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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們女孩兒家，不認得字的倒好；男人們讀書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何況你我？就連作詩、寫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內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內之事，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便好了。……你我只該作些針黹、紡績的事才是……”

而向來離經叛道、詩書雙絕的林黛玉居然對薛寶釵的這番話深以為然，甚至在心中暗暗敬服，可見這并不是什么獨特的觀點，而是社會上下公認的“正理”、“公理”。】

“……讀書明理，輔國治民。”太平公主有些想笑，“婉兒，你說那曹雪芹寫書的時候，有沒有想到過咱們呢？”

——咱們，這些“只該作些針黹、紡績”的女兒家，也干著男人們該干的讀書明理，輔國治民的活。

上官婉兒：“想到又如何？這樣世道的天下，談起咱們來，也不過是些‘牝雞司晨’的詞，你還指望他們說什么好話？”

【而明清女性主要在文化，即詩詞書畫方面留名，幾乎完全被排除出政治生活。

清朝后宮“眾女上至太后，皇后，下至常在、答應一律不得處理前朝大臣官員事物，不得私人南書房、上書房等處，不得私下議論朝政為談資，否則視作干政。”

就連曾輔佐幼帝、“統兩朝之養孝，極三世之尊親”的孝莊太后到底也沒有垂簾聽政，在康熙皇帝親政之后更是對朝政絕口不提。

終明清兩朝，對女子的文化教育除一部分為后世子孫計的“相夫教子”用處，實際上是為了提高男性家庭生活的品位，如同書生對紅袖添香的向往，男人對救風塵的期待；而始終不是為了女性自己的前途和發展。

但是，飽讀詩書的女兒們卻有著難以言說的苦悶。

在極低的女性地位面前，明清時期諸多識文斷字的女性開始了迷茫。她們一方面有著不輸男兒的學識，另一方面又因為社會環境而不得不遵守“女子無才便是德”、“頭發長見識短”的固有偏見和批駁，主觀情感和客觀事實的拉扯讓她們內心充滿憤懣和苦痛。

陳端生在《再生緣》中，借孟麗君之口表示：“何須必要歸夫婿，就是這正室王妃豈我懷？”

邱心如的彈詞作品《筆生花》中女扮男裝中狀元的姜德華也說：“枉枉的，才高八斗成何用？枉枉的，位列三公被所排。”

沈善寶以絕望的語調叩問蒼天：“問蒼天，生我欲何為？空磨折！”

清代著名女詞人吳藻更一生以不能作男子為恨，寫出“生木青蓮界，自翻來幾重愁案，替誰交代？愿掬銀河三千丈，一洗女兒故態”這樣的詩句來……

這些女性都對傳統“男主女輔”、“男主外, 女主內”的社會定位表示強烈不滿。

明清時期女子意識的覺醒，和現實中過低的身份地位，給當時文化女性造成了深重的對沖之痛。】

上官婉兒倒是有些慶幸自己生在大唐，長在武周。她可以盡情地去展現自己的才華，可以“代朝廷品評天下詩文”，而不必在刻板苛刻的世道里“愿掬銀河三千丈，一洗女兒故態”，只能盼望自己成為男子，一展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