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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困與貧困感

我曾相信，任何不能充分運用數學方法的學問，都不能稱其為科學。不過，一個也許無知的問題一直在跟隨著我：數量化方法如何適用于心理文化現象？如果說，我們可以把蒸汽機和棉花的生產銷售數量化，甚至可以把教育、出版及其他高智能產業不無牽強地數量化——把智能描述成工業貨品的模樣，但我們能不能計算一下持有價值？能不能努一把力，弄出幾個關于人們持有價值的開發、流通、儲存、分配的數學模型？

但愿是可以的。但愿有朝一日，任何一種心理文化現象，這些忽有忽無、忽聚忽散、忽大忽小的東西，統統在電子計算機的規劃和控制之下，不再使有些經濟學家們神色茫然。在那個時候，經濟學家們不但可以計算貧困，還可以計算貧困感。

一般來說，貧困產生著貧困感；但同樣是一般來說，前者與后者似乎又并沒有必然聯系。勉強溫飽的人，常常可以自得其樂和自覺其足，在窮鄉僻壤悠悠然哼著小調。我訪問鄉下的時候，為了讓這些農民相信眼下天天吃肉的日子算不上皇帝的日子，相信還有比這里更清潔、更漂亮、更富足的村莊，常常得費盡口舌。他們聽我說起美國，常常會哈哈大笑：“你誑人！”

比較而言，倒是很多豐衣足食的人，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家里有了彩電、冰箱、vcd、萬元存款，還覺得自己可憐兮兮，簡直他媽的活得不像個人。有時候，他們的委屈在肉碗面前也可能有些動搖，他們的一些鄰居和朋友卻及時地幫助他們堅定，用“外面世界很精彩”的種種傳說，逼著他趕快放棄高興一下的念頭。有一位作家曾在南方某個座談會上就這樣百思不解：“我還沒覺得自己怎么窮，但周圍的人非讓你覺得窮不可！”

在今天的現實生活里，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找到足夠根據，來發現自己的貧困。西方發達國家就不去比了，光是在中國，傳媒上告訴我們，每天都有那么多人在消費“人頭馬”、“勞力士”、“皮爾·卡丹”、“奔馳”，影視中的改革家也多是在豪華賓館里一身名牌地發布格言。在這種超高消費的比照之下，什么樣的工薪收入才能免除人們的貧困感呢？因為自覺貧困，因為自覺貧困深重，人們當然沒有理由要安心本職工作及其工薪收入，沒有理由不去業余走穴、投機宰客甚至貪污腐敗。貧困感像感冒一樣的到處流行。這種貧困感不但發生在真正的窮人那里，更多時候發生在不那么窮的人們那里——因為后者比前者更可能接觸傳媒，更有條件了解到刺激自己的超高消費動態，并為之憤憤不已。常常是，對品牌和明星的持有欲望，還有這種欲望在現實中或多或少的受挫，遮蔽了他們自己實際的富裕。

只要稍稍深入一下實際生活，就可以知道并不是中國人都在喝“人頭馬”，也并不是喝“人頭馬”的中國人都腰纏萬貫——我認識的其中一位，家里其實連一個像樣的衣柜都沒有。這就像掛著bp機的中學生，可能還有學費之虞；穿著名牌襯衫的人，可能還得借錢治病。超前消費只不過是窮人對體面的某種預支。這些人視持有價值重于使用價值，因此并不是想喝酒，而是想喝“人頭馬”的品牌，喝出自己進入現代生活潮流的感覺，喝出自己想象中西方男士和女士的那種美輪美奐，于是購買力自然指向了高價。他們推動了“人頭馬”在中國的熱銷。同樣的道理，他們這一類消費者也推動了“勞力士”、“皮爾·卡丹”、“奔馳”等等的熱銷，讓西方商家一次次大跌眼鏡，驚嘆中國的市場真是秘不可測。他們按照“勞力士”在上海的銷量，一度以為上海的富裕程度已經超過了巴黎。他們不明白，持有價值以及公費腐敗共同促成的這一超高消費壯觀，大大遮蔽了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包括這些消費者中很多人實際的貧困。

