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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娜塔麗臥室的一扇門敞開著，因此希特勒的尖厲叫喊把孩子驚醒了。娜塔麗在起居室里已經把收音機的聲音撥低，但是元首突然一聲尖叫：“羅-斯-福！”把她和埃倫嚇得吃驚地面面相覷，路易斯抽抽噎噎地哭起來。

“他終究是個瘋子。”穿著浴衣、圍著圍巾的埃倫-杰斯特羅沉重地在扶手椅里坐下，兩只凹陷的發紅的眼睛淌出淚水，搖著頭，顫動著手把茶杯舉到嘴邊。希特勒還在厲聲吼叫、嘲罵，忽而聲音放低，忽而大聲叫喊。“極其機敏、動人、有力，然而是個瘋子。我承認以前我從來不了解這一點。我還認為他是裝腔作勢呢。”

娜塔麗對她的叔叔略帶輕蔑地望了一眼，然后走到她的娃娃那里去。

元首的演說一開始照例控訴德國和他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然后逐漸提高調子，講到一個最大的戰犯，說這個戰犯應對一切流血和痛苦負責，而這一切他作為元首是曾經竭力設法予以避免的，可是這個癡狂的偽君子把他的國家和他自己都出賣給了猶太人，利用每一次機會反對德國，使人類遭到毀滅。在令人莫名其妙的一個長時間停頓以后，他發出了這聲把孩子驚醒的猛烈的叫喊：“羅-斯-福！”

這一聲充滿仇恨的野獸似的猛烈叫喊，把埃倫-杰斯特羅也驚醒了。最近幾年來，杰斯特羅很少聽希特勒演說。他感到討厭。他是一個歷史學家，而歷史的篇幅上充滿了這種不可一世的暴君，他們趾高氣揚地度過他們短暫的黃金時期，制造他們的一切損害，建立他們的宏偉紀念碑，然后消失。希特勒也會是這樣。杰斯特羅在他有一次訪問德國以后，曾經寫過一篇冷靜的思考文章在哈潑斯雜志上發表，題目叫做元首：午夜前的思索。

在這篇文章中，杰斯特羅把納粹的狂熱與歷史上各個時代興起又消失的其他短暫劇烈的群眾騷動并列。有時候它們改變了事物的秩序，例如十字軍和法國大革命；有時候他們留下的只是破壞，例如阿拉列克1和帖木兒2的血流成河的大屠殺。說不定這個古怪的被人捧起來的小叫化子對世界會有什么貢獻。他關于建立歐洲統一的新秩序的號召還有點意義。他可能發動一場世界戰爭；他也許會勝利，也許會失敗；但是無論怎樣，最后他還是要死去，世界還是要繼續前進的。上帝——杰斯特羅以調皮的嘲諷使用這個名詞，來表明世事的隨波逐流——就象路邊的一個高明魔術師，使用隨手拿來的不論什么東西表演他的節目。要是希特勒勝利了，給歐洲，甚至全世界，帶來一個暴虐的延續一兩世紀的統一的德國，也許這就意味著這個時候我們渺小的世界正是需要他的。發生的事情終究只是非發生不可。天堂里沒有骰子可擲。人類的精神在不斷地渴求自由之中，要么使他們的條頓主人最后軟化馴服，要么沖破暴君的監獄，如同一棵野草沖破水泥人行道一樣。

1帖木兒（1336-1405），成吉思汗后裔，一三六九年稱汗，建都撒馬爾罕，曾遠征中亞細亞諸國及印度、土耳其等地。

2阿拉列克（370-410），西哥特王，曾在紀元四一年攻破羅馬城。

這樣用幾段簡練的文字處理了這個德國獨裁者以后，埃倫-杰斯特羅已經在思想里把這個人的問題解決了。這一天，由于喊叫了羅斯福的名字，希特勒又在埃倫-杰斯特羅的思想里冒了出來。

這個獨裁者繼續講著，把羅斯福和他自己作了冗長的、近于狂言亂語而又尖酸刻薄的比較。他，是為生活而掙扎的雙親的兒子；羅斯福，是一個百萬富翁的嬌生慣養的獨生子。他，是忍受風雨、炮火和污泥達四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普通士兵；羅斯福，是在海軍部安全舒適的辦公室里工作的出身名門的政府要人。他，是中過毒氣的退伍軍人，躺在醫院里一貧如洗；羅斯福，是戰后把遺產增加了一倍的一個狡猾的金融投機家。他，是一個戰敗的、屈服的民族的恢復者和重建者；羅斯福，是一個經濟補鍋匠，用他的想入非非的新經濟計劃來營救一個富國。他，是對于過去罪惡的勇敢的糾正者，象救世主一樣的歐洲統一者；羅斯福，是力圖不管將來而維持猶太人世界霸權的一個主要戰犯。埃倫-杰斯特羅聽著這種兇狠、瘋狂、奇怪的首尾一貫的妄想，他的哲學上的立足點開始動搖，最后驚恐起來。

