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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天暗了,但還是很暖和。我徒步從舊碼頭沿著靠海的十字架路走回酒店。我又淌汗了,雖然我已經脫去了我的上裝。我的雙腳火燒火燎的,但只是因為那沉重的鞋在讓它們受罪。此刻萬燈齊明,在十字架路上,在順著艾斯特萊爾山腳延伸的路面上,海里的船上也亮燈了。其中有三艘燈火通明,上掛燈光彩帶,倒影在水里閃爍。
海灘上空無一人。我停下腳步,看涌上海灘的疲憊的波浪。一個老人跟我講話。我先是不理解他想要什么,后來我醒悟了。他在乞討,偷偷地、羞愧地乞討,因為他害怕警察,他們這里禁止公開乞討。我給他十法郎,他說,他將為我祈禱。這種事總不會有害的。十法郎只合七點五馬克。事實上很便宜。
在十字架路的外側行車道上,一輛輛車從我身旁奔馳而過。它們并行成三排,世界上最大、最貴和最漂亮的汽車。汽車的橡膠輪胎在瀝青上輕聲沙沙。我往前走,尋思像拉克洛斯給我的名單上的那些名字的主人那樣富得流油,會有什么意思。但我怎么想也想象不出來。又有一個人跟我講話。他一身白西服、藍襯衫,系條白領帶,孔武有力。他問我有沒有火讓他點支煙。
我摁著打火機,在亮光下我看見了那張臉。只是有點太和氣了,英俊得過了頭。火熄滅。年輕人道了一聲謝又走了。從這一刻起,我感覺有人在跟蹤我。我猛轉身幾次,都不見有人。但干我這一行對這種事還是很敏感的。有人在跟蹤我,也許在十字架路的另一側,但有人在跟蹤我。我終于到達了“莊嚴”酒店,橫穿過行駛道和中間線。在酒店大院里,在花圃周圍,大轎車首尾相接。先生們身穿白色燕尾服,夫人們身穿如夢的晚禮服,珠環玉佩,鉆出車來。
“這里有什么事?”我問一位雇員。
“一場盛宴,先生。”
當時這個詞對我還很新鮮,如今我已對它習以為常了。在戛納不停地有盛宴和雞尾酒會,特別是節日——大多是在兩家新開張的大賭場之一舉行,但也在十字架路旁的酒店里。我簡直無法穿過大廳,那里擠滿了人。來自阿爾及利亞的出租車司機和傷心的路易-拉克洛斯說得都對:戛納有特別美麗的女子和特別富有的男子,他們以一種我還從沒見過的方法讓他們的妻子和情婦掛滿首飾。大餐廳里傳來一支小樂隊緩慢的音樂,酒吧里傳來另一支。我坐電梯去五樓我的房間。當我推開門時,我聽到電話在響。我在客廳里拿起電話聽筒,客廳的墻上貼著金色的緞子。我坐到一張白色和金色的簡樸而又別具一格的椅子上。客廳里只有白色和金色的簡樸而又別具一格的椅子。臥房全是紅色和白色的色調,衛生間里鋪的是黑色瓷磚。
“我是盧卡斯。”我說,把聽筒湊在耳朵上,一邊扯下我的領帶,脫掉一只鞋。
“你聽著,你這混球,”一個男人的聲音用不帶口音的德語說“你最好什么也別插手,明白沒有?滾開。如果你明天中午還在這里,我們就要干掉你。我們不會再事先警告了。”
“誰”我剛開口,線路就斷了。
那個講話的人一定是在他的聽筒上蒙了一塊布。那聲音聽上去失真不自然,但沒有口音。這么說還是有人在跟蹤我了,當我脫掉第二只鞋時我想。要不然電話不會等我一進房就打進來了。這種事對我沒什么新鮮的,早就不會惹我不安了。它在里約熱內盧發生過,在安哥拉、在貝佛利山發生過,另外在香港也發生過。不管怎么說,我覺得這動搖了我的上司的理論,他說銀行家赫伯特-赫爾曼是自殺身亡。
我走進浴室,往浴缸里放水,脫得一絲不掛。雖然有空調我還是熱,我在淌汗。我以防萬一嚼了兩粒藥丸,然后拿起聽筒,向總機報了我連同地址記了下來的那位昂熱拉-黛爾菲婭的號碼。那邊只響了三聲,她就拿起來了。
“喂?”那聲音聽上去很平靜。
“是黛爾菲婭夫人嗎?”
“對,您是誰?”
“我叫羅伯特-盧卡斯。我來自德國。請您原諒,我這么晚還打電話。我希望我沒有打擾您。”
“我正在收看電視新聞。”
“那我呆會兒再打。”
“不,最重要的已經結束了。有什么事?”
我告訴她我的職業,問她,我能不能同她簡短地談談。
“當然,盧卡斯先生,如果這能減輕您的工作的話。”
出現了一陣冷場。
“夫人”
“嗯。”“我是說”
“我聽到了。我也講德語。但不不喜歡講。請您別生氣。我有充分的理由這么做。”
“我理解。”
“您講一口出色的法語,盧卡斯先生。咱們相互用法語交談,行嗎?”
“行。什么時候?”
“您等等明天十點有人來,我為他畫像”在我講話時我聽到一個輕微的男人聲音。這一定是那位新聞播音員,我想。“九點成嗎?”