對貧困和富裕的雙重遮蔽，就是這樣產生的。

傳統社會科學有一句老話：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一經典命題眼下在很多學科似乎正在重新復活。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任何存在都只能是一種被意識的存在。于是命題就可以改變成一個繞口令似的說法：被意識的存在決定著意識。被意識的貧困，被意識的富裕，常常與真實相去甚遠。而且憑借心理文化信號的傳播，兩種被意識的存在可以互相激發和互相強化；越怕被別人看作窮人就越要競富，越看見別人競富就越覺得自己是窮人。虛擬化的貧困和富裕，就是這樣形成了越來越激烈的交叉震蕩，最后導向深刻的認知危機。

這些貧困的富人，或者富裕的窮人，什么時候才可以回到真實？

我一直懷疑，很多現代城市里到處流行著的挫折感、孤獨感、無聊感等等，其中也正在增殖虛擬成分。人們從現代文化工業那里獲取了太多的感受能力及其知識裝備，也從文化工業那里接受了太多有關人類幸福的神話，于是特別容易產生自我感覺的模擬演習，直至在心理上自傷。這并不是說現代人就沒有挫折、孤獨、無聊等等，不，即便溫飽已經不成為問題，社會不公和人生不幸仍會顯露出嚴酷相。但解決難題之前首先需要理解難題。很多現代人也許并不缺乏解決難題的本領，倒是可能被層層疊疊紊亂而失真的文化信號，弄得失去了診斷自己和診斷環境的能力——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而痛苦，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而迷惘。很多流行歌和流行小說就是這么說的。由此我們可能會想起現代主義討論中常用的一個詞：“焦慮”。“焦慮”與“痛苦”相近，但“痛苦”有所指，“焦慮”卻莫名；“痛苦”很具體，“焦慮”卻抽象。“痛苦”是一個生活性概念，“焦慮”則是一個生存性概念。如果說“痛苦”就是人的挫折、孤獨、無聊等等，那么“焦慮”則是被意識的挫折、被意識的孤獨、被意識的無聊等等——而一切意識正在被文化潮流強度干預和塑造，已經變化萬端、飄忽不定、虛實相生、真偽難辨。在高度信息化的社會里，它們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可能不過是一種文本感染，不過是一些廣告并發癥或者影視后遺癥。

于是我們還可以說，帶有傳統意味的“痛苦”只是我們人生的外趨性危機，而“焦慮”意味著我們人生的內趨性危機，主要是對危機的認知本身出現了危機。

這是第二級危機。

作為符號的全球和民族

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品牌出產國。可口可樂，萬寶路，西點軍校，好萊塢，因特網，搖滾樂，哈佛學位，讀者文摘，美元，波音飛機，nba，性解放，民主，福特基金會，馬丁·路德·金和巴頓……當然還有英語，都是名震全球的品牌。美式英語的地位，內含政治和經濟的力量，其強勢主要來自地大物博的資源條件，來自富有活力的體制安排和人才精英的匯集，也來自他們對一個個歷史機遇的有效利用。作為一種綜合效應，美國本身很快就成了一個最響亮品牌，成了全球性的“美國夢”。凡是與美國有點瓜葛的東西，比如任何一種在美國生產的商品，甚至任何一種只是在美國銷售的商品；比如任何一個美國人，甚至不是美國人而僅僅只是去過一趟美國的人，在很多人眼里都值得刮目相看。似乎只要一沾上usa，就有了神奇的附加值。

美國這個品牌是可以持有的。有些人跑到美國，甘心情愿地長時期過著比在原住國還要糟糕一些的生活，當然只是了卻一個心愿：對美國的持有。

民主和自由的意識形態潮涌和一次次政治革新，使美國少了很多野蠻兇悍的痕跡，不再販運黑奴，在一般的情況下也不再把艦隊派到弱小國家去發動政變。本世紀的全球性民族解放運動以后，發達國家大多有了文雅風格，對窮國和弱國也基本上放棄了殖民統治，解除了歷史上諸多政治、經濟的不平等關系。但這并不意味著美國不再有支配地位，不意味著在外交談判的席位對等和握手微笑的后面，強國和弱國之間已經平等。

