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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庸緊握雙拳生氣地站住，我問女孩她們有幾個老師。她們告訴我有好多個?！岸际谴蟪鞘衼淼睦蠋?，不過每次來的人不一樣，只有黃校長經(jīng)常在這邊，每周都來。”

我和周庸又問了幾個學(xué)生，得知這所學(xué)校是別人捐贈給村子的，老師校長都是“城里人”，經(jīng)常有不同的老師開著車來給他們上課，并對他們進行猥褻。

周庸又憤怒地罵了幾聲，我拍拍他：“現(xiàn)在進去只能壞事，咱晚上再來?！?

回到車里，他仍一肚子的怒氣，點著煙一口吸到底，差點燒到手：“這幫人怎么這么沒人性呢！留守兒童也好意思下手？”

我拍拍他的肩膀：“剛才和黃校長握手的時候，你注意到他的虎口了嗎？”

周庸搖搖頭：“虎口怎么了？”

我說：“他虎口上有像是梅花一樣的五點刺青，你記不記得，咱抓住的那個人販子，他虎口上也有差不多的刺青。”

周庸：“你這么一說我還真有點印象，這代表什么？他們是一伙的？”

我點點頭：“我懷疑是。”

關(guān)于虎口的幾點梅花文身有很多傳聞，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梅花黨——一個神秘組織，每個人的虎口和小臂上都文有幾點梅花。中國流傳著許多梅花黨的傳說，并衍生出了許多文學(xué)作品，《一雙繡花鞋》就是其中之一。

我問過老金，是否真的存在這個神秘組織。因為有幾個做夜行者的前輩告訴我，這個組織是虛構(gòu)出來的。老金說他原來也這么想，但后來他從不同的地方了解到一些信息，就對此產(chǎn)生了懷疑。在許多地方都有這種虎口印梅花的群體組織，這也太巧了。

晚上12點，整個村子一片漆黑，離村子一千米的小學(xué)也一片漆黑，只有三樓的一間房間亮著燈，我和周庸只能看清輪廓。

那兩輛車還停在學(xué)校門口，我和周庸從車旁翻進學(xué)校的矮墻，周庸問我：“徐哥，你說一共就二三十個學(xué)生，他們蓋三層樓干嗎？”

我不知道，可能這邊蓋房子便宜吧。

一樓的大門已經(jīng)鎖了，我和周庸挨著窗戶推了推，找到一扇沒鎖的，跳進教室。我讓周庸把鞋脫了，走路別出聲?！皟奢v車都沒走，三樓還亮著燈，人應(yīng)該還在學(xué)校里，咱倆注意點?！?

我們倆提著鞋輕手輕腳繞一樓看了一圈——都是普通的教室。我們上了二樓。二樓有圖書室、醫(yī)務(wù)室和幾間空屋，我和周庸進了醫(yī)務(wù)室，桌子上擺著一些藥。為了不被發(fā)現(xiàn)，我沒開手電，借著手機屏幕的亮光看了看——這些并不是藥，而是艾滋病、梅毒、淋病等性病的檢測試劑盒。難道他們來這兒給孩子們“上課”，都得通過體檢，省得互相感染？

帶著疑問，我和周庸上了三樓。因為三樓很可能有人，我們倆的每一個動作都特別輕。走廊盡頭亮著燈，我們慢慢地向那個房間挪動。

正挪動著，走廊盡頭的燈忽然滅了。我們嚇了一跳，趕緊屏住呼吸站住不動——走廊里一片漆黑，我和周庸只隔了不到一米，卻完全看不見對方。

站了十多秒，沒有任何聲音，我拽了周庸一把，示意接著往前走——一直走到走廊盡頭，我和周庸輕輕趴在門上，能聽見里面有人呼吸的聲音。三樓有十一個房間，我和周庸挨個扒著門聽，根據(jù)里面的呼吸聲和呼嚕聲判斷，最里面的三間屋子都有人。

我輕輕擰了走廊另一頭一間沒有人的房間的門把手——門沒鎖。我慢慢地打開門，和周庸躲了進去，關(guān)上了門。打開手機，借著亮光，我和周庸看了一下房間的樣子：衛(wèi)生間、透明的浴室、電視、大床、素色的漆。

周庸小聲給了個很中肯的評價：“這不就是快捷酒店的大床房嗎？”我又檢查了一下旁邊的幾間屋子，都是一樣的裝修。

“徐哥，現(xiàn)在怎么辦？”

我說：“有大床房就先住一宿吧，里面這幾間屋子看樣子也不會有人來——先藏在這兒，明天白天找機會去走廊那邊的屋子看看?！?