意大利人已經取消美國人的出境簽證。美國大使館的代辦已經告訴杰斯特羅，這只是一個預防措施，他們還應該準備在本月十五日離開，如果當時還沒有宣戰的話。幾天來杰斯特羅睡得很少，吃得也很少。現在，他聽到了希特勒的演說，好象一扇鐵門當啷一聲關閉了。

“怎么樣？”娜塔麗說，抱著用毛氈包裹的大聲啼哭的娃娃。“還有什么希望嗎？”

“他還沒有宣戰呢。這么多話里沒有一句宣戰的話。”

她用滿不在乎的熟練動作，不大顧得上害羞，解開了她的毛線衫、短外衣和襯衫，露出一邊雪白的乳房，把咖啡色的毛線衣拉在娃娃身上。“為什么這間屋子冷得多？冰冷的，而且”

杰斯特羅把一個手指放在嘴唇上，叫她不要說話。希特勒的話越來越激動，逐漸達到高潮。他的聽眾已經沉默了很長的時間，這時爆發出一片鼓掌聲、歡呼聲和“元首萬歲！”的吼叫聲。

“埃倫，這是什么意思？”

杰斯特羅提高聲音，蓋住了群眾刺耳的喧鬧。“恐怕就是這個。他說他已經召見美國的外交官員，把回國的護照交給了他們。這就開始了歡呼。”

“唉，我只能說我也覺得吃驚。”娜塔麗用一只手指頭撫順著孩子的臉龐；當孩子安靜下來開始吃奶的時候，她凄然微笑了一下。“你只不過是餓了，小頑皮，是不是？”

她的叔叔說：“墨索里尼還要演說呢。過一兩個鐘頭我們就會知道。”

“哦，埃倫，他會怎樣選擇呢？”

他把收音機關掉。“-，橫豎就是這樣了。我想喝一杯雪利酒。你也來一杯嗎？”

“不，不，我今天最好保持頭腦清醒，看他們還有什么話要講。”

杰斯特羅倒了滿滿一杯酒，一口喝干，然后又倒一杯，身子縮在扶手椅里，慢慢地呷著，無目的地環視著這個堆滿了手提箱和木箱的又高又長的寒冷房間。旅館靜悄悄的，外面馬路上也是靜悄悄的。

“不要灰心，娜塔麗。你知道嗎？在一九三九年，這位意大利領袖曾經脫身過一次。在軍事上他對希特勒沒有用處。意大利人又虛弱，又執拗，而且是被打垮了的，要是他對美國宣戰，他也許會被人暗殺，希特勒一定不愿意看到這種情況。此外，他又狡猾。他會找出些圓滑的客套話，我們還可以在十五日坐上那架飛機的。”

“啊，埃倫，千萬請你別說了吧。他會宣戰的。”

杰斯特羅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我想是這樣。娜塔麗，我很抱歉，我深深地感到由衷的歉意。”

她舉起一只手，手掌向外。“不，不，不要這樣。這有什么用處呢？”

“讓我說下去。把你和你的孩子都拖累在里面，真使我受不了。我決沒有——”

“埃倫，是我自己這樣做的。現在別再重提了。別這樣。我忍受不了。”除了孩子使勁吃奶的聲音以外，屋里一片長時間的沉默。杰斯特羅一口一口地呷著雪利酒，用垂頭喪氣的表情朝他的侄女望了一眼：“親愛的，也許我該打一個電話給大使館，問一問是不是在計劃搞外交人員的專車。”

“要是你能把電話打通的話，倒是一個好主意。要不然我們就親自走一趟。”

“我正在這樣打算，”杰斯特羅說“試試吧。”他打了電話，但是大使館的線路忙碌不堪。他又倒了些雪利酒，慢慢地講著話，間或咳嗽一兩聲。“一個歷史學者容易犯的一個錯誤，就是會歪曲一個人對現在的看法。我似乎是把望遠鏡倒過來去觀察當前的形勢。那些人物看來渺小而滑稽。那些事件看來那么瑣碎，那么重復，那么平凡！我想，我能很好地了解過去，我對將來也看得清楚。只是對于現在我卻這樣糊涂。親愛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沒有資源可以使他們堅持。中歐的這所華麗而破爛的軍國主義瘋人院將會倒塌。俄國和美國是可畏的，這兩個國家會把納粹主義夾在中間壓碎。唯一的問題只不過是時間來得多快罷了。好吧，我該穿衣服了。”

“是的，埃倫，快穿吧。”

“讓我先把酒喝完。”

