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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89年,中國經過數世紀的分裂之后,又由隋朝(590—617)統一起來。可是不久隋朝又被唐朝(618年至906年)取代,唐朝是一個強大的高度集中的皇朝。唐代在文化上、政治上都是中國的黃金時代,可與漢代媲美,在某些方面又超過了漢代。
儒家經典占支配地位的選拔官員的考試制度,于622年重建起來。628年,唐太宗(627年至649年在位)命令在太學內建孔廟;630年,他又命令學者們準備出儒家經典的官方版。這項工作的一部分,是從前代浩繁的注釋中選出標準的注釋,再為標準注釋作疏。然后皇帝以命令頒布這些經典正文及其官方注疏,在太學里講授。以這種方式,儒家又被重新確立為國家的官方教義。
這時候,儒家表現在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著作中的活力早已喪失。經典原文具在,注疏甚至更多,可是都不能滿足時代的精神興趣和需要。道家復興和佛教傳入之后,人們變得對于形上學問題,以及我所說的超道德價值,或當時稱為性命之學的問題,比較有興趣。我們于第四、第七、第十五等章看到,關于這些問題的討論,在儒家經典如《論語》、《孟子》、《中庸》特別是《易經》中,已經不少。可是,這些經典都需要真正是新的解釋和發揮,才能解決新時代的問題。當時盡管有皇家學者們的努力,仍然缺乏這樣的解釋和發揮。
韓愈和李翱
直到唐代的后半葉,才出了兩個人,韓愈(768—824)與李翱(約844年卒),他們做出了真正的努力,為了回答他們當代的問題而重新解釋《大學》、《中庸》。韓愈在其文《原道》里寫道:“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祥。”(《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一)
李翱在《復性書》中寫的也很相似:“昔者圣人以之傳于顏子。……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于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于時。”(《李文公集》卷二)
這種“道統說”,孟子早已說了一個大概(見《孟子·盡心下》),韓愈、李翱所說的顯然又是受到禪宗傳述的宗系的重新啟發。禪宗的說法是,佛的心傳,經過歷代佛祖,一脈相傳,傳到弘忍和慧能。后來新儒家的程子,也就毫不含糊地說《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朱熹《中庸章句》前言引)。人們普遍地相信,這個道統傳到孟子,就失傳了。可是李翱,顯然感到他自己對道統頗有了解,通過他的傳授,他也就儼然成為孟子的繼承者。要做到這一點,成了在李翱以后的一切新儒家的抱負。他們都接受了韓愈的道統說,并且堅持說他們自己是上承道統。他們這樣說也不是沒有根據的,因為新儒家的確是先秦儒家理想派的繼續,特別是孟子的神秘傾向的繼續,這在以下幾章就可以看出來。正因為這個緣故,這些人被稱為“道學家”,他們的哲學被稱為“道學”。“新儒家”這個名詞,是一個新造的西洋名詞,與“道學”完全相等。
新儒家的主要來源可以追溯到三條思想路線。第一,當然是儒家本身。第二是佛家,包括以禪宗為中介的道家,因為在佛家各宗之中,禪宗在新儒家形成時期是最有影響的。在新儒家看來,禪與佛是同義語;前一章已經講過,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新儒家是禪宗的合乎邏輯的發展。第三是道教,道教有一個重要成分是陰陽家的宇宙發生論。新儒家的宇宙發生論主要是與這條思想路線聯系著。
這三條思想路線是異質的,在許多方面甚至是矛盾的。所以,哲學家要把它們統一起來,這種統一并不是簡單的折中,而是形成一個同質的整體的真正系統,這當然就需要時間。因此,新儒家的開端雖然可以上溯到韓愈、李翱,可是它的思想系統直到11世紀才明確地形成。這已經是宋代(960—1279)最繁榮的年代了。宋朝是唐朝滅亡后經過了一段混亂分裂時期而重新統一中國的。最早的新儒家,主要興趣在于宇宙發生論。
周敦頤的宇宙發生論
第一個講宇宙發生論的新儒家哲學家是周敦頤,號濂溪先生(1017—1073)。他是道州(在今湖南省)人。晚年住在廬山,就是第二十一章說過的慧遠、道生講佛經的地方。在他以前很久,有些道教的人畫了許多神秘的圖,以圖式描繪秘傳的道,他們相信得此秘傳的人便可成仙。據說周敦頤得到了一張這樣的圖,他予以重新解釋,并修改成自己設計的圖,以表示宇宙演化過程。這倒不如說,是他研究和發揮了《易傳》中的觀念,再用道教的圖表示出來。他畫的圖名為“太極圖”,他做的解釋名為“太極圖說”。《太極圖說》不必與《太極圖》對照,讀起來也很好懂。
《太極圖說》云:“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