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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酋長們再次感到了震撼。

太宗皇帝卻輕輕揮了揮手，讓部隊后退，并以戰斗序列留在原地。自己則打馬向前，與頡利可汗單獨談判。正史沒有記載這次談話的內容。但我們知道，兩年前，頡利可汗入侵時，秦王李世民是提出過要單挑決斗的。這一回，皇帝李世民應該是義正詞嚴地指責對方背信棄義吧？

兩天后，雙方簽訂了和平條約。

長安解圍了，大唐得救了，各族人民也避免了一場戰爭災難。這是太宗皇帝冒著生命危險換來的。事實上，當時就有大臣攔馬勸阻。李世民卻說：這是我深思熟慮的決定。突厥膽敢來犯，無非欺負我們國有內亂且朕初即位，想必無力反抗。因此，只要鎮定自若，強虜一定不戰而走。

那么，突厥撤退時，該不該追呢？

太宗的主張是不追。他說，我已經在突厥的退路上埋伏了軍隊，消滅他們易如反掌。然而，一旦開戰，雙方都會有傷亡。不能解決問題，反倒結下仇恨，何必呢？現在國家尚未安定，百姓尚未富裕，還是清靜為好。至于突厥汗國，不過烏合之眾。到他們分崩離析時，再一網打盡不遲。[28]

原來，唐太宗打的是政治戰、心理戰。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懂政治，才戰無不勝。有內亂，則必敗無疑。實際上，事態的發展也正如太宗所料，突厥汗國作為依靠武力威脅和掠奪致富而建立的松散聯合體，很快就無法維持下去，大唐的反攻也在充分準備之后發動。

貞觀三年（629）十一月，戰爭全面展開。不到半年，大唐軍隊即大獲全勝。西起陰山北至大漠的廣闊地帶，都被收入唐帝國版圖，頡利可汗則成為俘虜，東突厥從此滅亡。

消息傳來，太上皇李淵非常高興。他說：當年，漢高祖被困于匈奴。今天，我兒子滅掉了突厥。我可是選對了接班人啊！于是，他召集王公貴族設宴凌煙閣。酒過三巡，太上皇自彈琵琶，唐太宗翩然起舞，歡聲笑語通宵達旦。

更讓太宗滿意的是，原本由突厥人統治的北方各族酋長一致推舉他為“天可汗”，亦即各族人民的“總皇帝”。這可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因此他笑容滿面謙虛地說：我是大唐天子，還可以再做可汗的事嗎？

得到的回答是：萬歲！萬歲！萬萬歲！[29]

貞觀路線

打敗突厥的同時，大唐也迎來了貞觀之治。[30]

貞觀之治的代表人物是魏徵。

魏徵本是李建成的人，官職太子洗馬（洗讀如顯），官階從五品。他的職位雖不高，卻是“太子黨”的核心人物，曾經力勸李建成及早對李世民動手。因此玄武門之變后，李世民見到他的第一句話就是：你為什么要離間我家兄弟？

這是大興問罪之師，來勢洶洶，咄咄逼人。

魏徵卻不好回答。賴賬是不行的，誰都知道他的立場和作為。解釋也不行，越解釋越不通。認賬更不行，那是把自己往死里送。何況李世民提出的根本就是偽問題。他們兄弟你死我活，哪里是因為有人挑撥，又豈是誰能離間的？

那么，李世民為什么要這么問？

為了給自己開脫罪責，也為了將驚天血案輕描淡寫。按照這個問題的內在邏輯，玄武門之變是他的自衛反擊，而李建成和李元吉要除掉自己，則是被小人挑唆。

但，這個問題又為什么要問魏徵？

因為需要魏徵亮出觀點。魏徵是太子黨中最有頭腦和影響力的人，他的回答不僅代表著李建成集團殘余勢力的政治態度，也將決定大唐的政局和命運——如果魏徵質疑玄武門之變的正當性，那就不知道會有多少顆人頭落地。

魏徵的態度又是什么？

不卑不亢，神情自若。

他說：先太子如果早聽我的，哪有今天？[31]

