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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陪審團成員中只有位婦女。被告方律師達韋德·布盧克曾就此提出異議，認為這種組成不能代表該司法轄區的人口比例，但被法官駁回。被告方希望有更多的女性進入陪審團是因為他們認為，女人們更能理解同情蘇珊的境遇。

小插曲之二：審理正式開始的7月17日，星期一，警方接到舉報說，有人在霍爾法官的審判室安放了炸彈。這當然只是虛驚一場。謊報“軍情”者很快被拘捕。

首席公訴人托馬斯·波普的助手凱茨·蓋斯代表公訴方致開場白：“在1994年秋季的那段長達九天的日子里，蘇珊·史密斯面對全國各族人民撒下了彌天大謊。”“她在電視上祈求上帝讓她的兩個孩子平安歸來，其實她明明知道邁可和亞歷克思就躺在約翰·d·隆湖冰冷黑暗的湖底。”“孩子們成了蘇珊·史密斯贏回湯姆·費利的絆腳石，蘇珊·史密斯便從她的生活中毫不猶豫地搬掉了他們。”凱茨·蓋斯最后指出：“這樁案子的中心點就是兩個字——自私！一切都是圍繞著我，我，我，和自己，自己，自己。”“蘇珊·史密斯是一個自私的，處心積慮地編織謊言的，善于欺人耳目的殺人犯，她為了得到一個富家子弟的愛情而不惜犧牲掉自己的親生兒子。”

被告方由茱迪·克拉克發言。她請陪審員們“透過自己的心去看蘇珊·史密斯，那是一個像迷路的孩子一樣，彷徨、迷惘、失落、對生活對男人不知所措的、苦苦掙扎的靈魂”。蘇珊·史密斯自幼便憂郁、苦悶，對自己對生活都沒有信心。這種挫敗感來自童年時期她父親的自殺，后來她自己的自殺，和少女時期繼父的性騷擾。“所有這些因素一點一點地將她推到了絕望和崩潰的邊緣，推到了夜色下的約翰·d·隆湖，在那里，她打算和兩個心愛的孩子一起了結自己的一生。”“只是在最后的一瞬間，求生的本能制止了她走向死亡的腳步，她活下來了，兩個年幼的生命卻沒能幸免于難。”茱迪·克拉克告訴陪審團：“我們在這里向你們述說蘇珊·史密斯的故事，并不是要博取你們的同情，只是想得到你們的理解。”“蘇珊說謊是不對的，她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該說謊。但是，難道你們不覺得，這更像一個孩子氣的謊言，一個非常希望能取悅于父母的孩子，為逃避懲罰和父母的憤怒而撒的謊？”

由于藥物的作用，蘇珊自始至終像個乖孩子一樣安靜地坐在被告席上，或者讀信，或者玩弄手里的隨便什么小物件。在牢里關了八個多月，很少運動，又缺乏陽光和新鮮空氣，蘇珊明顯地增加了體重，而且臉色蒼白憔悴。加之無心于自己的容顏，不事裝扮，盡管她的辯護律師們竭力想把她說成是一個小女孩，蘇珊看上去比她的實際年齡老了許多。蘇珊在法庭上的大部分時間里目光呆滯，表情木然，仿佛周圍的一切都和她沒有關系。只有當人們提到她的兩個孩子的時候，她才會輕聲地，小心翼翼地哭上一小會兒。

公訴方傳喚的第一個證人是雪莉·麥克勞。她記得那天晚上，當她和蘇珊坐在客廳的沙發上等待警察時，蘇珊問她有沒有孩子。“我有一個兒子。”雪莉指了指小瑞柯的房間。蘇珊點點頭，又轉眼看著桌子上鏡框里一張女孩的照片，雪莉說那是小瑞柯的女朋友。蘇珊說她認識一位姓麥克勞的人，不知是不是雪莉家的親戚。雪莉說不是，但她知道蘇珊講的那個人是誰。后來雪莉曾對丈夫說：“如果是我的孩子丟了，我絕對不會有這份閑心聊天。”雪莉·麥克勞還告訴法庭，琳達·盧索一到她家就沖著蘇珊大喊大叫，責備她為什么不鎖好車門。有一陣子，琳達離開眾人，獨自在外面的門廊站了好久。

繼麥克勞太太之后出庭的是若干警方辦案人員。豪德·韋爾士警官承認，他為了套出蘇珊的供詞而說了假話。警方并沒有在卡里梭路口安排什么全天候的監視崗哨，也不存在什么毒品走私案和值班記錄。他還承認，他當時說的為了平息黑人社區與其他居民的矛盾，他們正在考慮將蘇珊的不實之詞向媒體公布也是臨時編的。豪德·韋爾士警官說，雖然警方一直懷疑蘇珊，但卻無足夠的證據逮捕她。

