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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當然要高興的。因為這時他還籍籍無名，甚至被人鄙視，只有太尉橋玄對他另眼相看，認定他是將來安定天下的人。就連曹操去見許劭，也是橋玄的建議。

其實橋玄也有點評，而且與許劭相似：　　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

這個故事在當時肯定廣為流傳，而且有各種版本。但最為后世認同的，是這樣十個字：　　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從此，奸雄二字，就成了曹操的標簽。

標簽顯然從橋玄和許劭的說法演變而來。他們都使用了兩個詞：奸賊，英雄，合起來就是奸雄。

然而三個版本的意思卻不相同。按照第一種和第二種說法，曹操活在治世就會害人，活在亂世反倒對了。第三種說法則相反，盡管這個說法據說也是許劭的。

沒必要弄清楚哪一個版本是最原始和最正宗的，因為無論哪種都承認曹操不是尋常人等。實際上在漢末魏晉時期，英雄與奸雄或者梟雄，并沒有太大的區別，而且“英雄”這個詞也是有明確定義的：　　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

很清楚：英和雄是一回事，即卓異突出，只不過植物中最優秀的叫英，動物中最杰出的叫雄。這就像群和眾是一回事，只不過動物叫群，人類叫眾。所以一個人，像花兒一樣漂亮就叫英俊，像虎豹一樣強勁就叫雄姿。

于是，人們便把原本用于動植物的“英雄”一詞挪用到人物，并給出以下定義：　　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

顯然，英，就是才華出眾（如英才），或天賦過人（如英氣），或青春煥發（如英年）；雄，則是大無畏的（如雄霸），或強有力的（如雄風），或極威武的（如雄赳赳）。據此，曹操當然是英雄。他自己這么認為，別人也這樣看。

有一次，匈奴派使節來華。

這時曹操已是魏王，卻因其貌不揚而自慚形穢，便讓崔琰代為接見，自己扮作衛士握刀站在一旁。事后，曹操派人去問使節：你對魏王的印象怎么樣？

使節說：魏王（指崔琰）儀表堂堂。但他坐榻旁邊那個“捉刀人”（指曹操），才是真正的英雄。

曹操聽說，便把那使節暗殺了。

此事的可靠性不妨存疑，體現出的觀念卻無疑屬于那個時代。第一，英雄是引人注目的。第二，一個人是不是英雄，無關乎外貌，也無關乎道德，只關乎氣質。

曹操當然有此氣質。

實際上，東漢魏晉所謂“英雄”并非道德評價，而是氣質判斷，或事實判斷。也就是說，一個人只要稟賦非凡英氣逼人，哪怕只不過能把事情鬧大，就是英雄。

所以，董卓也是英雄，劉備就更是。

劉備是被諸葛亮和曹操都認作英雄的，曹操甚至認為天下英雄只有他們哥倆。據說，曹操說這話時，劉備正跟他一起吃飯，竟當場嚇得掉了湯勺和筷子。

魯肅則稱劉備為“天下梟雄”。其實在漢末和魏晉人的眼里，梟雄、奸雄都是英雄。他們在意的不是前面那個字，而是后面這個非常男性的字—— 雄。

沒錯，英雄也可以簡稱為雄。

誰是英杰誰為雄？這是漢末魏晉時期人們十分關注的，因為那是一個亂世。亂世出英雄。也只有英雄，才能在亂世一顯身手，大展宏圖。

關注的背后，是社會的認可與尊崇。

這是一種新的價值取向。

我們知道，兩漢推崇的是功業，漢代風云人物也都是與功業聯系在一起的，比如張騫通西域，衛青平匈奴，司馬遷寫《史記》，公孫弘設博士。沒有這些功業，他們就沒有價值，也不被世俗所承認。

魏晉卻不以成敗論英雄。只要有英雄之志，哪怕未能如愿或功敗垂成，也照樣能得到人們的敬重。

比如祖逖（讀如替）和劉琨。

祖逖和劉琨都是在西晉覆滅之際挺身而出的，也都以驅除胡族興復神州為己任。祖逖甚至在北渡長江船至中流之時，豪氣干云地敲著船楫朗聲發誓：我祖逖如不能收復中原，那就讓我有如這滾滾東去的江水，不再回來！