目下大、中學生們的玩“酷”之風，就是典型的美國產品，最早可能出現在美國的電影和電視劇里，經由日本以及中國香港地區再進入中國大陸。因為它總是與影視里的冷面猛男相聯系，結果，瀟灑、英俊而且深沉的冷面風格就成了它的注解。作為一次成功的文化輸出，“酷”的東方之旅似無任何暴力性質，而且在所到之處幾乎都激起了愉悅、敬佩乃至甜蜜蜜的愛慕，同市場經濟一起成為全球化可喜進程的一部分。然而，更仔細地考查一下就可以發現“酷”牌文化對于強國和弱國來說意義是不一樣的。酷仔酷哥們常常穿著牛仔服（需要從西方進口），常常喝威士忌或者白蘭地（需要從西方進口），常常英雄虎膽地玩飛車（汽車是美國或日本的最好），常常提著電話機座皮鞋也不脫就跳上了床（電話技術和保潔器具需要從境外引進），常常在生死關頭遇到了美麗的碧眼姑娘（要有這樣的艷遇就必須帶上錢到那里去）……這種文化一般來說也提供了正義或者勇敢的形象，提供了趣味和知識，但一種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的示范，更隱藏著無處不在的消費暗示，為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公司拓開了輸出產品和技術的空間，為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政府增加了贏得民心和政治要價的籌碼。社會心理開始出現傾斜。新的依附關系，新的權利支配關系，在賞心悅目的文化流播中差不多已經悄然就位。

進一步說，影視里的“酷”星們很少埋頭讀書，而這是教育落后國家最為急需的；很少大汗淋淋地打工，而這是經濟落后國家最為急需的。他們也沒有太多機會遭遇東方式的“走后門”和是非不分的庸眾，而這是中國人經常要面對的現實。他們的文化神話吸引著我們，推動了中國與外部世界的碰撞，推動了一個個發展中國家主動或被動的經濟改革；但另一方面，它在年輕一代發燒友們那里引起的走火入魔，顯然遮蔽了這些國家的某些重要現實，遮蔽了社會機體發育不良的一個個危機。當我看到很多無意讀書、不會打工的青少年卻掀起了喝洋酒的熱潮，掀起了考“本”學車的熱潮，就不免覺得流行文化的符號剝削與符號壓迫有點酷，即殘酷——因為這幾乎是一種符號致殘事故，因為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根本不可能擁有自己的車，連就業都不夠資格。更要命的是，中國的土地和能源狀況也永遠不可能承受美國式的汽車消費。

沒有人會對這種人格殘疾負責。在當今全球性經濟和文化一體化的進程中，經濟和文化的自由至高無上，如果“酷”一類的文化符號在什么地方產生什么剝削、壓迫乃至摧殘效應的話，是沒有理由要求文化制作者來承擔責任的——你甚至找不出他們，不知道他們具體是誰。

當然，你可以反抗這種文化入侵，比方說你有可能采取一種民族主義的文化態度，對外來文化的霸權擴張給予激烈阻擊，就像法國人抵制好萊塢，原教旨主義抵制搖滾。但問題在于，民族主義同樣可以是一種文化虛構。冷戰結束以后，東西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之爭已經降溫，這個時候的民族主義便最有可能成為新的文化題材、新的文化品牌，成為有些人激情、風頭、振振有詞和學科地位的新支點，并且同辛普森案件和瑜伽功一樣走上電視的黃金時段。如果政治集團需要的話，完全可以把它用來凝結和鞏固自己的利益群體，用來打擊或肢解自己的利益對手。事實上，不同大國之間相互“妖魔化”的宣傳已經引起了興奮，文化分離主義在全世界很多地方也已經成為熱點。由于cbs、bbc一類傳媒巨頭身后偉大的西方背景，有關分離的符號爆炸當然更多地被輸往波黑、車臣以及其他什么地方，而不是在紐約——盡管紐約的民族類別更為多樣，族際隔膜的程度也未見得輕微。一種膚色，一種教派，一種語法，一樁常見的刑事案，眼下都成為分離主義的根據。奇怪的是，分離各方在全球化過程中實際上越來越趨同的經濟體制、政治理念以及生活方式，還有各個領域里越來越多的“跨國化”現象，作為剛剛爆炒于電視黃金時段的題材，為什么突然就被人們有意或無意地視而不見？

