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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本紀》）堯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岳應曰：鄙德，忝帝位。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眾皆言于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頑，母囂，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堯曰：吾其試哉。于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于二女。舜飭下二女于媯汭，如婦禮。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遍入百官，百官時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為圣，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讓于德不懌。正月上日，舜受終于文祖；文祖者，堯太祖也。于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于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薦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之喪畢，禹乃亦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后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

（《夏本紀》）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舉益任之政。十年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啟遂即天子之位……

儒家的話，幾千年以來，就把它算作歷史；然而到底有個劉知幾，明目張膽攻它（《史通·疑古篇》）；還有造《竹書紀年》這類書的人，對于儒家的話也是懷疑的（《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現在的《竹書紀年》，卻又是明以來的偽書）。咱們現在，且引幾句非儒家的話看看：

《韓非子·外儲說》：堯欲傳天下于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于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于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于舜。

又燕王欲傳國于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于益，而勢重盡在啟也；已而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

又《忠孝》：瞽叟為舜父而舜放之，象為舜弟而舜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淮南子·齊俗訓》昔有扈氏為義而亡。注：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

《韓非子》說得好：“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顯學篇》）非儒家的話，自然不足以服儒家之心；咱們現在，且再就儒家的話，校勘校勘。

一、前文所引的《史記》，和《尚書》《孟子》都是相同的。《史記·孟子列傳》：“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岐《孟子題辭》：“通《五經》，尤長于《詩》《書》。”那么，《孟子·萬章上篇》所說，一定都是《書》說了（史公、孟子，似乎同用的《書》說；《史記》上和《孟子》相合的話，是同源異流的。未必史遷見過《孟子》）。然而把《尚書》古文家言和今文家言核對，就有不符的地方。《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尚書大傳》：“舜耕于歷山，堯妻之以二女，屬以九子也。”（《初學記·帝王部》引）這是《尚書》今文家言。《書·皋陶謨》（偽孔分作《益稷》）“無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釋文》“傲，又作奡”。《說文》奡字下，“《虞書》曰：若丹朱奡，讀若傲”。又引“《論語》曰：奡湯舟”。這是古文家言，非儒家言，只有《淮南子·泰族訓》“堯屬舜以九子”和《孟子大傳》相合。此外，《呂氏春秋·去私篇》就說“堯有子十人”。《求人篇》說“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莊子·盜跖篇》又說，“堯殺長子”。《韓非子·說疑篇》：“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啟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皆父子兄弟之親也。”丹朱被殺，別處都沒有證驗；然而堯殺掉一個兒子，似乎是真的；這個兒子，恐怕就是奡（參看《癸巳類稿·卷一·奡證》）。

二、《小戴記·檀弓》“舜葬于蒼梧之野”，各種書都同的（《大戴記·五帝德》《白虎通·巡狩篇》《淮南子·修務訓》《漢書·劉向傳》《三國志·薛綜傳》《呂凱傳》。又《小戴記·祭法》“舜勤眾事而野死”，《國語·魯語》同，鄭玄、韋昭，都用葬于蒼梧之野解釋它）。獨有《孟子》說：“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這句話不知哪里來的。按《史記·五帝本紀》“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丘，就時于負夏”，《索隱》引《尚書大傳》“販于頓丘，就時負夏”。史公、孟子，似乎也是同用《書》說的（“遷于負夏”的遷，作懋遷解）。《史記》下文“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一定是后人竄錄的（《史記》這部書，給后人竄亂的地方極多；請看近人崔適的《史記探源》）。蒼梧零陵，到了如今湘粵的邊界似乎有被竄逐的嫌疑（劉知幾就很疑心它），所以今文家把它諱掉（“今文家”三字，是指經學真有傳授的人，并不是指古文既興以后的今文家。請看末一段）。然而鳴條也是南夷的地方，舜禹果然“雍容揖讓”，如何舜會死在這里，諱了半天，似乎還是不能自圓其說［《孟子》趙岐注“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負海也”。這個“海”，是“夷蠻戎狄，謂之四海”的海，正是注釋《孟子》“東夷之人也”這一句。《呂氏春秋·簡選篇》“殷湯登自鳴條，乃入巢門”，《淮南子·主術訓》“湯困桀鳴條，禽之焦門”，《修務訓》“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可見得鳴條和南巢、歷山相近，正是所謂“東夷之地”（參看第六章第五節）。《書·湯誓序正義》引“鄭玄云：南夷地名”，已經微誤。至《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這個陑，本來是無可考的，偽孔硬說湯都偃師，桀都安邑，《正義》勉強附會，才生出“陑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種種曲說來（參看本卷第四章第二節自明）。還有舜封象于有庳一事，也極為可疑。孟子答萬章的話，無論如何，也不能自圓其說。顧炎武就說“上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閑土可以封也”（《日知錄》）。然而古人所說萬國、三千、千八百，實在是些虛擬之詞，并不是真有這些國度（參看本卷第七章）。有庳、蒼梧，地極相近；舜放象的地方，就是后來自己逃去的地方，這個疑團，更無從解釋了］。

