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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校長搖搖頭：“不知道，我們是要求戴套的，但總有些客人不守規矩。”

我問他二樓不是有各種性病的檢測試劑盒嗎？那不是給那些來嫖的人用的？

他說不是，性病的檢測試劑盒是給被拐到這兒的孩子定期體檢用的，如果有人得了性病，就把他們賣出去。

周庸在旁邊翻著三本賬本：“徐哥，你得看看這個。”

我拿起賬本翻了翻，三本賬本記錄的是不同的生意。因為年紀稍大的孩子記事能力強，不好賣，超過十歲的孩子會被統一賣到工廠做童工。年齡低于十歲，長相較好的孩子，會被留下來賣淫。長相不好或有毛病的孩子，則賣給乞丐團伙或其他人。

我翻完賬本，看了看黃校長虎口的文身：“這都是你們梅花黨的生意？”

黃校長抬頭看我：“你知道梅花黨，那還敢這么對我？”

我讓他說說梅花黨，他搖搖頭不再說話，我告訴周庸報警。

錄完筆錄出來，周庸忽然想起一件事：“徐哥，咱剛進村的時候，那個給咱指路去學校的老頭，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啊？”

我和周庸第二天又回了趟沃土村，找那個指路的老頭，到的時候，他正在給孫子做飯——我們問他是否知道學校的內幕時，他表現得很平靜：“家里有老有小的，我們也得吃飯啊。”

21

六百多名初中生一夜沒睡，小賣部老板知道真相

2016年12月2日，我陪周庸到郊區的一家中學，參加一場捐贈。校長講話時，我一直看著臺下的學生。他們都很疲憊，連說悄悄話的精力都沒有，完全不像是吃得香、睡得好的初中生。那時我完全沒意識到這所學校的秘密。

這場捐贈源于周庸的母親，她是個佛教徒，經常會做一些善事。聽朋友說起燕市有專門給外來打工子弟開辦的學校，在里面上學的都是些家庭條件不太好的打工子女，她善心大發，非讓周庸過來捐二十萬元，改善一下孩子們的伙食。

周庸的母親提前跟學校打好了招呼，12月2日上午10點，我和周庸開車一直往南，開了三個多小時，終于到了目的地。

這所學校很好認，成年男人一步就能跨過去的土墻圍了個圈，朝北方向開了個口，口的左側用粉筆寫著校名——育興打工子弟中學。

校長是個看起來五十多歲，已經禿頂的男人。他站在門口迎接我們，握過手，帶我們參觀了一下校園。

我們到時，正趕上下課。穿著灰白校服的初中生們在沙土操場上散步，一個老師在維持著秩序。操場右側是個露天廁所，幾個一米多高的女孩在廁所門口排著隊。我和周庸進到男廁里看了看，地面是浸透了尿漬的黑色。

操場的左側是一棟兩層的教學樓，二樓右側的窗戶破了洞，用塑料布包裹著。樓的左側是一個黑板，上邊寫了最近一周的優秀學生，右側是紅粉筆寫的“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教學樓前有一個三四米長的木質國旗桿，有一些歪斜，上邊飄著的國旗有點老舊。

從教學樓的正門進去，一樓有十二個教室，二樓都是宿舍。挨著教學樓的是個大的簡易房樣子的食堂。根據校長介紹，他們學校是食宿全包的。

和校長聊了一會兒，他說要利用課間操時間舉行捐贈儀式。周庸極力反對，但校長說已經和老師學生都說了：“孩子們都知道了，就算不給我面子，也該給他們面子吧？”

周庸只好答應。

課間操時，孩子們在操場站好，做完廣播體操，校長登上簡陋旗桿前的簡陋鐵架臺子，拿喇叭說了一堆感謝捐贈的話，然后讓周庸也上臺講幾句。臺下響起有氣無力的掌聲，周庸走上臺，就說了兩句：希望能改善伙食，讓同學們補補身體長長個子。

