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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法國卻竭力向俄國輸誠，在1888和1889兩年內，巴黎證券交易所共為俄國承銷了高達15億法郎的公債。

1889年，俾斯麥開始裝模做樣的尋求英國的友誼，以向俄國施加壓力。不過他也很清楚，狡猾的索爾斯伯里自然不會在歐洲大陸風平浪靜的情況下和德國結盟，這樣做等于放棄了寶貴的自由行動權，是和英國的勻勢外交傳統背道而馳的。

如此，時間便來到了1890年。

歷史上，隨著俾斯麥的去世，繼任的首相卡普里維感到自己實在無法同時玩轉5個球，在外交部樞秘顧問荷爾斯泰因的建議下，他拒簽了《再保險條約》，從此以后缺乏遠見的政治家們就把德國徹底捆綁在了奧國的戰車上，難以自拔，直至最終的毀滅。

現在，威廉又面臨同樣的選擇。

如果俾斯麥首相還活著，他自然不必為此操心，無論是否續簽條約，首相都能掌控住局面，但俾斯麥去世的情況下，續簽條約還是否依然是德國的最優選擇呢？

會議開始后，赫伯特首先發言，他按照俾斯麥的最后囑托，擺明了自己的“親俄”立場：“德俄友誼乃是德國外交的基石，一百多年來的歷史變遷也已經驗證了這一點，只有得到彼得堡的信任，德國才能在歐洲的舞臺上演出屬于自己的曲目，否則必將一事無成。在1862年，1866年和1870年，是亞歷山大二世沙皇的友誼讓我們獲得成功。所以，《再保險條約》必須續簽以維持兩國的友誼。”

緊接著，外交部樞秘顧問荷爾斯泰因發言了，作為俾斯麥的助手，荷爾斯泰因對德國的外交事務有著較為透徹的理解，對歐洲各國之間的國際關系也十分清醒。

“赫伯特閣下說的都是幾十年前的老黃歷了。當下，我們需要考慮的是，我們是否能夠維持俄奧間的和平，如果不能我們應該把誰作為盟友；其次，在總動員越來越近似于宣戰的前提下，主動進攻已經變得難以界定，因此我們對于俄國的中立承諾是否有足夠的信心；第三，我們在巴爾干和海峽問題上對俄國的支持固然屬于空頭支票，但俄國方面并非看不穿我們的圈套，那么他們所圖為何；第四，吉爾斯已經年邁，即便這一次我們續簽了條約，但下一次呢？當吉爾斯和舒瓦洛夫都離任后，是否還會由親德的強力人物來主導俄國的外交？如果沒有，我們又該如何面對甚囂塵上的泛斯拉夫主義者呢？”

荷爾斯泰因話雖不多，但句句都說到了點子上，讓剛剛聽了赫伯特的發言后心中對俄國還有點熱乎勁的威廉頓時涼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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