這就是所謂的“擊楫中流”。

同樣廣為流傳的是“聞雞起舞”的故事。有一次，二十四歲的祖逖半夜聽到雞叫，便叫醒同樣年輕的劉琨：這是上天在激勵我們呀！于是一起到屋外舞劍。

聞雞起舞和擊楫中流的故事，后來成為中國人勵志的常規教材，祖逖和劉琨的事業反倒是鮮為人知的。事實上他們倆都未能實現自己的愿望。祖逖憂憤而死，劉琨被人冤殺，卻像出師未捷的諸葛亮一樣讓人懷念。

人物比功業更重要，這是一個轉變。

與此同時，對人物的追捧也由圣賢而英雄。圣賢都是道德楷模，英雄則未必。董卓不用說，曹操和袁紹年輕時也近乎無惡不作。他們倆甚至在參加婚禮的時候故意制造混亂，趁機去偷人家的新娘子。然而這樣的故事卻被人們津津樂道，并沒有人因此而認為他們不是英雄。

實際上魏晉時期英雄的概念與道德無關。劉琨原本便是風流才子，喜歡聲色犬馬，祖逖的行為則幾近劫匪，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忠君愛國和建功立業。同樣，他們把天下大亂看作揚名立萬的大好時機，因半夜雞叫而驚喜，也不奇怪，盡管這驚喜難免“幸災樂禍”之嫌。

也許，這就是“魏晉風度”了：道德評判退隱，個人價值彰顯。吸引眼球顛倒眾生的，不再是功業、節操、學問，而是氣質、才情、風神。或者說，正因為懷疑和否定了外在權威，才有了內在人格的覺醒和追求。

所以，英雄可以同時是奸賊。

比如王敦。

叛臣王敦　　王敦最后是身敗名裂了的。

跟堂弟王導一樣，王敦也是東晉王朝的實際締造者和保衛者。想當年，司馬睿初到建康毫無威望，是王導設計讓他在三月三日上巳節坐轎子出行，自己和王敦等文武百官騎高頭大馬前呼后擁，一下子就鎮住了持觀望態度的江東大族，司馬睿后來的稱帝也才有了社會基礎。

此后，王導內執朝政，王敦外掌兵符，行政權和軍事權都掌握在王氏家族手里，晉元帝司馬睿不過名義上的國家元首，時人稱之為“王與馬，共天下”。

這就是王導創立的君臣共治模式。

可惜對于這樣一種政治局面，滿意的只有王導，王敦和司馬睿都不滿意。王敦桀驁不馴專橫跋扈，司馬睿則不甘大權旁落，試圖利用他人的力量來鉗制王家，結果是手握重兵鎮守荊州的王敦不想謀反也得謀反。

于是，司馬睿稱帝四年后，王敦便反于武昌（今湖北鄂州），并很快攻入建康。司馬睿重用的人死的死，降的降，逃亡的逃亡，朝政完全落入王敦之手。元帝本人則幾至皇位不保，并在當年憂憤而死。

據正史記載，司馬睿在一敗涂地之后，根本就不敢以君臣大義譴責王敦，只能一面脫下戎裝，一面嘀嘀咕咕地說：想要位子，我回瑯邪就是，何必讓老百姓受苦？

東晉皇帝之無奈，由此可見一斑。

晉元帝死后，繼位的是晉明帝司馬紹。明帝和王敦都磨刀霍霍，必欲置對方于死地。最后，王敦之亂因其病逝而告終。他的勢力被東晉王朝的政府軍剿滅，本人的尸體也被挖出，腦袋還被砍下來掛在浮橋上示眾。

王敦豈非不得善終？

當然是。而且按照儒家倫理，他也是不折不扣的亂臣賊子。然而在魏晉，王敦受到的卻是由衷的敬佩。<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