娜塔麗不耐煩地站起身來，把孩子抱到臥室去，免得跟她的叔父拌嘴。對于這個愛嘮叨的、自負的、胡思亂想的老頭兒，她已經沒有什么敬愛，他的趾高氣揚的挖苦話和頑固得閉眼不顧事實的樂觀主義，已經使她和她的孩子陷入了這個危境，盡管說到底還是她自己要負主要的責任——她常常回過頭來這樣想。

亨利-娜塔麗把她的危境想了又想，直到她再也忍受不住這種自我的探索。她在什么情況下干了這種不幸的蠢事呢？在回來的時候嗎？在跟拜倫結婚的時候嗎？沒有搭德國飛機離開蘇黎世嗎？沒有跟赫布-羅斯乘坐到巴勒斯坦去的船嗎？不，毛病在她的思想深處。盡管她表面上那么聰敏，歸根到底她卻愚蠢透頂。她什么也不是，什么人也不是；她沒有真正的身分。她的一生象是在空中飄蕩的蒲公英的絨毛。她是猶太人，但是這個標志除了惹起麻煩之外對她沒有任何意義。她的第一次戀愛是跟一個異教的非猶太的知識分子。她跟一個基督徒結了婚，沒有怎么考慮兩個人在出身背景的沖突；他年輕，缺乏學識，又使她多一層煩惱。這一連串多么奇怪、偶然、不連貫的遭遇卻創造了這個在她懷里沉睡的藍眼睛小生物！

過去幾星期，娜塔麗夜里開始做夢，仿佛上述一連串遭遇都不曾發生過。在這些夢中，時間倒流回去，有時候回到巴黎，有時候回到大學，更多的是回到她在長島的兒童時代。她在睡夢中發現自己擺脫了夢魘般的現實生活，心中充滿了寬慰和快樂；但是當她醒來發現夢境中不好的方面正是真實的方面時，一種冷酷而消沉的憂傷便接踵而至。不過至少這個孩子是屬于真實方面的。

孩子成為她生命的寄托了。在這一時刻，世界上最真實的東西就是她胸口的這只溫暖的小嘴：活潑、甜蜜而且異常美好。除此以外——在旅館的房間里，在羅馬，在歐洲——全是骯臟的、危險的、不可靠的而且漸漸暗下去的視野。外交人員的專車是最后的一次機會。孩子睡著的時候，娜塔麗把他包好，自己穿好衣服，準備到大使館去。

“喂，親愛的，你看來很漂亮。”起居室里，埃倫現在很得意地斜靠在躺椅上，披著索爾家在他六十二歲生日送給他的一件藍色短斗篷，穿著他的一套最好的深色衣服，系著一個很大的領結。他還在喝雪利酒。

“無聊！要是我安全地回到家里，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這套倒霉的衣服燒掉，我再也不穿咖啡色衣服了。”

埃倫以不自然的洋洋得意的神態，把只剩一半酒的杯子向她揮了揮，興高采烈地笑起來。“真了不起，你還保持著你的幽默感。”他說，雖然娜塔麗相當嚴肅。“坐下，親愛的。別再踱來踱去了。”

“我們不到大使館去了嗎？”她坐在一張躺椅的扶手上。

“告訴我，娜塔麗，你看見過恩里科-斯潘涅利神父嗎？”

“那個梵蒂岡圖書館的管理員嗎？沒有。”

他乜斜著眼睛逗趣似的朝她微笑，這是在傍晚將盡，他喝下過多的白蘭地時往往出現的。“不過，我想有一個晚上我們大家在一道吃過飯。”

“我想大概有過。路易斯病了。”

“啊，不錯。我現在想起來了-，恩里科一會兒就要開車來把我們帶到威尼斯廣場去。他認識所有的新聞記者，我們可以在新聞記者席聽墨索里尼演說。”

“什么？我的天，我不愿把孩子帶到法西斯暴徒那里去！那怎么——”

杰斯特羅舉起手來要她注意，匆匆地在一張便條上寫了幾行字，同時繼續跟她講話。“喂，親愛的，這是看得見的歷史。既然我們處在這樣的境地，我們不如充分利用它。”

他遞給她的那張便條上寫著：要是宣布戰爭，他會一直把我們送到大使館去。就是這個打算。我們不呆在旅館，在這里我們可能被抓去。

她在下面寫了一句：“為什么你信得過他？”他們不敢肯定他們的房間里裝有竊聽器，但是有時候他們寫便條來對話，作為預防措施。

杰斯特羅向她眨了眨眼，把眼鏡取下，用一塊手帕擦了擦。這是娜塔麗早已熟悉的他要高談闊論的一種不自覺的信號。他輕輕地說：“娜塔麗，你知道我是一個天主教徒嗎？”

“什么！你說的是什么意思？”

“哦，那你就不知道了。我想這些年來你也許很機警。告訴你，我講的完全是真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