小插曲之三：開始傳喚證人的第二天，陪審團中唯一的黑人女性伽兒·冰被拘捕，原因是她在填寫陪審員登記表時，沒有如實向法庭陳述她曾因非法使用他人信用卡而被起訴。伽兒對威廉·霍爾法官承認說她沒有按照法庭要求親自填寫登記表，而是由她女兒代填的。伽兒·冰后來被判刑6個月，罰款1萬美元。兩名候補陪審員之一被增補進入陪審團。

來自州警署的畢特·羅根在證人席上說，蘇珊·史密斯告訴他，去年10月1日，雙命案發生前四天，蘇珊曾與已分居的丈夫戴維zuo愛。就在那一次，蘇珊得知戴維在她的電話上安裝了竊聽器，并取得了她與j·卡瑞·費利，即湯姆·費利的父親通奸的證據。

其他辦案人員和某些記者作證說，在史密斯兄弟失蹤的日子里，蘇珊·史密斯似乎更關心她在電視屏幕和新聞照片上的形象，而不是兩個孩子的命運。她甚至談到去海濱度假以逃避警方和媒體。

為蘇珊做過多次測謊實驗的聯邦調查局技術員達威·帕契向法庭展示了所有的實驗記錄和圖譜。每當被問及：“你是否知道孩子們現在在什么地方？”，或類似的問題時，儀器記錄的結果總是表明蘇珊在撒謊。

潛水員史蒂汶·莫若告訴陪審團，在從約翰·d·隆湖里打撈起的馬自達轎車里，和邁可和亞歷克思的遺骸一起，他們還發現了湯姆·費利在1994年10月17日寫給蘇珊的那封信。

湯姆·費利也走上了證人席。他是公訴方的關鍵性證人。湯姆通過他的證詞成功地幫助公訴方確立了蘇珊·史密斯的作案動機，但他同時也告訴陪審團，他覺得蘇珊是一個“溫柔可親的人”，而不是公訴人所形容的鐵石心腸的劊子手。在被告方律師達韋德·布盧克的交叉取證中，湯姆·費利說，蘇珊如同一只小鳥依人，“她在zuo愛時所感受到的歡娛并非來自肉體的刺激，而是在與人親近和被人愛撫中的陶醉。”湯姆·費利還提到，大約一年前，在蘇珊和戴維分居的一段日子里，有一次他打電話給蘇珊，戴維藏在壁櫥里偷聽。后來戴維由于嫉妒而跳出壁櫥，從蘇珊手中奪過話筒，沖著湯姆·費利說，如果他再與蘇珊來往自己就會揍他，等等。

三名蘇珊在康碩產業的同事作證說，蘇珊曾多次提到，如果她不是這么早就結婚生子，她的生活一定會比現在好得多。

公訴方最后一名證人來自查爾斯頓的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醫學中心，她就是替邁可和亞歷克思驗尸的醫生珊卓·康拉狄博士。因為威廉·霍爾法官不允許公訴人在法庭上出示兩個孩子殘骸的照片，也不允許康拉狄博士陳述其遺體腐爛的情形，珊卓·康拉狄作證的時間非常短，只有15分鐘。

蘇珊承認她親手結束了兩個孩子的生命，被告方律師在這一點上已沒有什么文章可做。他們曾經考慮過以下兩種方案：

一、以蘇珊患有神經病為由，為她作“無罪”辯護。這就需要證明蘇珊在作案之時完全喪失意識，毫無是非概念，分不清對與錯。而其科學依據必須是該行為人患有妄想癥，或精神分裂，或精神錯亂。以賽摩爾·豪勒博士為首的被告方專家小組診斷的結果否認了這種可能。

二、承認蘇珊“有罪”，但因其神經功能失調，雖然能分辨是非，知道什么是違法的，可是在案發之時喪失理智，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行為。專家小組認為蘇珊的情況也沒有嚴重到這種程度。

于是，被告方辯護律師只得再退一步，證明蘇珊·史密斯的雙命謀殺案，實際上是一次“自殺未遂”。而要做到這一點，他們首先必須反駁公訴方的“作案動機”，即被告人為了滿足情人的要求而殺害自己的親生兒子。

1995年7月0日，星期四，被告方開始傳喚他們的證人。首先出庭的是畢特·羅根和卡蘿·愛麗森，兩位曾為公訴方作證的辦案人員。因為他們倆都非常同情蘇珊的境遇，達韋德·布盧克著重請他們談了蘇珊所表示的悔恨和自責。

南卡羅來納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阿爾琳·安佐斯博士是被告方所聘請的心理專家小組中的一員。她認真研究了蘇珊的家庭病史，她告訴法庭沃恩家族中曾有多人患憂郁癥，并詳細講述了發生在蘇珊親戚中的數起自殺和自殺未遂的案例。（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