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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藝術和詩歌

儒家以藝術為道德教育的工具。道家雖沒有論藝術的專著，但是他們對于精神自由運動的贊美，對于自然的理想化，使中國的藝術大師們受到深刻的啟示。正因為如此，難怪中國的藝術大師們大都以自然為主題。中國畫的杰作大都畫的是山水、翎毛、花卉、樹木、竹子。一幅山水畫里，在山腳下，或是在河岸邊，總可以看到有個人坐在那里欣賞自然美，參悟超越天人的妙道。

同樣在中國詩歌里我們可以讀到像陶潛（372—427）寫的這樣的詩篇：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道家的精髓就在這里。

中國哲學的方法論

“農”的眼界不僅限制著中國哲學的內容，例如“反者道之動”，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還限制著中國哲學的方法論。諾思羅普（Northrop）教授說過，概念的主要類型有兩種：一種是用直覺得到的，一種是用假設得到的。他說：“用直覺得到的概念，是這樣一種概念，它表示某種直接領悟的東西，它的全部意義是某種直接領悟的東西給予的。‘藍’，作為感覺到的顏色，就是一個用直覺得到的概念。……用假設得到的概念，是這樣一種概念，它出現在某個演繹理論中，它的全部意義是由這個演繹理論的各個假設所指定的。……‘藍’，在電磁理論中波長數目的意義上，就是一個用假設得到的概念。”[1]

諾思羅普還說，用直覺得到的概念又有三種可能的類型：“已區分的審美連續體的概念。不定的或未區分的審美連續體的概念。區分的概念。”[2]照他說，“儒家學說可以定義為一種心靈狀態，在其中，不定的直覺到的多方面的概念移入思想背景了，而具體區分其相對的、人道的、短暫的‘來來往往’則構成了哲學內容”[3]。但是在道家學說中，“則是不定的或未區分的審美連續體的概念構成了哲學內容”[4]。

諾思羅普在他這篇論文中所說的，我并不全部十分同意，但是我認為他在這里已經抓住了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之間的根本區別。學中國哲學的學生開始學西方哲學的時候，看到希臘哲學家們也區別有和無，有限和無限，他很高興。但是他感到很吃驚的是，希臘哲學家們卻認為無和無限低于有和有限。在中國哲學里，情況則剛剛相反。為什么有這種不同，就因為有和有限是有區別的，無和無限是無區別的。從假設的概念出發的哲學家就偏愛有區別的，從直覺的價值出發的哲學家則偏愛無區別的。

我們若把諾思羅普在這里指出的和我在本章開頭提到的聯系起來，就可以看出，已區分的審美連續體的概念，由此而來的未區分的審美連續體的概念以及區分的概念，基本上是“農”的概念。[5]“農”所要對付的，例如田地和莊稼，一切都是他們直接領悟的。他們淳樸而天真，珍貴他們如此直接領悟的東西。這就難怪他們的哲學家也一樣，以對于事物的直接領悟作為他們哲學的出發點了。

這一點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在中國哲學里，知識論從來沒有發展起來。我看見我面前的桌子，它是真實的還是虛幻的，它是僅僅在我心中的一個觀念還是占有客觀的空間，中國哲學家們從來沒有認真考慮。這樣的知識論問題在中國哲學（除開佛學，它來自印度）里是找不到的，因為知識論問題的提出，只有在強調區別主觀和客觀的時候。而在審美連續體中沒有這樣的區別。在審美連續體中認識者和被認識的是一個整體。

這一點也可以解釋，為什么中國哲學所用的語言，富于暗示而不很明晰。它不很明晰，因為它并不表示任何演繹推理中的概念。哲學家不過是把他所見的告訴我們。正因為如此，他所說的也就文約義豐。正因為如此，他的話才富于暗示，不必明確。

海洋國家和大陸國家

希臘人生活在海洋國家，靠商業維持其繁榮。他們根本上是商人。商人要打交道的首先是用于商業賬目的抽象數字。然后才是具體東西，只有通過這些數字才能直接掌握這些具體東西。這樣的數字，就是諾思羅普所謂的用假設得到的概念。于是希臘哲學家也照樣以這種用假設得到的概念為其出發點。他們發展了數學和數理推理。為什么他們有知識論問題，為什么他們的語言如此明晰，原因就在此。

但是商人也就是城里人，他們的活動需要他們在城里住在一起。所以他們的社會組織形式，不是以家族共同利益為基礎，而是以城市共同利益為基礎。由于這個緣故，希臘人就圍繞著城邦而組織其社會，與中國社會制度形成對照，中國社會制度可以叫做家邦，因為在這種制度之下，邦是用家來理解的。在一個城邦里，社會組織不是獨裁的，因為在同一個市民階級之內，沒有任何道德上的理由認為某個人應當比別人重要，或高于別人。但是在一個家邦里，社會組織就是獨裁的、分等級的，因為在一家之內，父的權威天然地高于子的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