三、《新序·節士篇》：“禹問伯成子高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焉；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伯成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至公也……舜亦猶然。今……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起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是以野處也。”這一段，竟說禹有私天下之心，和孟子答萬章的話，大相反背。劉向是個博極群書的人，《新序》又是雜采古書而成的，自然不能謹守家法。這也是今古文家，互相違反的一證（《書·甘誓序疏》：“……蓋由自堯舜受禪相承，啟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伐之。”這個說法，也必有所本）。

四、以上都是儒家說話可疑之處，還有他不說話的地方，也很可疑。《史記·伯夷列傳》：“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于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于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太史公這一段文字，是深苦于載籍上的話，和《書》義不合［《尚書》：虞夏同科（見義疏），太史公說“虞夏之文”，是指《尚書》而言可知。“堯將遜位……然后授政”是述《書》義；“堯讓天下于許由……何以稱焉”，是述非儒家的載籍。“示天下重器……若斯之難也”，與“此何以稱焉”句相呼應］，既不能一筆抹殺（因為有許由冢等實跡可證。《五帝本紀贊》：“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可見得太史公的學問，極注重實驗，他親眼看見了一個許由冢，又聽見許多傳說，然而六藝無征，自然要委決不下了），而又六藝闕然，無可考信的意思。然而據清朝宋翔鳳所考究，許由實在就是伯夷。他說堯舜時的四岳，一共有三起人：第一起就是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個。第二起分作八伯，四個是

以上所舉幾條，不過是彰明較著的；要是仔細搜尋起來，一定還有許多證據。總而言之，“唐虞揖讓”“湯武征誅”，都是為公而不為私（孟子所謂“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實在是儒家的學說，并非實有其事。所以儒家是這樣說法，別家卻并不是這樣說法。就是儒家里頭，古文家也還時時露出馬腳，只有今文家彌縫得完密—這是因為今文家的老祖師，都是親受口說于孔子，純粹是儒家的學說；古文家卻有些不純粹的古書做根據。請看近人井研廖氏的《今古文考》，南海康氏的《孔子改制考》，自然明白。咱們因此可以悟到兩種道理：

其一，儒家的學說，都是孔子所創造，并沒有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圣人。后世實行儒家之學，便是實行孔子之學；其“功罪”“禍福”，一大部分，應當由孔子負其責任［且勿論其為是為非，為功為罪；孔子這個人理想博大；他這學說組織的完密（看《孟子·萬章上篇》便見；這一篇的話，都是孔門的“《書》義”，上文已經說過了）卻很是可驚；所以當時有一部分人，很佩服他；說他是“集大成”，是“生民所未有”。一小部分的責任，后世的儒家，也應當分負的］。