“當然。如果您不嫌太早的話”
“噢,我總是早起。那就九點吧。地址是”
“克洛帕特亞豪華住宅樓。蒙托洛街。a區。四樓,我知道。”
“好。我九點等您。祝您還能有個美麗的夜晚。”
這最后一句話令我詫異,令我感到舒服。
“我祝愿您同樣如此,夫人。”我說。
可是她已經掛斷了。
我坐在那里,望著我的光腳趾,回憶是誰在什么時候最后一次祝愿過我有一個美麗的夜晚,但是我想不起來。一定是已經過去很久了。我想起洗澡水來,浴缸已差不多滿了。看來我在那里呆坐了相當長時間,卻沒有意識到。我冷熱交換著洗,然后用勁兒擦干身子,打開我的箱子,取出內衣和西服,掛到臥室有推拉門的大壁櫥里,門上鑲著鏡子。電報密碼和資料我放在一旁,我得將它們存進酒店的保險箱。
我將我的晚飯訂到房間里,因為來參加這場盛宴的人非常多,我寧愿單獨一人。我吃得好極了。當侍者推走小車后,我一絲不掛地躺在寬大的床上,兩臂交叉在頭下,想那位傷心的路易-拉克洛斯和他的害怕。他肯定不是個膽小鬼,他似乎只是認識到了他在此要對付的是誰,這嚇壞了他。老實說,這也嚇壞了我。
床邊的電話響起來,客廳里的也在響。我抓起床頭柜上的聽筒。
“喂?”
“晚上好。盧卡斯先生。”一個女人聲音說。霎時間我以為聽到的是那位昂熱拉-黛爾菲婭的聲音。但那是另一個聲音。她講得很輕:“您不認識我,先生。我相信,我有點有趣的事要講給您聽。”
“您是誰?”
“我有東西出售。”
“什么?”
“真相。”
“哪一方面的真相?”
“這您知道,先生。”
“我不清楚。”
“那您來這兒干什么?先生,您在這兒要找的真相,我能賣給您。”
“您在哪兒講話?”
“您往下看看。從酒店大廳的一個電話間里。您下來嗎?”
“行。”我說“我如何找到您?”
“我坐在酒吧里,在吧臺旁。我黑頭發,一身黑衣,背后開得很大,我將手拿一朵紅玫瑰。”
15
我穿上一身深藍色的西服、一件白襯衫,系上一條藍領帶,帶上全部資料,包括電報密碼,坐電梯下到大廳。我走向總臺,要一個保險箱。他們帶我來到一個大房間,內有許多較小和很大的自鎖保險箱。我租了一個小保險箱,把材料存放進去,簽字證明收到了保險箱的鑰匙。我經過兩間大舞廳,里面正在跳舞。外面,在室外,客人們的司機都聊著天站在那里。酒吧坐滿了。只有一支三人樂隊在演奏長盛不衰的老歌。燈光不是很亮。當我的眼睛適應了之后,我在吧臺旁看見了一個穿黑衣、背后開口很深的穿晚禮服的女子。她把玩著一支紅玫瑰,坐在吧臺的一頭。干我這一行干久了就學會評價人,不管他們如何偽裝。坐在那里的那個女人是個妓女。一個高級妓女,肯定是的,一個快活女郎,但無論如何還是個妓女。同她交談的那個男人吻了一下她的手,消失在跳舞的一對對之中。我走向那個拿玫瑰的女子。小樂隊正在演奏兩人的茶。
我走近吧臺。
“你好。”我說。
“你好。”那個拿玫瑰的女子說。她也許三十歲,看上去很姣好,但不算特別漂亮。只有當她不笑時,她看上去才十分嫵媚。她笑時,看得見她的牙齒很難看。她有一種嫣然一笑的本事。但有時候還是看得見牙齒。
我坐到她旁邊空著的高腳凳上,問我可不可以為她要點什么。她說,她要一杯便宜的威士忌。于是我就叫了兩杯,當酒送來后,我們舉杯。
“您隨意喝。”我說。我們兩人都喝。我身旁一位男人從他的高腳凳上下來。另一位坐上去,叫了半瓶香檳。他高挑、瘦削,一頭稀疏的金發,左太陽穴有塊疤。他四十五歲左右,穿一身挺括的燕尾服。
“請問,您叫什么?”我問那姑娘。
“倪科爾-莫尼埃。”她說。
“您是從哪兒知道我住在這里的?”
“一位朋友告訴我的。”
“原來如此。”我說。
“什么叫‘原來如此’?”
“沒什么。”我不耐煩,因為我不再相信,穿衣服下樓來有什么價值。
每當我們接吻,我就憂慮奇怪,樂隊正演奏這首歌。
“那請吧,”我說“您想出賣真相?”
“對。”倪科爾說。
“要多少錢?”我問。
“噢,相當多。那是非常有價值的真相。”
“多少?”我問,堅信她根本沒什么好賣的。我不會這么快就上當。
“一大筆,”她說“雖然不是您的保險公司現在必須吐出來的一千五百萬馬克。”
干了這么多年,也會有搞錯的時候。
“您從哪兒得知”
“噓。”她說,做了一個頭部動作。
我轉過身,跟那個要了香檳的瘦削的人撞在一起。
“我們講話聲音大得您也能聽見?”我粗魯地問。
“請您別煩我。”他溫和地說。
我又轉向倪科爾。
“您看見了,這里不行。”她說,聲音很輕“您得去我那兒。那里就安靜了。”
“什么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