所有人都嚇出一身冷汗。

李世民卻如釋重負。他馬上改變態度，非常禮貌地請魏徵到自己身邊來工作。因為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東宮與秦王的斗爭沒有是非，也無關乎道德，只有一個誰先下手的問題。因此，此案將按照成王敗寇的邏輯進行解釋。魏徵的個人態度和立場也很明確：士為知己者死。

難踢的球，被輕輕踢了回去。

毫無疑問，魏徵這樣回答并非沒有風險。李世民如果聽不出言外之意，他就只有死路一條。但，故太子雖然算不上知己者，好歹也有知遇之恩，那就為他去死好了。

魏徵把命運交給了上天。

李世民卻接住了球。他立即就作出反應和判斷：與其殺了魏徵，讓他為李建成去死，不如委以重任，讓他為自己而死。他甚至接受魏徵的建議，同意太子余黨參加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葬禮。如此豁達大度，化敵為友，不但迅速地穩定了政局，也壯大了力量，終于造就貞觀之治。

這就是李世民的政治智慧。

魏徵也決定為這位知己者竭盡全力。在他看來，國家利益絕對高于個人恩怨，大唐何去何從也遠比李家兄弟誰是誰非更為重要。因此，當李世民向他伸出橄欖枝時，他回報的厚禮便是幫這位新皇帝確立政治路線。

那么，貞觀路線的核心是什么？

王道。

表面上看，這不過儒家倫理的老生常談，但在當時卻有著非凡的意義。因為從西魏、北周到隋唐，關隴集團從來就是靠霸道起家的。改行王道，就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要偏離關中本位政策，立足未穩的唐太宗可以這樣做嗎？

他決定進行討論。

武德九年十月，也就是李世民登基兩個月后，一場關于政治路線的辯論在大臣們之間展開。唐太宗首先發問：方今正值大亂之后，天下恐怕很難治理吧？

魏徵卻認為不但做得到，而且很容易。他說：亂世之民人心思治，反倒比驕奢淫逸的久安之民更好治理。這就好比一個人又饑又渴，只要給他吃的喝的就能解決問題。

意思也很清楚：必須行王道，施仁政。

一個名叫封德彝的人卻跳出來反對。他說：王道的時代已經過去，想要實現也實現不了。秦始皇嚴刑峻法，漢武帝雜用霸道，不是他們不想垂拱而治，而是因為人心不古，世風日下，不可收拾。魏徵是書呆子，不能讓他空談誤國！

魏徵當面反駁。他說：堯舜行帝道而大同，湯武行王道而小康。可見實行什么樣的政治路線，就會有什么樣的社會形態。人心是亙古不變的。如果真像封德彝說的那樣越來越壞，世間早就變成了鬼域，哪里還能討論什么治理？

封德彝啞口無言。

然而朝中大臣，卻多半站在封德彝一邊。

那么，魏徵與封德彝，誰是誰非？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唐太宗采納魏徵的建議推行王道，與政治對手實現和解，讓人民群眾休養生息，結果是只用四年就天下大治。據說，四年后的大唐境內，人人安居樂業，戶戶豐衣足食，死刑犯一年只有二十九人，物價低到斗米三錢，太宗本人則成為各族人民的天可汗。

可惜封德彝沒能看到。唐太宗感嘆說。[32]

魏徵成功了，封德彝卻并非全無道理。事實上，背離關中本位政策是有風險的，隋煬帝就是教訓。問題在于封德彝他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別忘了，隋有開皇之治，就因為文帝施仁政。煬帝的問題則不僅在于脫離關隴集團，更在于橫行霸道。他是被關隴集團和人民群眾一起拋棄的。

但，隋煬帝的重心轉移和打通南北卻沒有錯。如果能把洛陽建設得樸素和緩慢一些，就更沒有錯。因為洛陽的地理位置確實比長安更好。作為真正的“天下之中”，無論調配物資還是調遣軍隊、發號施令，洛陽都比長安方便快捷。定都洛陽，其實更有利于建設中央集權的大帝國。

因此，貞觀四年（630）六月，也就是唐太宗被尊為天可汗的三個月后，營建洛陽的詔令下達，初衷就是為了便于管理和節約成本。遺憾的是，唐太宗遭到了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