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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回毛澤東考察農運周恩來武裝工人（上）

暫不說北伐戰場，且說毛澤東送走周恩來后，只身返回農講所，繼續從事其培養農民運動骨干的教育工作。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系國共兩黨合作的產物，已開辦三年有余，培養了五屆畢業生；初時由共產黨員澎湃主持，后又由廖仲愷主持。毛澤東接手時，已是第六屆學員，計有來自各省區的農運骨干三百余人。

在農講所，毛澤東親執教鞭，為學員講授“中國農民問題”、“農村教育”、“海豐農民運動”等課程。他從中國的人口、生產、革命力量、革命目的、戰爭關系等五個方面，系統地闡明農民問題的重要性。他反復強調：“國民革命的目標，是要解決工、農、商、學、兵等階級的問題；然農民問題則是其基礎。只有先解決好農民問題，其他各階級的問題才能迎刃而解。是故，中國革命的核心是農民革命，我黨在當前的中心工作是農民的土地問題。”

毛澤東特別注重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在講授理論課的同時，他帶領學員到海豐地區實習，組織學員深入到農村中，考察當地的農會組織，了解農民的生產生活，分析農村的階級狀況。在此基礎上，毛澤東撰寫了《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著重指出：“中國一切反動統治階級的基礎是農村的地主階級。不動搖這個基礎，就不能推翻反動的上層建筑，就不能完成國民革命。”

不久，傳來了北伐軍在汀泗橋、賀勝橋大捷的消息。革命形勢發展如此之快，毛澤東當機立斷，決定第六屆學員提前畢業；盡快分赴各地，直接投身農民運動，配合北伐戰爭。毛澤東特別叮囑湖南籍的毛澤民、王首道、賀爾康等三十多名學員：“立即趕回湖南各縣，發動群眾，組建農民協會，打倒土豪劣紳，實行減租減息，贏得農民的擁護。”送走農講所學員后，毛澤東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立即趕往上海，擔任中共中央農委會書記一職。

毛澤東走馬上任后，主持制訂了一個《目前農運計劃》，上報并得到中央局的批準。該計劃稱：“在目前情況之下，農運發展應取集中的原則。全國除廣東省外，應集中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率先發展，以配合北伐戰爭。其次，在陜西、四川、廣西、福建、安徽、江蘇、浙江七省，亦應以相當力量去做。”計劃還要求“各地農運須切實與國民黨左派合作”，并決定“在武昌開辦新的農民運動講習所”。

毛澤東不愿坐在大城市指導農民運動。為了實施其計劃，他離開上海，赴長江沿線視察，聯絡諸省國民黨省黨部，商辦武昌農運講習所事宜。在武昌，毛澤東會晤了林伯渠、李富春、郭沫若等軍界政要，多方籌措經費，促成了新農講所的順利開辦。

此時，隨著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出現了農村大革命的高潮。單湖南省派往各縣的農運骨干逾二百人，農民協會會員激增到二百萬人，能直接領導的群眾達一千萬人。凡有農民協會的地方，農民對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展開了減租減息、推翻地主武裝、廢除封建宗法制度的斗爭。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一場天翻地覆、破舊立新的農民運動勃然興起。“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家喻戶曉、婦孺皆知。那些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被農會捉住后，輕則罰款、游鄉，重則關押、槍斃。“一切權力歸農會”，在那些農會勢力大盛的地區，就連縣長、鄉長都要看農會的臉色行事。

農民在鄉里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酣夢。鄉里的消息傳到城里來，城里的紳士立刻大嘩。他們攻擊農民運動“破壞了社會秩序”，是“痞子運動，惰農運動”。而那些與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國民黨右派、北伐軍將領也開始指責農民運動“糟得很”，是一種“嚴重的越軌行為”。這些言論，也通過各種渠道反映到共產黨內，引起了陳獨秀的反感。

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特別會議，陳獨秀在會上作政治報告，強調：“中國革命的主體是資產階級，工人、農民是從屬階級，是革命的追隨者。革命成功以后，自然是資產階級掌握領導權。工人、農民不能與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他明確指責道：“當前有兩種嚴重的危險傾向，一種是農民運動左傾，發展太快。另一種是右傾，國民黨右派以及北伐軍將領中有人對農民運動非常恐怖。這兩種傾向繼續發展下去，會破壞國共合作。簡言之，我黨當前的主要任務是：反對黨內的左傾，防止黨外的右傾，以求達到各派勢力均衡。”他公開批評湖南的農民運動是“幼稚的過火行為”，會“動搖北伐軍心，妨礙統一戰線”。蘇聯顧問鮑羅廷也認為：“馬上解決土地問題，條件尚不成熟。”毛澤東不同意陳獨秀、鮑羅廷的意見，提出讓與會代表詳細討論；卻被陳獨秀一口否決。自此，毛澤東開始懷疑陳獨秀的主張是典型的右傾政策。多年來，陳獨秀一直是毛澤東非常敬重的導師、領袖；而今，在對待農民運動的問題上，二人之間卻出現了重大分歧。

