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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君”回國后，楚教授對她在日本的生活和學習情況特別關心。

一連幾天，楚教授都在時不時詢問相關情況。

“君君”被問得都不想回答，總覺得父親關心太過頭了，很是有點煩。

畢竟是離開父親太久，畢竟父親的壓力一直很大，畢竟父親和母親離婚后，基本上是父親一直在關心照顧自己，還有郵寄生活費。

這讓君君，從內心上來講，必須要學會隱忍，這也是一種成長。要關心父輩們的思想，盡可能順著他們的意思。

但是，畢竟在日本已經生活了一年多，回國后，還是有很多不習慣。

畢竟，圈子不一樣！

從生活到學習，到朋友圈，到見到的人和事情，楚教授仿佛就想知道君君一切的情況，好似一個警察盤問犯人。

關于對日本文化和歷史的看法，楚教授覺得女兒君君的理解和想法，君君還是有很大改變，這讓他懷疑自己讓女兒去日本留學的決定到底是對，還是錯？

中日一衣帶水，風俗文化的交流源遠流長。

秦漢時期稻作文化傳入日本，唐朝時期儒學傳入日本，宋元時期飲茶習俗通過榮西之手傳入日本，無論是物質方面精神方面以及國家制度方面，中國都在全面的影響著日本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可以說，中日兩國風俗文化的相互關系異常緊密。

到近代，日本在中國的影響下風俗文化、社會的文明度都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中國在近代落后于世界的時候，也得到了日本的影響，通過日本間接的同西方先進文明接軌。漢字稱為兩個民族之間文化交流的一個符號和象征。在鴉片戰爭以前的歷史時期，中國是文化的輸出者，漢字作為先進文化的代表，促進了日本文化的發展。而近代之后，卻出現了另一個傾向，日本漢字回流到中國，開始回饋中國漢字。

鴉片戰爭以前，中日兩國的交往中，中國長期居于文化輸出國的地位。從秦漢時期開始，漢文化就開始慢慢的向日本滲透。進入唐代之后，更是以強大的聲勢影響著日本。中國的政治法令、學術思想、文學藝術、風俗習慣以及娛樂游戲個個方面，都成為日本人的學習對象。比如，儒家的《孝經》，在日本就廣為流傳。文武天皇時期，《孝經》傳入日本，并成為科舉考試必考科目。日本孝經的版本，數量之多，品類之全，堪稱世界之最。漢書在日本的流傳必然影響到對漢字的學習。日本遣唐使到唐朝學習，要遵從日本學制的規定，不遺余力地學習使用漢字。比如，著名的遣唐使阿倍仲麻呂就是學識豐富的漢學家。漢字不僅是日本人學習漢文化的工具，而且還促進了日本文字的產生，奠定了平、片假名產生的文字基礎。據文獻記載，日本原本是沒有文字的，漢字傳入日本以后經過種種摸索，終于創造出了日本人自己的文字平假名，由漢字的草書演變而來；片假名，由漢字楷書的偏旁部首演變而來，兩者讀音相同只是書寫不同。另外，假名也是標語漢字之上的讀音。他們組合在一起形成了自身的意思，也形成了日本獨特的文章書寫方式---漢字假名混寫體。

總的來說，近代以前，中國的漢文化以漢字為媒體，對日本文化的發展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促進作用。這后面的背景就是漢文化的優勢低溫，而語言文字的影響不過是優勢文化影響的一個表現而已。

鴉片戰爭清朝戰敗，中國和日本的交流中角色也發生了戲劇性的逆轉。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尋求日本富強的經驗，模仿日本變法維新成為了一種社會思潮桌布蔓延開來。最典型的就是康有為，其變法的核心由“托古改制”轉變為“仿日維新”。　在中日兩國文化交流關系發生轉變的過程中，日本漢字開始回流到中國，開始回饋漢語。明治時代，日本人為了加快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必須大量翻譯西方的科學技術文獻。原有漢字已經不能滿足日本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要，于是日本人開始大量創造新的漢語詞匯。

在宋元時期的中日文化交流中，僧人充當著重要的角色。比如，無準師范、榮西、成尋等。此外，宋代中日兩國的醫學、陶瓷、建筑等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兩國之間的交流更加頻繁。984年，日本著名醫生丹波康賴以中國唐代孫思邈的《千金方》為主要參考資料，編成《醫心方》30卷，根據當時的實際需要，取舍摘錄了隋唐名醫書中關于內、外、婦產、小兒、針灸、眼等科的學說，成為當時日本醫學發展重要成果的重要總結。享有很高聲譽的“瀨戶燒”是由日本著名陶工加藤藤四郎發展起來的。他于1223年來中國學習燒制陶瓷的技術，逗留五年，1228年回到日本在山田郡的瀨戶村試燒，成功后在瀨戶大量燒制。宋代傳入日本的建筑式樣有兩種，一種叫天竺式，一種叫唐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