要在湖南人和湖北人之間找出差異，要在紐約人和費城人之間找出沖突，其實都不困難。在一種可疑的夸張之下，這些差異和沖突有朝一日是否也要變成仇恨和戰爭的合理依據？一句古老的諺語指出：如果你把什么人當作敵人，這個人就真成為你的敵人。這句話可以換成另外一句：如果傳媒符號書寫出敵人，我們的周圍可能就真的有了敵人。敵人的意識完全可以構造出敵人的存在。

“妖魔化”一類的文化制作，當然很難說是出于傳媒的陰謀。由某一些制片人、廣告人、報紙、多媒體、教授、歌廳、服裝師以及街談巷議所組成的文化工業魚龍混雜，各懷心思，步調有異，是一個巨大而復雜的系統。他們一般情況下并沒有惡意的共謀，卻有各自的私心。他們一會兒把美妙無比的全球化作為“賣點”，似乎是制造人類親情的專業戶，不惜掩蓋民族國家之間實際上的文化差異和利益沖突；一會兒又以怒火熊熊的民族主義、文化分離主義作為“賣點”，似乎是制造民族敵情的專業戶，不惜掩蓋人類當今實際上正在出現的文化融合和利益共同。他們這樣做，很多時候只是為了別出新招，獵奇嘩眾，在市場上開發時尚并且爭奪文化份額。時間長了，他們甚至成了一些缺肝缺肺的技術人，并無自己確定的立場，陷入各種符號迷陣而無力自拔。

文化似乎已經自由了，但文化工業無法完全擺脫政治集團或經濟集團的介入，即使在較好的情況下，它也常常是一種立場曖昧的文化，沒有立場的文化——如果說還有立場的話，那么立場只有一個：利潤。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特征。在一個文本和符號超常生產的“傳媒資本主義”時代，文化工業是一列制動閘失靈的火車，是一頭誰也管不住的九頭怪獸。從總統到老百姓，包括文化的制作者們本身，很多時候都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個巨無霸向前狂奔，不知它將把我們帶去什么地方。

第二級歷史

冷戰結束以后，有些人歡呼全世界進入了“歷史的終結”（日裔美國學者福山語），斷言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所代表的現代化大潮將征服全球。這種說法也許可以成立，因為某種現存知識體系所能感應到和呈現的“歷史”，確實已經到了盡頭，已經逼近諸多有缺憾的選擇中較少缺憾的一種最終選擇。

只是放開眼界來看，這并不是歷史的終結，只是一種有關歷史的知識的終結。歷史還在前行，需要新的知識將其感應和呈現。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向身邊，投向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著的現實動靜，比方把目光從人的自然性需求，轉向人們當下更為活躍的心理文化需求，轉向與這種需求相伴生的文化工業及其對個人行為和民族境遇的深刻影響，就不難發現另一種千頭萬緒的歷史遠未終結，甚至可以說才剛剛開始不久。

我們還不太清楚它是什么東西，只能困于眼下的臆測和猜度，但這不能證明它的不存在，只能證明我們還缺乏描述它的語言和邏輯，比如我們熟悉運用的計劃市場、專制民主、左右諸多兩分法模式，對它已力所不及。這個世界依然直面著財產和權利的分配關系，只是這種分配，可能以符號化財產和符號化權利的分配為隱形主導。這種分配似乎正在以心理和文化為主題，重構我們的各個生活要件，布設新的利益格局，啟動新的沖突和解決過程，向我們洞開一個個更多成果也更多風險和災難的世界——如果我們對它失去思想的控制，如果我們的符號書寫同樣失去了真實和真誠的牽引。

相對于福山的歷史而言，它是第二級歷史。

1997年8月

*最初發表于1998年《讀書》雜志，后收入文集《韓少功散文》。<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