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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高薪的才子并沒有成天閑著。他們對道德的失語，其實出自一種真實的苦惱——或者說更多是邏輯和義理上的苦惱。說善心不一定出善行，這當然很對。說善行不一定結善果，這當然也很對。說惡是文明動力，說道德的歷史化演變，再說到善惡相生和善惡難辨因此道德無定規，這在某一角度和某一層面來看，無疑更是大智慧，比“心靈雞湯”更有學術含量和精英品位（坦白地說，我也受益不少）。不過，用詩化哲學、文化研究、語言分析、解構主義等等把道德討論攪成一盆糨糊以后，才子們總還是要走出書房的，還是要吃飯穿衣的。書房里的神馳萬里，無法代替現實生存的每分每秒。比方說，一位才子喝下毒奶粉，會覺得這是善還是惡？會不會把毒奶粉照例解構成好奶粉？會不會把奶粉寫入論文然后宣稱道德仍是假命題？會不會重申幸福不過是一種純粹主觀的意見和敘事法，因此喝下毒奶粉也同樣可以怡然自得？……書本上被他們爭相禁用的二元獨斷論，在此時此刻卻變得無法回避。套用莎士比亞的話來說：

喝，還是不喝，是一個問題。

生氣，還是不生氣，是后現代主義無法繞過的學術大考。

獨斷論確實應予慎用。人間事千差萬別，一把非此即彼的二元尺子顯然量不過來。稍有生活經驗的人都知道，面子對有些人而言是利益，對另一些人而言不是利益。交響樂是有些人生命的所在，在另一些人那里卻不值一提。由己推人不等于認可一廂情愿，有些人對宗教徒的關懷也實屬形善實惡：把寺廟改成超市，說面紗不如露背裝，強迫齋戒者赴饕餮大宴，都可能引起強烈仇恨，構成文化誤解的重大事故。在特定情況下，有些人還完全可以把豪宅當作地獄，把自由視為災難，把女士優先看成男性霸權的陰謀……但是，無論利益可以怎樣多樣化、主觀化以及感覺化，無論文化可以怎樣五花八門千奇百怪，只要人還是人，還需要基本的生存權和尊嚴權，酷刑和餓斃在任何語境里也不會成為美事，魯迅筆下的阿q把挨打當勝利，也永遠不會有合法性。這就是說，“由己推人”向文化的多樣性開放，卻向自然的同一性聚結；向善行方式的多樣性開放，卻向善愿動力的同一性聚結——多樣性中寓含著同一性。對當代哲學深為不滿的法國人阿蘭·巴丟（alainbadiou），將這種道德必不可少的普世標準和客觀通則，稱之為“一個做出決定的固定點”和“無條件的原則”（見《哲學與欲望》）。他必定痛切地知道：離開了這一點，世界上的所有利他行為統統失去前提，于是任何仁慈都涉嫌強加于人的胡來，而任何卑劣也都疑似不無可能的恩惠。同樣，離開了這一點，本能的惻隱，宗教的信仰，理性規劃和統計的公益，都成了無事生非。

事情若真到了這種糨糊狀態，毒奶粉也就不妨亦善亦惡了——不過這就是某些哲學書中要干的事？就是他們忙著戴方帽、寫專著、大皺眉頭的職責所系？就是他們飛來飛去衣冠楚楚投入各種學術研討會和評審會的專業成果？他們專司“差異”擅長“多元”，發誓要與普遍性、本質性、客觀性過不去，誠然干出了一些漂亮活，包括沖著各種意識形態一路下來去魅毀神。但如果他們從過敏和多疑滑向道德虛無論，在一袋毒奶粉面前居然不敢生氣，或生氣之前必先凍結滿腦子學術，那么這些限于書房專用的寶貝，離社會現實也實在太遠。學術的好處，一定是使問題更容易發現和解決，而不是使問題更難于發現和解決；一定是使人更善于行動，而不使人在行動時更遲鈍、更累贅、更茫然、更心虛膽怯，否則就只能活活印證“多方喪生”這一中國成語了：理論家的藥方太多，無一不是妙方，最終倒讓患者無所適從，只能眼睜睜地死去。

