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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和道德

向郭認為宇宙處于不斷的變化之中。他們說：“夫無力之力，莫大于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岳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大宗師》“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注）

社會也是處于不斷的變化之中。人類的需要都是經常變化的。在某一時代好的制度和道德，在另一時代可能不好。向郭注說：“夫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即為民妖，所以興矯效之端也。”（《天運》“圍于陳蔡之間……”注）

又說：“法圣人者，法其跡耳。夫跡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也，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跡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跡滯矣。”（《胠篋》“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注）

社會隨形勢而變化。形勢變了，制度和道德應當隨之而變。如果不變，“即為民妖”，成為人為的桎梏。新的制度和新的道德應當是自生的，這才自然。新與舊彼此不同是由于它們的時代不同。它們各自適合各自時代的需要，所以彼此并無優劣可言。向郭不像老莊那樣，反對制度和道德本身。他們只反對過時的制度和道德，因為它們對于現實社會已經不自然了。

“有為”和“無為”

因此向郭對于先秦道家天、人的觀念，有為、無為的觀念，都做了新的解釋。社會形勢變化了，新的制度和道德就自生了。任它們自己發展，就是順著天和自然，就是無為，反對它們，固執過時的舊制度和舊道德，就是人和人為，就是有為。向郭注說：“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群，不得已之勢也；曠然無情，群知之府也。承百流之會，居師人之極者，奚為哉？任時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大宗師》“以知為時者……”注）

一個人在他的活動中，讓他的自然才能充分而自由地發揮，就是無為。反之是有為。向郭注說：“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于自任。……若乃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則足跡接乎八荒之表，而眾馬之性全矣。而惑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臥；何其往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馬蹄》“饑之渴之……”注）雖然這樣批評，其實這些人對莊子的理解似乎并不是錯得很遠。不過向郭對莊子的解釋，的確是高明的創見。

向郭還對先秦道家的“純素之道”做出了新的解釋。他們說：“茍以不虧為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茍以不雜為素，則雖龍章風姿，倩乎有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鞹庸得謂之純素哉！”（《刻意》“故素也者……”注）

知識和模仿

老莊都反對社會上通常公認的那種圣人。在先秦道家文獻中，“圣人”一詞有兩個意義。一個意義是完全的人（按道家的標準），一個意義是有一切種類知識的人。老莊攻擊知識，因之也攻擊這后一種圣人。但是由上述可知，向郭沒有反對那些是圣人的人。他所反對的是那些企圖模仿圣人的人。柏拉圖生來就是柏拉圖，莊子生來就是莊子。他們的天資就像龍章風姿一樣的自然。他們就像任何一物一樣的純素。他們寫《理想國》、《逍遙游》，也若無事然，因為他們寫這些東西，不過是順乎自己的自然。

這個觀點在向郭注中是這樣闡明的：“故知之為名，生于失當，而滅于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毫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茍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養生主》“而知也無涯”注）如果按這個意義來理解知識，那么，不論是柏拉圖還是莊子，都不能認為是有任何知識。

只有那些模仿的人才有知識。向郭似乎以為，模仿是錯誤的，他們有三個理由。第一，模仿是無用的。向郭注寫道：“當古之事，已滅于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后至焉。”（《天道》“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注）“學”就是模仿。每件事物都在變。每天都有新問題，新需要，碰到新情況。我們應當有新方法來對付新情況，新問題，新需要。即使是在已知的一瞬間，不同的人，其情況、問題、需要也各不相同。他們的方法也一定不相同。既然如此，模仿有什么用呢？

第二，模仿是沒有結果的。向郭注告訴我們：“有情于為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于為賢圣而弗能也，然賢圣以無情而賢圣矣。豈直賢圣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雞鳴狗吠，豈有情于為之，亦終不能也。”（《德充符》“莊子曰道與之貌……”注）某物是什么，它就是什么。一物總不能是另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