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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宗論》附有道生的《答王衛(wèi)軍書》,這封信完全贊成謝靈運的論點。《辯宗論》載在道宣(596—667)編的《廣弘明集》中(卷十八,載《大藏經》卷五十二)。
道生還有一個理論,主張“一切眾生,莫不是佛,亦皆涅槃”(《法華經疏》),即每個有感覺的生物都有佛性,或宇宙的心。他的關于這個問題的論文也失傳了,他這方面的觀點還散見于幾部佛經的注疏里。從這些注疏看來,他認為眾生都有佛性,只是不認識自己有佛性。這就是“無明”。這種“無明”使之陷入生死輪回。因此他必須首先認識到他有佛性,佛性是他本性里面本有的,然后通過學習和修行,自己“見”自己的佛性。這個“見”便是頓悟,因為佛性不可分,他只能見其全體,或是毫無所見。這樣的“見”也就意味著與佛性同一,因為佛性不是可以從外面看見的東西。這個意思就是道生所說的“返迷歸極,歸極得本”(《涅槃經集解》卷一)。得本的狀態(tài),就是涅槃的狀態(tài)。
但是,涅槃并不是外在于、迥異于生死輪回,佛性也不是外在于、迥異于現象世界。一旦頓悟,后者立刻就是前者。所以道生說:“夫大乘之悟,本不近舍生死,遠更求之也。斯在生死事中,即用其實為悟矣。”(語出僧肇《維摩經注》卷七)佛家用“到彼岸”的比喻,表示得涅槃的意思。道生說:“言到彼岸:若到彼岸,便是未到。未到、非未到,方是真到。此岸生死,彼岸涅槃。”(語出僧肇《維摩經注》卷九)他還說:“若見佛者,未見佛也。不見有佛,乃為見佛耳。”(語出僧肇《維摩經注》)
這大概也就是道生的佛無“凈土”論的意思。這是他的又一個理論。佛的世界,就正在眼前的這個世界之中。
有一篇論文題為“寶藏論”,傳統的說法是僧肇所作,但很可能不是他作的。其中說:“譬如有人,于金器藏中,常觀于金體,不睹眾相。雖睹眾相,亦是一金。既不為相所感,即離分別。常觀金體,無有虛謬。喻彼真人,亦復如是。”(《大藏經》卷四十五)意思是說:假設有個人在貯藏金器的寶庫內,看見了金器,但是沒有注意金器的形狀。或者即使注意了金器的形狀,他還是認出了它們都是金子。他沒有被各種不同的形狀所迷惑,所以能夠擺脫它們的表面區(qū)別。他總是看得出它們內涵的本質是金子,而不為任何幻象所苦。這個比喻說明了真人是什么。
這個說法,可能不是出于僧肇;但是作為比喻,后來佛家經常使用。佛性的實在性本身就是現象世界,正如金器的本身就是金子。現象世界之外別無實在性,正如金器之外別無金子。有些人,由于“無明”,只見現象世界,不見佛性的實在性。另有些人,由于覺悟,見到佛性,但是這個佛性仍然是現象世界。這兩種人所見的都是同一個東西,但是覺悟的人所見的,與無明的人所見的,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這就是中國佛學常說的:“迷則為凡,悟則為圣。”
道生的理論中,還有“一闡提人(即反對佛教者)皆得成佛”義。這本是一切有情皆有佛性的邏輯結論。但是這與當時所見的《涅槃經》直接沖突,由于道生提出此義,就將他趕出首都南京。若干年后,當大本《涅槃經》譯出后,其中有一段證實了道生此義。慧皎(554年卒)在道生的傳記中寫道:“時人以生推闡提得佛,此語有據;頓悟、不受報等,時亦憲章。”(《高僧傳》卷七)
慧皎還告訴我們,道生曾說:“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若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高僧傳》卷七)這也就是《莊子》說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莊子·外物》)中國哲學的傳統,把用詞叫做“言筌”。按照這個傳統,最好的言說是“不落言筌”的言說。
我們已經知道,在吉藏“二諦義”中,到了第三層次,簡直無可言說。在第三層次,也就沒有落入言筌的危險。可是道生說到佛性時,他幾乎落入言筌,因為他把它說成了“心”,他給人一種印象:定義的限制還可以加之于它。在這方面,他是受了《涅槃經》的影響;《涅槃經》很強調佛性,所以他接近性宗(“宇宙的心”宗)。
由此可見,在道生時代,已經為禪宗做了理論背景的準備,在下一章便知其詳。可是禪宗的大師們,仍然需要在這個背景上,把本章所講的各項理論,納入他們的高浮雕之中。
在以上所說的理論中,也可以發(fā)現幾百年后的新儒家的萌芽。道生的人皆可以成佛的理論,使我們想起孟子所說的“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告子下》)。孟子也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但是孟子所說的“心”、“性”,都是心理的,不是形上學的。沿著道生的理論所提示的路線,給予心、性以形上學的解釋,就達到了新儒家。
“宇宙的心”的觀念,是印度對中國哲學的貢獻。佛教傳入以前,中國哲學中只有“心”,沒有“宇宙的心”。道家的“道”,雖如老子所說,是“玄之又玄”,可是還不是“宇宙的心”。在本章所講的時期以后,在中國哲學中,不僅有“心”,而且有“宇宙的心”。
“禪”或“禪那”是梵文Dhyana的音譯,原意是沉思、靜慮。佛教禪宗的起源,按傳統說法,謂佛法有“教外別傳”,除佛教經典的教義外,還有“以心傳心,不立文字”的教義,從釋迦牟尼佛直接傳下來,傳到菩提達摩,據說已經是第二十八代。達摩于梁武帝時,約520年至526年,到中國,為中國禪宗的初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