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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昭卻默許了阮籍的猖狂。這不僅因為他對阮籍原本有所偏袒，也因為名士們的放肆已為社會見慣不怪。后來謝安的哥哥謝奕，雖然在桓溫擔任荊州刺史時做了他帳下的司馬，宴席上卻同樣是披頭散發想嘯就嘯。桓溫哭笑不得，只好說謝奕是自己的“體制外司馬”。

沒想到謝奕比阮籍還過分。他不但嘯，還發酒瘋，而且桓溫走到哪兒他就跟到哪兒。最后桓溫只好躲進老婆南康長公主屋里，公主則不無譏諷地說：稀客呀！如果沒有那位狂司馬，我都沒機會見到夫君了！

請問這叫什么做派？

名士的做派。有此做派的，就叫名士派。

什么是名士？名士原本指名滿天下的士人，這是戰國時期就有的。但以士族中的精英為名士，并成為社會群體和流行概念，是在東漢末年。黨錮之禍后，社會輿論以各種名目為士人做排行榜（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九卷《兩漢兩羅馬》），榜上有名的就是名士。

后來，排行榜不做了，品評人物則成為風尚，許劭就是這方面的名家。他不愿意對曹操做點評，恐怕也因為曹操實在不能算作名士。但稱曹操為英雄，卻意義重大。

實際上漢末魏晉對社會影響最大的就是兩類人物：英雄和名士。前者以曹操、劉備、祖逖、劉琨、王敦、桓溫為代表，后者的典型則有孔融、阮籍和嵇康。

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類型。

沒錯，名士與英雄不乏相通之處。至少，他們的內心深處都充滿了驕傲，也都不同于流俗。名士們固然放浪形骸，縱情任性，蔑視凡塵，不拘禮節，英雄們又何嘗把禮教和社會輿論真正放在眼里？桓溫讀《高士傳》，看到某“道德楷模”的故事時，竟厭惡得把書都扔掉了。

但，他們的角色并不一樣。

英雄是有可能創造歷史的，盡管歷史未必都由英雄來創造，以英雄自許的卻往往以此為己任。在他們看來，成就大業原本前緣命定，奪取天下則不過囊中取物。因此英雄們大多豪氣干云，充滿自信，不憚于把自己的本色甚至野心展露出來，此之謂“英雄氣”。

名士卻多半只有派頭。因為名士并不能創造歷史，只能書寫或點評，還未必能夠由著他們來。于是名士的驕傲和自信，就只能表現為個人風采和人生態度。比方說，風流倜儻，超凡脫俗，恃才傲物，卓爾不群。

也許這就是區別：英雄氣，名士派；英雄本色，名士風流。當然，英雄也好，名士也罷，都得是真的。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

風流不是尋花問柳，盡管未必不尋不問。它更多的是指一種風度和標格，因此一定要表現為派頭。東晉的王恭就說，做名士并不難，只要無所事事，痛飲酒，熟讀《離騷》就可以了。這其實就是風流。

仰天長嘯，則是派頭之一種。

毫無疑問，風流既然是風度，那就一定是風尚，也就一定會變化。大體上說，漢末重氣節，魏時喜放蕩，東晉尚超脫。魏晉之際的名士，不但要嘯，要飲酒，有的還要服藥。這種藥叫五石散，吃了以后皮膚發熱容易擦傷，所以只能穿寬松的舊衣服，身上也會長虱子。

于是，一邊抓著虱子，一邊高談闊論，就成為名士的一種派頭，叫“捫虱而談”。后來成為前秦皇帝苻堅之謀臣的王猛，就以此聞名于世。而這樣一種滿不在乎，表現出來的則正是狂傲的態度，以及不羈的人格。

不過東晉以后，名士的狂傲便漸漸收斂了，他們更崇尚的是玄遠的清談。王導、桓溫、謝安和簡文帝，也都是個中高手，名士開始與統治者打成一片。

何況清談之所重，是高深的義理、敏捷的才思、優雅的姿態、動聽的談吐，講究的是喜怒不形于色，而且絕不涉及時政，也不會觸犯權貴。在這種場合，大約是聽不到嘯聲，也不會有人發酒瘋的。

東晉與漢魏，豈非頗為不同？

這當然有原因。

事實上，相對英雄，名士只能算作弱勢群體。他們沒有公權力，也沒有槍桿子，只有滿腹經綸再加上一肚子的牢騷，以及自命不凡的唇槍舌劍。可惜批判的武器敵不過武器的批判，帝國也并不希望它的臣民具有獨立的人格和主張。堅持狂傲和不羈，付出的將是生命的代價。