不用說，現代主流哲學自己倒是應接受重癥監護了。

六

一種低階、低調、低難度的道德，或者說以私利為圓心的關切半徑，往往是承平之世的尋常，不見得是壞事。俗話說，亂世出英雄，國家不幸英雄幸，這已經道出了歷史真相：崇高英雄輩出之日，一定是天災、戰禍、社會危機深重之時，必有餓殍遍地、血流成河、官貪匪悍、山河破碎的慘狀，有人民群眾承擔的巨大代價。當年耶穌肯定面對過這樣的情景，肯定經歷太多精神煎熬，才走上了政治犯和布道者的長途——這種履歷幾乎用不著去考證。大勇，大智，大悲，大美，不過是危機社會的自我修補手段。耶穌（以及準耶穌們）只可能是苦難的產物，就像醫生只可能是病患的產物，醫術之高與病例之多往往成正比。

為了培養名醫，不惜讓更多人患病，這是否有些殘忍？為了喚回小說和電影里的崇高，暗暗希望社會早點潰亂和多點潰亂，是否純屬缺德？與其這樣，人們倒不妨慶幸一下英雄稀缺的時代了。就總體而言，英雄的職能就是要打造安康；然而社會安康總是會令人遺憾地造成社會平庸——這沒有辦法，幾乎沒有辦法。我們沒法讓豐衣足食甚至燈紅酒綠的男女天天繃緊英雄的神經，爭相申請去臥薪嘗膽，過上英雄們贏來的好日子又心懷慚愧地拒絕這種日子，享受英雄們締造的安樂又百般厭惡地詛咒這種安樂。這與寒帶居民大舉栽培熱帶植物，幾乎是同樣困難，也不大合乎情理。

至于下面的話，當然是可說也可不說的：事情當然不會止于平庸。如果沒有遇上神跡天佑，平庸將幾無例外地滋生和加劇危機，而危機無可避免地將再次批量造就英雄……如此西西里弗似的循環故事不免乏味。

高級的個人主義，差不多是初級的群體主義——兩相交集不易區分的狀態，不僅是承平之世的尋常，對于中國人來說還有熟悉之便。這話的意思是：源自雅典和耶路撒冷的道德是理想化、法理化、均等化的，不愛則已，一愛便遍及陌生人，就可遠渡重洋千辛萬苦地去異國他鄉濟困扶危。idealism，歐式理想主義或者說理念主義，常伴隨這種剛性劃一的行事風格。這種愛，接近中國古代墨家的“兼愛”，是儒家頗有保留的高調倫理。與此相區別，中國古人大多習慣于社會的“差序格局”（見費孝通的《鄉土中國》），分親疏，別遠近，劃等級，是一種重現實、重人情、重差序的愛，其道德半徑由多個同心圓組成，波紋式地漸次推廣和漸次酌減（后一點小聲說說也罷）。《孟子》稱：“墨氏兼愛，是無父也”（見《滕文公下》）。還指出：如果同屋人斗毆，你應該去制止，即便弄得披頭散發衣冠不整也可在所不惜；如果街坊鄰居在門外斗毆，你同樣披頭散發衣冠不整地去干預，那就是個糊涂人了。關上門戶，其實也就夠了（見《離婁下》）。后人若要理解何謂“差序格局”，不妨注意一下這個小故事。

中國人深諳人情或說人之常情，因此一般不習慣走極端。除非特殊的情況，儒家說“成己成物”，佛家說“自渡渡他”，常常是公中有私，群中有己，有隨機進退的彈性，講一份圓融和若干分寸，既少見“愛你的敵人”（基督教名言）那種高強度博愛，也沒有“他人即地獄”（存在主義名言）那種絕對化孤怨，避免了西方式的心理寬幅震蕩。這一種“中和之道”相對缺少激情，不怎么亮眼和傳奇，卻有一種多功能：往正面說是較為經久耐用，總是給人際交往留幾分暖色；往負面說卻是便于各取所需，很容易成為茍且營私的偽裝。這樣的多義性被更多引入當代國人的道德觀也不難理解——大家眼下似乎都落在一個猶疑不定的曖昧里，說不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不過，有一點不同的是，中國先賢在圓滑（通）之外也有不圓滑（通），在放行大眾的庸常之外，對社會精英人士另有一套明確的精神紀律，幾乎斷然剝奪了他們的部分權益。《論語》稱“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義”；又說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孟子》強調“為仁不富”，提倡“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指出君子須承擔重大責任義務，如果只是謀食，那當然也可以，但只能去做“抱關擊柝”（打更）的小吏（見《萬章下》等）。柏拉圖在《理想國》中似乎更為苛刻，頗有侵犯人權之嫌，其主張是一般大眾不妨去謀財，但哲學家就是哲學家，不得有房子、土地及任何財物，連兒女也不得家養私有，還應天天吃在“公共食堂（alleattogether）”——這差不多是派苦差和上大刑，肯定會嚇暈當今世界所有的哲學系。哪個哲學系真要這么干，師生們肯定會憤憤聯想到納粹集中營和中國“文革”的“改造思想”，然后一哄而散，甚至噴淚狂逃。