我們躺在床上瞇著。一直到第二天天亮，村里的學(xué)生都來上課后，我聽見走廊里有幾個人說笑著下了樓，然后整個三樓又靜了下來。

我們打開門，走到三樓的另一邊。聽著昨晚走廊盡頭開燈的房間里沒有聲音，我試著擰了一下門，門是鎖的。我拿鐵絲打開門——仍然是間大床房，只不過多了些東西——床頭擺著一盒避孕套，床上扔著一些東西，角落里有個保險柜。

我和周庸拍了一下照，繼續(xù)看其他兩間有人的房間——也只是有人住的大床房而已。我和周庸挨個房間又檢查了一遍，整個三樓的十一間房，有十間是大床房，只有一間是堆滿了舊桌椅的儲物間。學(xué)校的三層全是大床房，怎么想都很奇怪——難道這是個賓館，但為什么需要有人介紹才能入住呢？

我說：“走，咱再去那儲物間看看?！?

我和周庸又回到儲物間，仔細檢查了一遍所有的舊桌椅——上面都落滿了灰。儲物間墻角的一張桌子上，有四個印記，擺在它旁邊的凳子上，有腳印。

曾經(jīng)流行的格子天花板

我把凳子搬到桌子上，果然對上了桌子上的印記，我扶著周庸的肩膀上了桌子，又踩上凳子，摸了摸天花板，天花板是松的，我使勁往上一推，一塊方形的天花板被推開了，上面有一個隱藏的閣樓。

我把上半身探進去，掏出手機，打開手電筒——十多個孩子坐在閣樓里的大通鋪上，表情麻木地看著我。我數(shù)了下，九個女孩、兩個男孩，看起來都不超過十歲。

周庸也站了上來，爬進閣樓，試圖和他們說話，他們卻一再地往后縮。周庸還想繼續(xù)嘗試，我攔住了他，指指墻角的一個小女孩：“你看她的脖子?！?

女孩穿著單薄的t恤——能看見她脖子上和鎖骨上有新鮮的紫色和暗紅色的吻痕。

我見周庸眼圈都紅了，拉了他一把：“關(guān)上，走，別打草驚蛇?！?

溜到一樓時，他們正在教室里上課。為了不讓他們看見，我和周庸矮下身子，蹲著走到教學(xué)樓的側(cè)面，從側(cè)面的矮墻又翻了出去。步行回到村子，周庸問我是否報警。

我說：“再等等，那兩個女孩說這次來了兩個新老師。今天周日，他們要是有工作的話，回燕市或周邊的什么城市，得趁今晚或明早，這樣學(xué)校里就剩下黃校長一個人了?！?

周庸點點頭：“行?！?

我們蹲在村口的小樹林，遠遠地望著學(xué)校。晚上7點多，兩個男人和黃校長一起從學(xué)校里出來，分別上了車，黃校長對他們揮揮手，兩輛車開走了。

等到9點鐘，確信車不會回來了，我和周庸再一次走向了小學(xué)。翻進學(xué)校后，我們發(fā)現(xiàn)一樓的窗戶全鎖死了——還好我昨天想到了這種可能，把三樓靠近排水管大床房的窗戶的鎖打開了。我和周庸回車里取了毛巾，用剪刀剪開，把手包上，順著排水管爬到了三樓，滑開窗戶，進了大床房。

出了大床房，我們直奔走廊盡頭亮著燈的房間，一腳踹開了門——黃校長坐在床上，正拿著手機錄像，兩個衣不蔽體的小女孩站在床前跳著舞。

周庸沖上前拿被子把兩個小女孩裹住，給了黃校長一耳光。

我上前攔住周庸，讓他別動手，先把兩個女孩帶去旁邊的房間。

黃校長看著我：“你們是警察？”

這時周庸回來了，死死地盯著黃校長：“徐哥，你就讓我動手吧，判我兩年我也愿意！”

我說：“你是不是傻？你進去了，以后誰買單？”

我讓黃校長把衣服穿上，告訴他站在床邊別動，用腰帶綁住了他的雙手，然后讓他打開墻角的保險箱——里面有幾捆現(xiàn)金，三本封面畫著梅花的賬本，還有一個手機。我把手機開機，收到了許多條短信——都是要求購買兒童的。

周庸用網(wǎng)絡(luò)電話撥打了上家的電話，手機響了，我對著黃校長晃了晃手機：“記得一個月前，你賣了一個感染尖銳濕疣的男孩到泊州嗎？”

黃校長點頭：“你們是為他來的？”

我說：“是，是誰讓他感染上性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