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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終于理解到，自己對所謂“第一次”的疑問究竟是什么。

別人說起第一次時，多數只是在陳述另一個男體所帶來的性刺激，而我，卻總在回想是在哪一次之后，讓我確定了，不會后悔，自己喜歡男人，并且接受了這就是我從今爾后的人生？自己到底有沒有過，那種的，第一次？

說不出具體原因，一直覺得后來感情的不順利，跟自己竟然搞出了好幾個第一次的版本有關。

事實上，那幾個輪流的說法并沒有造假，每個版本都確有其事，就算稍有加油添醋，也仍都記載了生命中的某種覺醒，或者，斷裂。

只因為舍不得那幾段記憶所留給我的一種氣氛，每一則都想給予它們“第一次”的記號。

矛盾的是，那幾個這輩子大概不可能再見面的人，把他們當“第一次”來說未免太諷刺，跟他們其實都只有唯一的，和最后的一次。

如此倉皇，也如此嬉鬧地過完了青春，三十四十也晃眼即逝。如今已五十許的我，格外地懷念起曾經苦思著“男人與男人間要怎樣才算發生過了？”的那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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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終于懂得，每個人如何存活都是取決于他／她記憶的方式。

沒有客觀公正的記憶這回事，所有的記憶都是偏見，都是為了自己的存活而重組過的經驗。

據說魚的記憶異常短暫，大象的記憶非常驚人。

我不知道這是如何測量出的結果。它們并沒有語言可以用來訴說、告白，或是寫回憶錄。也許它們都只是借著表現出或長或短的記憶，作為一種防身的保護色也未可知。

至少我確定，人類是非常懂得這種伎倆的。

我會說，記憶就像是在我們經驗的表面形成的一層皮膚。

經驗是血肉，太過赤裸與野蠻。但記憶卻是如此柔軟輕透的東西，有著適當的溫度與濕度，并從細小的毛孔中，散發出屬于自己的體味。

有時我會想到萊妮芮芬史達爾（Leni

Riefenstahl），那個曾為希特勒所賞識，拍攝過一九三六年柏林奧運會這部影史上經典紀錄片的女導演。

在德國戰敗后她始終不改口，堅稱在二戰期間，她對于希特勒進行中的猶太大屠殺并不知情。世人無法接受她的說法，他們譴責她的惡意與冷血，并將她的經典作品撻伐成政治宣傳工具。即使，沒有一個法庭可以將她視為戰犯定罪，她卻永遠活在了歷史的公審中。

某種程度而言，我可以理解女導演為何堅持自己的不知情。不是為她辯護，比較更像是終于能夠了解，明明公開道歉就能息眾怒的事，為何她反把自己丟進了撻伐的火焰？

熱烈地投身導演工作，對此以外的事物，不管是太平盛世或血腥統治，她可能都毫無興趣，亦不曾費心去了解。暴君的崛起與萊妮才華的萌芽，也許是因果，也許只是巧合。她不巧就生錯了年代。在她轉動的膠卷上，他人的命運不過是鏡頭無法捕捉的雪花與流云，落地即融，遇風則散。她剪接著自己拍攝的毛片，再也想不起除了她的電影外，那些年里還有什么值得記憶的事。

如果能夠記得的是青春、才華洋溢、與電影熱戀的自己就好，為何一定要讓所謂的事實，關于死亡、瘋狂與毀滅的油墨濺滿回憶？

我想，這是女導演可能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