其二，世界究竟是“進化”的，后世總比古人好。譬如“政體”，斷沒有后世是“專制”，古時候反有所謂“禪讓”之理（其余各事，都是如此；一部歷史，都要用這種眼光看）。

第四節 禹的治水

禹的治水，也是當時一大事。水患的原因，《堯典》上只有“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二十個字，看不出什么道理來。《呂氏春秋·愛類篇》說“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似乎仍舊是河患；但是《呂氏春秋》這句話，是原本《尸子》的（《尸子》已逸，只有輯本，所以現在就引《呂氏春秋》）。尸子是晉國人，他單說龍門呂梁，是就他眼見的地方立論（參看胡渭《禹貢錐指》卷三），再看《淮南子·本經訓》“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流通，四海溟涬”，就可以見得當時的水患，實在是“彌漫于中國大平原”之上了。原來古時候，江淮河濟諸水都是相通的（這個說法太長，不能細講；欲知其略，請看孫星衍的《分江導淮論》。《白虎通》：“謂之瀆何？瀆者，濁也；中國垢濁，發源東注海，其功著大，故稱瀆也。”《風俗通》引《尚書大傳》：“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水經·河水注》：“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則四瀆之瀆字，實在含有“通”“濁”二義；“通”字之中，又含有“通垢濁”同“周通”二義。這都是相傳的舊訓，絕非酈道元所能造的），所以一有水患，就災區極廣。堯時候的水，據《堯典》看起來，似乎“是多年的積害”，那么，自然情形更重大了。《孟子》上說：

《滕文公上》：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于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谷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于中國。

《滕文公下》：當堯之時，水逆行，泛濫于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淮南子》也說“民皆上丘陵，赴樹木”）。就可以見得當時的情形了。孟子既然是用的《書》說（見上節），這許多話，一定有所受之，不是隨口亂道的（這許多話，卻不是儒家文飾出來的，因為用不著文飾）。

禹的治水，《史記》總敘他道：“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敷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孟子》說‘禹八年于外’，這些瑣細的問題，且別去考據它），過家門不敢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濕；命后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余相給，以均諸侯。”和《孟子》“舜使益掌火……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后稷教民稼穡……”的說法相合。可見得當時治水，實在是禹為主，而益、稷佐之（《史記·殷本紀》載《湯誥》“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大概皋陶和益，是父子繼業的）。至于治水的法子，大概是疏導諸水，使之各有去路。當時江淮兩流域的水，本來都是相通的，就其天然的趨勢，叫小水歸入大水，大水東流入海，那么，江、淮、河、濟四水，就是諸水的綱領，所以這四條水，就喚作四瀆（《風俗通·山澤》引《尚書大傳》：“江、淮、河、濟為四瀆。”《湯誥》：“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既修，萬民乃有居。”《孟子》：“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因為當時諸水互通，所謂四瀆，不過是舉出四條大水，以為諸水之綱領，所以濟、漢也不妨互言。然而《孟子》說的意思，也不是鑿定，把江、淮、河、漢算作四瀆；所以“疏九河”“瀹濟、漯”“決汝、漢”“排淮、泗”，又是把江、淮、河、濟并舉，卻因為諸水本來都相通，所以“而注之海”“而注之江”，又不妨互言。大概古人這等觀念本不是精密確定的，不必泥定字面，生出許多麻煩的問題來）。禹治水的方法，大概是如此；《孟子》說“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這十一個字，最能概括觀念（上句是治水的方法，下句是水的統系）。至于詳細的情形，要帶起許多麻煩的問題來，現在暫不必講它［《禹貢》里的地理，有一部分應當講明的（見本卷第七章）。如要曉得詳細的情形，可把胡渭的《禹貢錐指》先看一遍。這部書，雖不很精，然而匯集的說法很多，很容易看；看了這一部，倘要再看別種，也就有門徑了］。<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