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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的人叫張玄素。
張玄素給唐太宗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反對的理由主要是勞民傷財。他甚至為唐太宗開出明細賬單,比方說當年隋煬帝營建洛陽時,僅僅搬運一根柱子就需要數十萬人工。張玄素還說,當今國力遠非隋時可比,隋亡之鑒又近在眼前。如果還要重蹈覆轍,那就連隋煬帝都不如。
太宗說:我不如隋煬帝,比得上夏桀和殷紂嗎?
不難想象,他當時肯定一肚子氣。
張玄素卻說,只要營建洛陽,那就沒什么區別。
不過,接下來張玄素又說:想當年,陛下平定洛陽,太上皇下令毀滅宮殿,陛下卻提出要將拆下來的磚瓦木材賜給窮人。這件事,民眾頌揚至今,陛下自己難道忘了嗎?
唐太宗只好說:我考慮不周。[33]
營建洛陽一事就這樣不了了之,但唐太宗的決定卻絕非一時興起。他甚至就是要走隋煬帝的老路,因為他們倆實在太像了:在皇子中都排行老二,都是通過打倒現任皇太子而登上帝位,也都要依靠關隴集團以外的力量。沒錯,在長期的征戰中,李世民與“山東豪杰”的關系非同一般。
于是一切都變得跟隋代一樣:太子黨以關中為本位堅守長安,老二幫以關東為基地青睞洛陽。不同的是,由于張玄素的慷慨陳詞,長安與洛陽之爭變成了王道與霸道之別,唐太宗也只好走中間路線,立足關中實行仁政。[34]
對此,魏徵似乎是贊成的,卻未必十分在意根據地應該在關中還是關東。他更在意的還是建立一種新的政治。在他看來,那才是應該畢生追求的東西。[35]
那么,新政治又該是怎么樣的呢?
新政治
貞觀八年(634),帝國發生了一件怪事。一個名叫皇甫德參的中牟縣丞上書朝廷,歷數皇帝的三大錯誤:修宮殿勞民傷財,收地租與民爭利,宮女梳高髻帶壞了社會風氣。縣丞只是從八品的小官,皇甫德參的話也未免過分,于是太宗勃然大怒:這家伙什么意思!難道要朕一個人都不用,一分錢都不收,宮女都剃光頭,他才稱心如意嗎?
據此,皇甫德參該按譏諷和誹謗定罪。
出來說話的又是魏徵。
魏徵說,自古以來,上書都是言過其實的,因為非如此不能引起君主的注意。唐太宗也馬上明白過來。他說,朕如果治這個人的罪,以后誰還再敢說話?
于是,賜皇甫德參絹二十匹。
魏徵卻說:最近陛下的心胸好像不夠開闊。
唐太宗又明白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將皇甫德參提拔為監察御史。監察御史正七品,而且是專職監察官員,享有不必請示匯報就可以直接進行彈劾的獨立監察權。任命皇甫德參為監察御史,表明皇帝是真心愿意聽取意見。[36]
門窗一開,清新的空氣便吹進朝廷。
這其實并不容易。畢竟,皇權的使用沒有法律限制,輿論的監督也沒有制度保障。在這樣一種前提下,要造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環境和風氣,為君者固然需要氣度和雅量,為臣者更不但需要勇氣,還需要技巧和智慧。
對此,魏徵有著清醒的認識。
貞觀之初,有人向唐太宗打小報告:魏徵為人處世不拘小節,影響不好。魏徵卻說:君臣應該同心同德,存公道而去私跡。如果都拘泥于小節,國家是興是亡就不好說了。
唐太宗馬上回答:我明白了。
魏徵趁機說:愿陛下成全魏徵,做良臣不做忠臣。
太宗很驚異。
他問:忠與良,有區別嗎?
魏徵說:當然。忠臣是只管提意見,不考慮對方能不能接受,結果自己丟了性命,人君也背上惡名,并不可取。正確的做法,是讓君主成為明君,自己成為良臣。
太宗說:很好!
接著他又問:怎樣才能成為明君?
魏徵答:偏聽則暗,兼聽則明。[37]
太宗點頭稱是,于是兩人一起努力。魏徵的原則是:所有的批評和建議都出于公心。技巧和智慧則是:所有正確的決定都歸功于皇帝,包括貞觀年間相對寬松的輿論環境和政治局面。他曾當眾回答太宗的表揚說:臣等暢所欲言,全由陛下引導。否則,魏徵又豈敢屢犯龍鱗?[38]
這不是拍馬屁,反倒實事求是。
畢竟,在皇權時代,帝王才是決定性因素。
但即便如此,魏徵也差點就掉腦袋。有一天,唐太宗下朝回宮,氣呼呼地對長孫皇后說:魏徵這家伙老是當面給朕難看,總有一天朕要殺了這鄉巴佬。
皇后聽了一言不發,換了朝服向太宗禮拜。
太宗大吃一驚,問:皇后這是干什么?
長孫皇后回答:臣妾聽說,主明則臣直。如今魏徵這樣耿直,豈非因為陛下是明君,臣妾又豈敢不賀?
這件事當然未必屬實。但長孫皇后在他們兩人之間曾經起著調和作用,是事實。太宗耿耿于懷,魏徵擔著風險,也是事實。于是我們要問:魏徵這樣置生死于度外,除了報答唐太宗的知遇之恩,還要干什么?[39]
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
魏徵的抱負又是什么?
建立理想的君主政治,它包括以下內容:
首先,承認人民是君主存在的前提和理由。用唐太宗的話來說,就是“君依于國,國依于民”。因此,可以“以一人治天下”,不能“以天下奉一人”。[40]
其次,強調君主必須有道德,尤其要尊重民眾的生命權和生存權。同樣用太宗的話說,就是“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損害人民利益滿足個人欲望,那是自殺政策。[41]
第三,主張君臣一體,共治天下。唐太宗說,沒有人真能日理萬機。而且就算能,也不能保證不犯錯誤。如果所有的決定都出自一人,那么,只要一天犯一個錯誤,十天就是十個。日積月累,不亡國又更待何時?[42]
所以,只有君臣同心,天下才可望有治。
民為邦本,君道有德,共治天下,這就叫“理想的君主政治”,是魏徵和太宗的共同追求。
實際上,這也是當時的最佳選擇,甚至是唯一選擇。在我們這樣一個古老而又早熟的農業民族中,以及在這片廣袤而又開闊的農耕土地上,不可能自發地產生民主政治,也不可能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我們只能選擇君主制,并從“三級分權”的邦國制(封建制)走向“中央集權”的帝國制。
在此前提下,開明專制便是理想。<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