嵇康就是。

嵇康之死　　嵇康被殺那年，四十歲。

已經無法確知這是哪一天的事情，只知道當時出了太陽。嵇康看了看地上的影子，知道離行刑的時間還早，便讓人取來琴，演奏了一曲《廣陵散》。他說，過去有人要跟我學這支曲子，我沒答應他，現在成為絕響了。

說完，從容就戮。

嵇康死后，普天之下的士人無不為之痛惜，據說就連司馬昭也感到后悔。

那么，嵇康為什么會被殺？

直接的原因是得罪了鐘會。

鐘會出身高級士族，父親鐘繇（讀如姚）是曹魏的開國元勛，官居太傅，位列三公，而且是小楷的創始人，書法藝術的鼻祖之一。在這樣一個家庭成長的鐘會，天資機敏聰慧，更兼才藝超群，年紀輕輕就聲名鵲起。

然而鐘會對嵇康卻似乎心存敬畏。他撰寫了一篇學術論文，想拿給嵇康看，卻又不敢面交。在戶外猶豫徘徊多時以后，鐘會將論文扔入嵇康院中，掉頭就跑。

這里面其實有政治原因。鐘會要討論的哲學問題，就像“文革”后檢驗真理標準的辯論，實際上代表著兩條路線的斗爭。這兩條路線，就是曹魏主張的法家庶族和司馬集團主張的儒家士族。鐘會在政治上和學術上，都是站在司馬集團這一邊的。他不敢見嵇康，很可能是怯戰。

因此，當他自以為有底氣時，就再次來見嵇康。

想來鐘會為這次見面做足了準備。他甚至邀請了當時各界的社會名流，穿著名貴的衣服，駕著豪華的馬車，賓從如云前呼后擁浩浩蕩蕩地一同前往。

嵇康卻在打鐵。

現在看來，嵇康的打鐵，就像諸葛亮耕田，劉備編織工藝品，未必是為了謀生，更多的是一種生活情趣或政治態度。他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樹，嵇康便在樹下打鐵。拉風箱的，則是為《莊子》作注的著名哲學家向秀。

向秀和嵇康，都不理睬鐘會。

很沒意思地等了一陣子后，鐘會悻悻而去。

嵇康這才開口：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

鐘會答：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嵇康繼續打鐵。可惜他這種日子過不了太久，因為鐘會已經下定決心要他的性命。

正好這時發生了一樁冤案。嵇康朋友呂安的妻子被哥哥呂巽（讀如迅）設計奸污，呂巽卻惡人先告狀，倒打一耙誣陷呂安不孝。嵇康為了證明呂安的清白，挺身而出仗義執言，結果和呂安一起被捕入獄。

鐘會報復的機會來了。他趁機向司馬昭大進讒言，聲稱像嵇康這樣的“臥龍”絕不能再留在民間。最后嵇康和呂安都被殺害，罪名是散布錯誤言論。

這當然是典型的以言治罪，卻并不是第一次，曹操殺孔融就是如此。據稱，孔融曾說：父于子并無恩，因為父親當時原本是滿足性欲。母于子也無愛，因為十月懷胎就像一件東西暫時寄放在瓦罐里。于是曹操以“不孝”的罪名將孔融殺掉，連他兒子都沒放過。

說起來此事實在頗具諷刺意義。因為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孫，曹操則是主張唯才是舉，無妨不仁不孝的。看來曹操的用心除了故意羞辱孔融，還要趁機打儒家士族路線一耳光：孔子的嫡孫都不孝，儒家倫理靠譜嗎？

嵇康的情況卻不同。

實際上，孔融是否散布過不孝的言論，并無證據。判決書上指認的證人是禰衡，而禰衡早被黃祖殺害，可謂死無對證。嵇康“非湯武而薄周孔”（非議商湯、周武，鄙薄周公、孔子），卻是白紙黑字鐵證如山。證據，就是嵇康的代表作《聲無哀樂論》和《與山巨源絕交書》。

表面上看，《聲無哀樂論》只是一篇美學論文。在這篇論文中，嵇康提出了一個類似于19世紀奧地利美學家漢斯立克的觀點：音樂只是美的形式，與情感無關。

這，又怎么犯了忌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