顯然，中外先賢的經驗是“抓小放大”和“抓上放下”，營構一種平衡的精神生態結構。他們差一點說明白了的是：道德責任不應平均分配，精英們既享受良好教育資源，就不可將自己等同于一般老百姓，因此必須克己，必須節欲，必須先憂后樂，辦事時必取道德同心圓中的相對外圓直至最大圓——此為社會等級制的重要一義。這個最大圓叫“人民”或“天下”或“大家伙”都行，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得有部分人，哪怕是少數人，來承擔導向性的高階道德，與低階道德形成配套和互補，以盡可能平衡社會的墮落勢能，延緩危機的到來。不無諷刺的是，一直追求平等目標的現代人類，歷經多次啟蒙和革命，至今未能實際上取消權力和資本的等級制，卻首先打掉了道德責任等級制。一直勤奮好學酷愛文明的現代人類，在百般崇敬中外先賢之后，對他們的重要忠告卻悄悄閃過。對自我道德要求的狂踩和群毆，首先來自政治、經濟、文化的精英領域而不是底層民間，成為不太久之前媒體上的真實故事。法制也使精英們更多受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號下，他們終于得見天日，解除了柏拉圖、孔子那一類糟老頭強加的額外義務，“磚（專）家”和“教獸（授）”——特別是戴上官帽和握有股權的一窩蜂搶先致富，而且更有條件去調動司法資源，為自己的惡行免責；也有更多的話語資源，把自己的惡行洗白。

這才是人們憂心于道德重建的主要現實背景。

七

利己是動物學的一條硬道理——承認這一點無需太多智慧。同樣需要一點智慧的提醒是：人類是一種特殊動物，一旦有了文化和文明，就有了個體和群體的雙重性。拉丁詞persona（人），其字面原義是“傳聲”、“聲向”，已標注了人的互聯特征，甚至半社會主義的傾向。離群索居的成長，對于烏龜或狗熊或有可能，對于人卻不可能。這用不著危機下團結奮爭的場景來證明，想一想無時不在的語言文字就夠了——沒有這一公共成果，一個野人更接近于猴子。

個體——這東西有形、易見、好懂，而群體性則有點抽象，就像磚瓦什么的好懂，房屋結構原理卻不大好懂。但如果世界上沒有房子，磚瓦就只會是泥土，永遠不會成為磚瓦。這里有一個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道理，整體使n型部分（比如泥土）演變為n型部分（比如磚瓦）的道理。人們總是太依賴直觀，容易看到有形物而忽略其他，因此惦記一下群體關系，惦記一下義，并非特別容易。把中東人肉炸彈和貴州失學少年想象成自己的家事，更是讓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歷史上一次次出現的價值觀迷茫，即荀子說的“利克義者為亂世”，差不多就是一種人類緊急解散的狀態，一種磚瓦們齊刷刷要求從房屋退回泥土的沖動，每個人從n型部分退回n型部分的沖動。

有些問題很樸素：為什么不能當猶大？為什么不能當希特勒？為什么當權者不能家天下？為什么不能弱肉強食欺男霸女？為什么需要人權、公正、自由、平等以及社會福利？為什么不能做假藥、毒酒、細菌彈、文憑工廠、人肉饅頭以及兒童色情片？……如果利己成為唯一興奮點，如果“利益最大化”無所限制，那么這一切其實不值得大驚小怪，在某個夜深人靜之時，擊破很多人的難為情或者腦缺弦，是遲早的事。并沒有特別堅實的理由來支持否定性結論，來推論你必須這樣而不能那樣——這是理性主義的最大系統漏洞，邏輯幫不上忙的地方。

