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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羅權是一個悲劇釀造的產物，那些日本遺孤被好心的華國家庭收養，原先日本政府是完全不管不顧留華日本人的，而那些日本親屬也不怎么愿意他們血緣上的親人回來，如果他們確實將其看作親人的話。

之后隨著中日關系回暖，一些打算回日本的日本殘留婦女卻因為不符合規定（未滿十三歲的日本人定義為遺孤，對他們發放日本國籍和援助回國，而十三歲以上與華國人結婚的日本女性不算，這也算是性別歧視了吧）而被扣留，這引起了日本國內民眾的注意和不滿。迫于國內壓力，1995年日本政府開始實施了《中國殘留邦人援助法》，國家將承擔遺華日僑的回國事務。

不過愿意回日本的遺孤終究是少數，更多的人選擇在華國度過了一生。

當然愿意生活在華國的暫且不提，這些回國的孤兒中有些不是自主選擇而是因為家人決定而不得不去日本生活的，他們大多不懂得日語，在日本的學校里找不到朋友，不能說中文，被日本學生當成問題兒童疏遠、被學校“邊緣化”。

雖然在江戶川區常盤寮、琦玉縣所澤服務中心周邊的中小學有專門為殘留孤兒二三代組建“華國俱樂部”，教師在施教過程中注重殘留孤兒二三代的心理特點，尊重他們原有的華國文化，除了講授日文外，還組織孩子們做華國菜，聽華國音樂，創造各種機會讓他們與日本學生多交流，使他們不失對原有華國文化的自豪感，增強了在學校學習的興趣。

但是不是所有學校都是這樣子的，更多的殘留孤兒則是被當作不合群的怪人，受到日本學生的歧視乃至于毆打，而日本政府也不承認他們是戰爭中的受害者，對回國者安置上十分苛刻，甚至大部分二代遺孤回國的都是自費，三代更是完全只能自費，而日本政府出錢了也沒什么用，因為回國后日本政府會要求用最短的時間支付費用，跟自費基本上沒有什么區別。

對于大量的從華國返回日本的殘留孤兒二三代，日本政府采取了迅速使其自食其力的方針，此外還采取了適度分散居住，盡可能同化的政策。

這種政策實施后，殘留孤兒的不適應感迅速滋生蔓延。有日本學者曾經對日本政府的“適度分散”的同化政策提出質疑，但是文部省，以及地方教育委員會官員稱：集中教育方式容易產生“怒羅權”，還是分散好。但從政策的實施結果看，“適度分散”的同化政策帶給殘留孤兒二三代的文化沖突和心理沖突是明顯的，這些沖突成為了殘留孤兒二三代犯罪重要原因。

日本政府一味強調殘留孤兒盡快學習掌握日語，盡快接受日本文化，融入日本社會。甚至在日本不少學校為了讓殘留孤兒二三代能夠盡快記住日本語，禁止他們使用中文，對于他們曾經是華國人，他們來自華國的事實進行否定性評價。

說白了就是日本政府做不到華國那強大的包容性，甚至將回國的殘留孤兒當作潛在敵人來看，他們的同化政策十分失敗，同樣也早就了怒羅權的誕生。

筑波大學社會學研究室的問卷調查表明：11.4%的殘留孤兒二三代認為自己是日本人；42.1%的認為自己是華國人；46.5%的人認為自己是日本人和華國之間的“中間人”。可以說近半數的人處于一種“中途半端”的狀態，40%左右的人仍然認同自己是華國人，僅有10%左右的人認同自己是日本人。

這充分說明了日本政府的失敗和無能，當然這跟蘇耀沒有什么關系，在聽完伊奈凜的解釋后，他嘆了口氣，把這個騎手扶了起來，取出了兩萬日元給他，拍了拍他的背，用中文配上溫和的語氣說道：“以后好好做人，別再干這種危險的事情了。”

騎手用不流利的中文回應起來，他的話語有些哽咽，也不知道是感動的還是疼的：“謝、謝謝，對、對不起，我……”

他知道這么做效果并不多，看來自己或許可以以后抽空解決一下這種問題了，不求徹底解決問題，只求能讓自己心安理得，畢竟大部分的殘留孤兒可都是將自己看作華國人的，既然是自己人，那么他當然能幫就幫，就像是幫助華國留學生一樣，根本不需要思考太多。

二十二世紀的道德水平可比現在高太多了，起碼在二十二世紀的遺孤絕對會被人類聯邦帶到福利院（收養孩子時如果孩子已經擁有一定判斷意識則需得到孩子的主動同意，并且聯邦政府會定期查看孩子身體和精神狀況，一旦有虐待孩子就會被嚴厲處罰）中以充足的資源撫養長大，并盡量保證遺孤心理健康每天過得開心。

“蘇君是想幫忙嗎？真是善良呢，那些殘留孤兒確實挺可憐的，雖然我跟他們不同，但實際上的境遇卻差不多。”伊奈凜感慨起來。

陳仁熙此時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而是一臉狐疑的看著蘇耀，她從來不認為冷血的怪物會大發善心，哪怕蘇耀解釋過多次也沒有用，當然經過這件事后她對蘇耀又有一定的改觀（上一次），起碼從冷血無情的怪物變成了會發善心的怪物，畢竟陳仁熙小時候也經常被歧視，朝日混血兒可比華日混血兒更慘。

三人最終還是找到了一輛出租車，坐上出租車后開始朝大田區開去。

據伊奈凜說日本的出租車非常貴，不過現在事急從權也顧不了那么多了，而且錢也不用蘇耀來付，就目前來看陳仁熙還算比較有錢吧，起碼比蘇耀這個近乎一窮二白的家伙有錢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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