通了中央到地方的脈絡之后，內閣用盡渾身解數，卻可以勉強將中央的意志落實三到四成——不要小看這區區一二成的進步；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中原之所以能后來居上，恰恰是因為每次變革中這一二成的優勢。

執行度的提升會優化整個系統運轉速度，而不僅僅局限于財政一隅；實際上，當變法全面鋪開之后，新制度的嫩芽就已經露出了苗頭……

】

【以下涉及歷史敏感內容，不適宜播放】

真君砸了砸嘴，頗為不耐的劃了一劃，卻見那大紅字號的提醒依然頑固懸在空中，絲毫沒有消失的意思，不覺大為掃興。也不知道這天書是什么個標準，莫名其妙總會屏蔽一些所謂的“敏感內容”，拒不播放，無論如何費力，亦毫無作用。

——有什么是他飛玄真君萬壽帝君都不能看的呢？未免也太過見外了！

所幸四面趴了一地，沒有人敢抬頭窺伺圣意；所以皇帝可以盡情的顯擺臉色，發泄被隱瞞的不快。

當然，這不快也只是一閃而過。作為一個即將有錢有權且永垂不朽的皇帝，真君保持了充分的大度。不會在乎這一點小小的敏感內容。他嘩啦啦向下翻了好幾頁，終于看到了沒有屏蔽的內容

【……近代化的要義之一，就是打破各地封閉保守的自然經濟，建立統一的全國市場。而在甲寅變法中，這艱難的進程被以某種古怪的形式達成了——自然經濟當然抗拒外力，卻絕對拒絕不了白花花的銀子；封建制度下地方勢力保守頑固，牢牢把握著當地一切財源；但再怎么樣金山銀山的財源，能比得上中央上百萬兩銀子的撥款？

若有阻力，白銀橫掃；阻力加大，白銀加多。甲寅變法所有的思路，不過如此。

所以，歷史真是詭異得無法言說。從大安高祖朱重八以來，歷代名臣夙興夜寐，窮盡手腕與地方勢力爭奪權威；而最終這持續數百年的央地矛盾，竟爾在甲寅之后迎刃而解，再不值一提。而這樣光輝宏偉的功業，并非是出自于政治的清明或者人性的蛻變，而純粹只是因為錢——甲寅變法中的官場同樣是因襲數百年貪污腐化的官場，但朝廷灌下來的錢實在是太多了，多得是大水漫灌洶涌澎湃，多得超乎了想象超乎了經驗，乃至于朝野官吏上下其手之后，居然都還能留下足夠的錢給可靠的人辦實事。

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僅此而已。

當然，任何一個稍有常識的政客都能看出這種模式下巨大的隱患：變法的成功純粹依賴著超乎想象的巨大現金流；一旦現金流稍有阻遏，變法都會立刻遭遇挫折。所以，在變法派整出白銀橫掃戰術之后，保守派雖然大受打壓，但心中仍然存有極大的希望。他們在私下里稱變法派為“桑弘羊”，皇帝為“漢武”，認為此竭澤而漁的招數絕不長久；只要財政斷絕，就是翻盤的良機。

應該說，這個推測其實是相當有道理的。在變法派窮兇極惡的花錢效率下，東瀛不到九年就被刮了精光，“活像榨汁后的爛橙子”（出自英吉利銀行的精妙比喻）；五年破家九年亡國，速度之快超乎常理，絕非正常體制可以承受——但問題是，世界上難道只有一個橙子嗎？

沒錯，這就是變法漸入佳境之后，內閣開始四處出擊的根本原因。東瀛榨干了要換西班牙，西班牙榨干了要換荷蘭，荷蘭榨干了要換法蘭西。必須以閆東樓開發出的全新技術不斷榨汁不斷吸取，要抽取到足夠多足夠豐美的汁液，才能供應內閣揮霍無度的變法政策。

這種吸取甚至并不是有意識的。穆祺曾經在多個場合為朝廷辯解，稱自己及自己的同僚“一向愛好和平”、“無意戰事”，每次都會引來樂不可支的哄堂大笑，甚至誕生了俗語“穆祺許諾的和平”；但從當時內閣的檔案看，穆祺的辯詞其實并不是完全虛妄。如果說中倭、中葡之戰都明確的受到了國家意志的影響，那中西呂宋之戰等就基本沒有內閣指使，純粹是因為商人爭奪市場，各自購入武器火拼，將事情鬧大了之后才捅到了內閣。面對這樣的自行其是，內閣當然大為不滿，一開始甚至是嚴詞拒絕，試圖保持距離；直到事態持續發展，才不得不接下了這個盤。

至于內閣為什么非得接盤嘛……這么說吧，呂宋之戰涉及的那批貨物里，有當時的皇帝及司禮監掌印合計八百三十萬兩的投資，要是內閣不下場翻盤，皇宮今年就只能喝西北風了。

所以你說有辦法嗎？其實就是沒有辦法。穆祺可能是熱愛和平的，內閣可能也是熱愛和平的。但變法走到了后期，已經是每年數以千萬計的利潤，皇帝太監及顯要官員在沿海工廠里數百萬兩上千萬兩的投資。誰能對這樣的力量說不呢？

近代化的齒輪一但運轉，就不是任何人可以阻止的，哪怕是它的締造者。

題外話：在中西呂宋海戰中，內閣順利解救下了中方商人的貨物，為皇帝贏得了巨額的利潤。但戰爭也帶來了意料不到的結果：相當多郁郁不得志的保守派在此戰中終于徹底破防；大概是覺得此生再也看不到變法派翻車的時候，或者是因為投資了西班牙國債賠光了褲衩；這些人居然抱團逃往海外，借助荷蘭人的庇護勉強落腳，然后寫下了大量的謠言辱罵皇帝與內閣官員，至今仍有影響。

不過，其中有關皇帝“癡迷煉丹舉止失措”、“老而不死刻薄寡恩”、穆祺“癲狂錯亂口出妄言”，以及閆東樓“貪得無厭下作敗壞”的記載，大概并不是謠言……

】

皇帝倒吸一口冷氣，猛的從肩輿上坐了起來！

第122章 招供

征伐倭寇的艦隊于七月盛暑之時返回, 經山東駛往金陵，預備在此簽署終戰的條約。不過，在正式談判之前, 悄悄外出的穆國公世子還要處理一些小事——緊趕慢趕一個月之后，朝廷的使者居然也恰恰在這幾日抵達金陵，送來了朝廷給世子定罪的公文。

當然, 不需要世子對這大半年來朝廷局勢的發展有什么深入的了解, 他只要看一眼使者那張慘白到略無人色的臉，就已經知道京城政治交鋒的結局了。能夠拿到千里出使直面政敵魁首的重任, 這位使者當然是倒穆派中的翹楚。但也正因為如此, 當他在途中聽到了東瀛大敗虧輸的消息之后，心中才驟然生出了莫大的絕望：

無論如何, 這一局都是錯盡錯覺，輸得是干干凈凈，再無回旋的余地了！

可怎么會這樣呢？明明, 明明一切謀算的都那么妥當，明明已經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明明翻盤的可能那么渺小，只要東瀛能夠勉強守住門戶, 他們都可以借機控制局勢, 扼住穆氏的咽喉；可這樣優勢在我的局面，怎么就一轉而變為葬身之地了呢？

——都是那些廢物倭人的錯！哪怕他們輸得不那么慘，哪怕他們勉力保住一條褲衩, 自己都還能撒潑打滾, 用殺良冒功的罪名拼命將水攪渾。可現在對方連太廟獻俘的人質都給抓了回來，就算倒穆派口綻蓮花, 又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