接下來的事情是，如果大家都不再難為情和腦缺弦，如果人們都把自身“利益最大化”這一人生真諦看了個底兒透，這個世界會怎么樣？考慮到法治體系并非由機器人組成，心亂勢必帶來世亂，一旦精神自凈裝置棄用，社會凝結機能減弱，每個人對每個人的隱形世界大戰就開始了，直至官貪民刁而且越來越多的身份高危化——從礦工到乘客，從食客到醫生，從裁判到交警，從乞丐到富翁，從稅務局到幼兒園。這樣的事情難道不是已在發生？同時發生的事情，是左派或右派的政策主張也不是由火星人來推行的，大家一同陷入道德泥沼的結果，只能是輪番登臺后輪番失靈，與民眾的政治“閃婚”頻破，沒幾個不灰頭土臉。有時候，即便經濟形勢還不錯，比三百年、五百年前更是強多了，但官民矛盾、勞資糾紛、民族或宗教沖突等仍然四處冒煙地高壓化，一再滑向極端主義和暴力主義。人們很難找到一種精神的最大公約數，來超越不同的利益，給這個易爆的世界降溫。

到了這個時候，文明發育動力的減弱也難以避免。理解這一點，需要知道科學和藝術雖貴為社會公器，卻也常常靠逐利行為來推動，與個人名望、王室賞賜、公司利潤、絕色佳人等密切相關，于是“包荒含穢”（程頤語）是為人道——這并沒有錯。不過，包荒含穢并不是只有荒穢，更不是唯荒穢獨貴。即便是就事功而言，某些清高者一事無成，不意味著成事者都是掘金佬，一個比一個更會掐指算錢。特別是在實用技術領域以外，在探求真理最高端而又最基礎的某些前沿，很多偉大藝術是“沒有用”的——想一想那么多差一點餓死的畫家和詩人；很多科學也是“沒有用”的——想一想那些尚未轉化或無望轉化為產業技術的重大發現，比如大數學家希爾伯特所公布的二十三個難題，還有陳景潤那迷宮和絕路般的（1+1）。公元前五〇〇年左右的文明大爆炸，至今讓后人受惠和妒羨的思想界群星燦爛，包括古希臘和古中國的百家并起，恰恰是無利或微利的作為，以至蘇格拉底孑然就戮，孔子形如“喪家犬”。十六世紀以后的又一次全球性文明大跨越，時值歐洲大學尚未脫胎于神學經院，距后來的世俗化運動還十分遙遠。出入這里的牛頓、萊布尼茲、伽利略等西方現代科學奠基人，恪守誡命，習慣于祈禱和懺悔，從未享受過發明專利，不過是醉心于寒窗之下的胡思亂想，追求一種思維美學和發現快感而已，堪稱“正其宜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急其功”（董仲舒語）的西方版。

人類史上一座座宏偉的文明高峰已多次證明：小真理是“術”，多為常人所求；大真理涉“道”，多為高士所赴。大真理如陽光和空氣，幾乎惠及世界上所有的人，惠及人類至大、至深、至廣、至久卻是無形無跡的方面，乃至在常人眼里顯得可有可無，因此并無特定的受益對象，難以產生交換與權益，至少不是在俗利意義上的“有用”。不難理解，尋求這種大真理往往更需要苦行、勇敢、誠懇、虛懷從善等人格條件，需要價值觀的暖暖血溫。高處不勝寒，當事人不但少利而且多苦，只能是非淡泊者不入，非擔當者不謀，非獻身者不恒，差不多是一些不擅逐利的呆子。

一個呆子太少的時代，一個術盛而道衰的時代，我們對如火如荼的知識經濟又能抱多大希望？“為什么沒有出現大師？”不久前一位著名物理學家臨終前的懸問，是提給中國的，也不僅僅是提給中國的吧？

八

結論是：一種缺失了“上帝”和“人民”的道德信仰是否需要、該如何建立？或者說新的“上帝”觀和新的“人民”觀是否需要、該如何建立？——顯然，如果文明可能絕處逢生，那么這一逼問就繞不過去。

悠悠萬事，唯世道人心為大。

2010年8月

*最初發表于2010年《天涯》雜志。<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