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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出了兩條街區，我覺得有點不對：“好像有人跟著咱呢，后邊那黑色轎車我看著眼熟，剛才起車時就見到過。”

田靜不信：“說不定你錯了，黑色車長得沒什么區別。”

我說：“靜姐，你還會吐槽呢，今天教你個小技巧，有沒有被跟蹤，一下就知道。”

開了一會兒后我忽然右轉，田靜：“你瘋了，這是單行道，你逆行了！”

我說：“沒事，這是周庸的車，只要不被交警現場抓住，到時都是罰他。但現在咱可以確定后邊那車是跟蹤咱的——他跟了咱一路，習慣性地跟咱右轉了。”

田靜：“這招確實挺好用，那要沒開車怎么辦啊？如何判斷自己是否被跟蹤？”

我說有一種比較好的方法，就是找個公交車站。假裝漫不經心地等車，趁公交車關門前一秒忽然躥上車，再回頭看看那個你懷疑跟蹤你的人什么反應，就基本能確定他是不是在跟蹤你了。

我和田靜開車去了周庸家，看見我們進了地下停車場，那輛跟著我們的車調頭就走了。

田靜：“你說他跟著咱到底干嗎？”

我說：“應該是看看咱有沒有財力支付一百二十萬元。”

田靜：“咱都開這車了他還擔心咱支付不起？”

我點點頭：“一百來萬的車在燕市不算什么。按照最近瘋長的房價，這車錢在好地段也就能買個廁所。住什么樣的房子才能證明你的身價，這回看見咱倆進了別墅小區的停車場，估計他們對咱的評判得上個檔，會熱情更多。”

果然，第二天下午，接待我們的那個小帥哥就打來電話，問我考慮得怎么樣了。

我說：“哥們兒，是這樣，我和我老婆最近感情出了點危機，想試試一起養個孩子能不能把這危機解決了。也有可能過幾天我們忽然就離婚了，到時候這孩子我們倆都不要，怎么辦？誰養著？”

小帥哥笑了：“哥，這事您別擔心，我們保證能辦得妥妥的。”我說空口無憑啊。

他說：“這樣吧，我給您發一個群，平時遇見有代孕中途出現問題的情況，我們公司都會在里面處理孩子。我把群號發給您，和管理員說一聲，您加進去自己看吧。”

這是一個有償的、網上收養孩子的交流群，群里的主力軍是兩種人：領媽和寶媽。領媽是群里對收養者的稱呼，寶媽則是送養一方。渴望領養孩子的領媽會拿一筆可觀的營養費給寶媽。賣準生證以及嬰兒用品的販子也在群里出沒。按照群里討論的平均價格，領養孩子的一方起碼要給送養的一方十幾萬元作為營養費。

我把周庸叫過來，給他看這個。

周庸：“徐哥，這違法嗎？”

我說：“當然違法，已經夠判刑了。把孩子送給別人，并拿一大筆營養費，即使是親生父母也得判拐賣兒童罪。”

周庸：“這不算收養？”

我說：“當然不算，中國的收養條件很嚴的，《收養法》規定了一大堆。通過正當方式領養孩子，需要無子女、沒得啥大病、保守收養隱私，孩子未成年以前不得解除收養關系，不能打不能罵，不然就是違法。還要沒犯罪記錄，征信好看，收養人當地的居委會證明，派出所證明……所以，更多的人選擇了得花錢但更快速高效的網絡收養。但這里面有個問題，我十分懷疑這些送養的人里有一些是人販子。他們通過這種群組將拐來的小孩賣掉。”

周庸：“所以你找我過來干嗎？”

我說：“現在可以確信，通過這個群組，在他們可以出售小孩的這個平臺上，每個孩子能賣八到十五萬元。我對那家代孕公司進行檢索，發現他們正在招人。你去應聘一下，看看那些負責事情的人提成是多少，能否通過賣孩子得到比提成更高的利潤。”

周庸晚上給我打電話：“徐哥，我知道了。”

我說：“你怎么知道得這么快！我中午剛叫你去應聘，下午你就全搞清了？”

周庸：“是啊，我跟他們經理談待遇的時候，他就告訴我了。所以我干脆就沒去上班，面試完就直接放他鴿子。”我問周庸提成是多少。

周庸：“就你說超哥那一百二十萬元的大單，尾款到后，能和代孕的姑娘一樣，拿百分之十五的提成，比賣孩子賺得多。”

第二天我又去中介公司見了小帥哥，看能不能得到更多的線索。然后他把我帶到了給李超代孕的姑娘住的小區。

小帥哥介紹：“您要是辦一百二十萬元的套餐，代孕媽媽就住這兒。單獨一間屋子，這兒最小的戶型都是八十多平方米的，環境好，安保也好，二十四小時不間斷巡邏，在樓下有什么事一喊就到！”

我說：“等會兒，你確定這兒的治安這么好？”

他說：“當然，我們公司高級套餐的代孕媽媽全住這小區。”

和他分開后，我又觀察了一會兒，給周庸打了個電話：“咱倆上當了。”

周庸問我怎么了。

我說：“那個代孕姑娘有問題，她說在樓下推孩子玩的時候，被人搶了，然后喊也沒人幫。但是這小區是二十四小時巡邏制——我剛才站這兒看了一會兒，保安巡邏很嚴，不可能出現她說的那種喊了沒人幫的情況。”

周庸點點頭：“但她什么動機啊？她為什么要把替李超代孕的孩子賣了呢？不是說最后能拿十八萬嗎？也沒差多少啊！”

周庸：“咱找到她就知道了。”

我說：“行，你來的時候去取十萬元的現金，一張卡好像取不了那么多，卡夠嗎？”

周庸：“沒事，我卡多著呢。”

周庸到了以后，我們倆上樓敲門，代孕姑娘打開門：“你倆啊。”

她把我們讓到屋里坐下后，又要倒水。

我說：“你先不用倒水，說說孩子去哪兒了吧。我們了解了樓下的安保情況，感覺不太可能有孩子被搶，去看了監控也沒看見搶孩子的記錄。”

她說：“我就是被人搶了，別的我也不知道。”

我說：“我知道。那孩子連存在的證據都沒有，我們拿你沒什么辦法，但我帶了十萬元現金來，”我拍拍周庸提來的包，“你告訴我孩子去哪兒了，錢就給你，咱不談其他的。我就想知道孩子在哪兒，成嗎？”

她想了想，給了我一個電話號：“這人那天在‘代孕媽媽群’里聯系我，說如果我有小孩想要送給別人，可以給我十二萬元的營養費。”

我說：“你再幫我個忙，你給他打個電話，說你有一姐妹也想拿孩子換筆營養費。”

她看了看桌上的十萬元，打了電話。

第二天下午，李超的老婆抱著一個我們用娃娃包的，看起來像是嬰兒的包裹，站在指定的地點等著人販子。

這里是兩條路的交界點，一邊是通往市中心的大馬路，一邊是高速大橋。我和周庸商量：“我估計他肯定怕我們跟蹤，這些路路況不穩定，說堵就堵，這兒我們就不要管了。他急著離開時肯定會選不會出錯的地方開快車走，不是大馬路就是高速大橋。干脆咱倆直接去那倆地方等吧，還不容易被發現。”

3:30，一臺慢悠悠開過的轎車忽然停住，下來一個戴著面具的人，一把搶走李超老婆手里的東西，扔下一袋錢，上車就走，順著大馬路向市中心狂奔而去。其間減了一下速，估計發現了假小孩，但怕有危險，沒停車繼續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