毛澤東不服，決心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弄清事實真相。會后，他以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的身份下鄉考察。在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委員戴述仁的陪同下，毛澤東身著藍布長衫，腳穿草鞋，手拿雨傘，一路風雨無阻，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歷時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農村的沸騰生活、劇烈變化使毛澤東耳目一新，眼界大開。他聽到了農民協會揚眉吐氣，土豪劣紳威風掃地的各種詳細匯報。他看到了農民給地主戴高帽子游鄉、成立梭鏢隊維持地方治安、組織起來修路修壩、破除封建迷信、禁煙禁賭、普及文化等新奇事件。他被感染、被激動，決心仗義執言，為農民運動鼓與呼。

對于同一件事，站在不同階級立場的人，會得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結論。考察歸來，毛澤東奮筆疾書，寫出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文章認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文章敘述了湖南農民所作的十四件大事，都是革命的行動和完成民主革命的必要措施。毛澤東指出：“農村革命的形勢，簡直是疾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其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落花流水。”“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好得很。”報告旗幟鮮明的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在報告的結尾，毛澤東含蓄地批評一些人道：“嘴里天天說‘喚起民眾’，民眾起來了又怕得要死，這和葉公好龍，有何兩樣！”

毛澤東的報告送到中共中央，負責中央宣傳工作的瞿秋白看后拍案叫絕，極口稱贊：“毛澤東是農民運動之王。”他將毛澤東的報告送給陳獨秀閱處，陳獨秀粗略的看了兩頁，道：“毛澤東固執己見，與中央的決定背道而馳。其報告由你處理一下。”瞿秋白接回報告，細心研讀后，在黨的機關刊物《向導》上摘要發表了部分章節。隨后，瞿秋白又通過長江書店，以《湖南農民革命》為書名，出版了全文的單行本，公開發行；并為該書加寫序言，鼎力推介。

陳獨秀的冷遇，并未使毛澤東氣餒。他離開湖南，又匆匆忙忙趕到武漢，催促正在籌備的農講所盡快開學。毛澤東向國民黨中央農民部提議：“將原定之招收湘、鄂、贛三省學員的計劃加以擴大，農講所直接由國民黨中央辦理，名稱改為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以適應形勢的發展。”他的建議得到了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鄧演達的大力支持，很快付諸實施。決定由鄧演達、毛澤東、陳克文為農講所常務委員，由毛澤東負實際主持之責。

中央農講所迅即開學，招收了七百四十名學員。毛澤東信心十足，為農講所制訂了《規約》和教學計劃、課程設置。新的農講所最大的特點是高度重視軍事訓練。毛澤東審時度勢，清醒地認識到了軍事武裝的重要性。他在《規約》中赫然寫明：“為將來發展農民武裝起見，所以要受嚴格的軍事訓練”，“不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便是對革命沒有誠意”。在毛澤東的努力下，農講所開設了軍事課，為每個學員配發了一支步槍，規定每天訓練兩個小時，每周野外軍事演習一次。從而為未來的農民武裝起義培養了一批骨干力量。

當毛澤東在武昌訓練農民武裝的時候，周恩來則在上海搞起了工人武裝。原來，周恩來辭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后，奉命來到上海中央總部，接受新的工作任務。陳獨秀接見了周恩來，開門見山地道：“調你來上海，擔任我黨的中央軍委書記兼江浙區軍委書記，負責黨的軍事工作。”周恩來立即提議道：“我黨在黃埔軍校中有五百多名黨員，現在已被蔣介石全部清退。這些學員是我黨不可多得的軍事人才，我們應該把這些學員集中起來，在上海舉辦軍校，舉辦我們共產黨人的軍事學校。”陳獨秀道：“不可。這樣容易引起國民黨的懷疑，導致國共合作破裂。軍校只能交給國民黨去辦，軍隊由國民黨去抓。我們黨只搞理論宣傳，不搞武裝斗爭。”周恩來大吃一驚，道：“我當軍委書記，不抓軍隊，抓什么？”陳獨秀解釋道：“你的主要任務是組織上海工人的第三次起義。此前，我黨曾組織了兩次工人起義，都被孫傳芳派軍隊鎮壓了。現在北伐戰爭節節勝利，很快就要向上海進攻。中央決定組織第三次工人起義，配合北伐軍占領上海。”周恩來道：“我服從中央的決定。但是，國民黨專抓軍隊，我們不抓軍隊，將來會吃大虧。”陳獨秀道：“你多慮了。國共合作是大勢所趨，不存在什么吃虧問題。”周恩來爭辯道：“種種跡象表明，國民黨右派在暗中制造分裂，蔣介石已經成為新右派的代表。隨著軍事勢力的進一步膨脹，蔣介石會成為新的軍閥。”陳獨秀笑道：“那也不要緊。我們可以與汪精衛加強聯系，利用汪精衛的文人勢力制約蔣介石的軍事勢力。達到勢力均衡，維護國共合作。”周恩來無奈，只好換個話題道：“另一個問題，我向中央鄭重建議，盡快培養我們的無線電通訊人才。”陳獨秀道：“你是何意？”周恩來道：“革命形勢發展很快，中央和各省的聯系也日益頻繁。可我們沒有自己的秘密電臺，經常使用國民黨控制的電臺進行聯絡，這很容易泄露黨的機密。”陳獨秀道：“此意甚好，可立即辦理。你有具體的設想嗎？”周恩來道：“立即挑選一批年輕黨員，送到上海外語學院，舉辦無線電通訊班。請蘇聯顧問幫忙，搞一批電臺，聘請幾名蘇聯無線電專家來任教。”陳獨秀大喜，道：“切實可行。此事也由你負責，不過一定要注意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