周庸還沒說完，下面一個男孩“撲通”一聲暈倒在地。他旁邊的幾個同學駕著他回了寢室。

校長和一個老師交流了幾句，告訴我們說：“沒事，孩子就是有點累，咱繼續。”然后他接過喇叭，繼續說捐款的事。

男孩的暈倒提醒了我，臺下有些不對——每個學生都顯得格外有氣無力。沒人說悄悄話，也沒人打鬧，不停地打哈欠——這太不正常，一點兒不像十幾歲的初中生。

按照校長說的，學校課業不重，每天閉寢熄燈的時間也早，絕不該如此勞累。這是所寄宿制的學校，學生家長基本都住在城鄉接合部或者工地上。除極個別學生是走讀外，剩下的都是住校。如果孩子有什么異常，很難被家里人發現。我決定找機會問問，學校是否有什么體罰類的虐待行為，或強迫他們干活，以替學校賺取利潤。

校長講完話，已經快11:30了。他解散了學生，邀請我和周庸去學校食堂吃飯，說今天特意告訴食堂師傅提高了伙食標準。“高標準”的午飯是羊湯和餡餅，還挺好吃。我快速吃了兩張，給周庸使了個眼色，告訴他和校長先聊著，我去趟廁所。

周庸拖著校長聊天，我出了門往廁所走。男廁所外面，一個個子比較矮的戴眼鏡男孩正在排隊。

我上前問他：“同學，今天出操的時候，我看你們都有點疲憊，是這幾天辦運動會了嗎？”

他說不是，就是這兩天沒怎么睡好。我問他為什么沒睡好。他支吾了幾聲，說就是沒睡好，然后說自己有事，轉身小跑離開了。

又問了五個孩子，三個什么都不說，還有兩個也說沒睡好，但不愿告訴我原因。全校學生都沒睡好，這也太奇怪了。

見什么都問不出來，我回了學校食堂。周庸和校長還在聊，我坐過去插了一句：“剛才上廁所，聽幾個孩子聊天說晚上沒睡好，是學校辦什么活動了嗎？”

校長喝了一口羊湯，否認了：“晚上自己在寢室鬧了吧，沒睡好。”

在學校里得不到什么有用的消息，我只好和周庸開車出了校門。在路口時，我讓周庸停車。

他把車停下：“徐哥，剛才你給我使眼色，讓我拖住校長，是想干嗎？”我給他講了一下我的想法，說這里的學生不太對勁，我想調查一下原因。

周庸點點頭：“好的，咱從哪兒開始？”

我指指路口的小賣部，說先去買包煙。周庸從儲物盒里拿出一條煙，說道：“甭買了，我這兒還有。”

我說：“你能不能動動腦子，我是為了買煙嗎？咱就從小賣部開始查。”

城鄉結合帶常見這種小賣部，老板的消息總是很靈通

學校門口的小賣部老板，一般都有幾個關系不錯的學生和老師，對學校里發生的各種事情了如指掌。他們經常和學校里的“混混”關系很好。我上中學時，學校里的“混混”會把一些不方便隨身攜帶的打架用具寄存在校門口的小賣部。有的小賣部甚至會直接出售這些東西給學生，學校里有打架什么的，小賣部老板知道得比誰都早。

我們把車靠邊停下，走進小賣部。一個穿著花外套的中年女人正坐在門口收銀臺里看電視。見到我和周庸，她站起身問我們想要什么。

我們買了兩包最貴的煙，交錢的時候我和她搭話：“姐，問您個事兒，我有個親戚在北京打工，孩子想辦下上學。我看這學校是寄宿的，覺得挺合適的，好進嗎？這學校。”

老板娘說肯定沒問題，讓我直接把孩子帶來就行。我問她用不用“五證”，她說不用。

周庸這時候在旁邊插話：“徐哥，這學校行嗎？我看這孩子一個個都沒什么精氣神兒，是不是食宿條件太差啊？”

我轉頭看向老板娘，問她是不是這樣。她說：“不是，有兩個女學生，兩天沒回學校了，昨晚學校組織學生在周邊找來著，找到大半夜。”

周庸問她為什么不報警。

老板娘搖搖頭：“報什么警啊！這里孩子的父母一般都在城里打工，有很多都是跟著施工隊干活的。今天在燕市，明天可能就去別的地方了。孩子前一天好好的，第二天就不來上學的，有的是，正常。”

我問她學校是否詢問家長了，老板娘搖搖頭說不知道。問起兩個女孩的名字，她倒是知道——一個叫孟秋月，一個叫林歡，兩人是一個寢室的。

我們回到車里，周庸點上煙：“徐哥，你說他們怎么不報警呢？”我沒直接回答他，只問他知不知道什么是“五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