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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制改革的焦點在于分離司法權和監察權及推舉產生各級光祿院。

分離司法權和監察權好辦，畢竟各級監察架構的架子在，由一個部門分拆為兩個部門而已。分成兩個部門后，再制定律法，將兩個機構的職權及運作方式穩固下來即可。至于兩個部門有些磕磕碰碰，或者藕斷絲連，目前完全不必在意，可以在今后慢慢調整。

推舉產生各級光祿院就顯得非常混亂，異常火爆，耗費了林純鴻大部分精力。

按照光祿院相關律法，縣級光祿院的構成有三部分：縣衙指定、有功名的士子及商賈，這三部分各占三分之一的名額，被稱為光祿士。

然而，由光祿士升為光祿佐郎時，并無三分之一的限制，各路人馬憑自己本事及崇高聲望，競爭光祿佐郎名額。

一般而言，縣衙指定的人選中包括軍烈屬、專業人士、能真正為本縣建設出謀劃策的才智之士等等，這些人一般依附在縣衙身上，本身在民間聲望并不高。

可以預見，這些人在競爭光祿佐郎時劣勢非常明顯。

反觀商賈團體，他們通過協會等組織聯合在一起，首先在內部推舉出競爭人選，避免自相殘殺。再加上他們擁有雄厚的資金實力，近期投入大筆資金用于民生，得到百姓的一致稱贊。

這是他們的優勢，不過，商賈一直為人所輕視，劣勢也顯而易見。

相比較商賈團體，由于百姓根深蒂固地認為“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功名之士的聲望相當高。

但是，功名之士存在著文人相輕的壞毛筆，彼此之間不服氣，團結性遠不及商賈團體，連內部先推舉出競爭人選都做不到。

如黃宗羲、顧炎武、堵胤錫等有識之士，有心通過光祿院限制住時時脫韁的荊州團體，他們對光祿院寄托了極高的期望。他們眼見得功名之士清高、內斗，很有可能在光祿佐郎、光祿郎的競爭中敗下陣來，心里大急。

他們聚在一起商議一番，決定通過遍布全國的門生故舊，說服光祿士們放棄彼此之間的成見，把矛頭一致對準新貴及商賈。

黃宗羲、顧炎武等人的工作卓有成效，功名之士漸漸挽回了頹勢，開始攻城略地。

……

經過一系列爭斗，期間出現了無數的利益交換，出現了無數的違反律法的行為，光祿大夫最終產生，最高級光祿院在揚州成立。

由于光祿院是大明朝廷認可的機構，一幫退休高官對參加光祿院倒沒什么忌諱，他們憑借崇高的聲望和資歷，最終輕易成為光祿大夫。

全國上下，光祿大夫共有五百六十二名，其中功名之士占了兩百九十八個名額，其余由商賈及其他人員霸占。

諸如黃宗羲、顧炎?顧炎武、堵胤錫、黃道周等大佬，皆悉數在列。其余如鄭彩、鄭鴻逵、洪齊云、張德勝、鄭夢帆、賈思宜、王大俊等一批大商賈，亦名列其中。

林純鴻看到這份名額，倒有點哭笑不得。

光祿大夫的組成，很好地反映了力量對比。現在商賈的力量還遠不及士大夫階層的力量，至于什么格物、律法、經濟等專業人士，基本上就難以出頭。

不過，這與大部分專業人士都在各大機構任職有關。光祿院相關律法規定，具有官身的人士，不得進入光祿院。

林純鴻對士大夫在光祿院占據明顯優勢并不在意。光祿院充其量只是顧問機構，還帶有一點民間監督的意思，離真正的大權還遠著呢。即便光祿院都被士大夫占據，對荊州的行政、司法、監察等權力影響也不大。

荊州這邊熱火朝天，天津也絲毫不遜色。

表面上看，林純鴻對天津不理不問。實質上，當王大俊抵達天津，一些聰明的商人馬上反應過來，王大俊就是林純鴻的私人代表。

王大俊本身聲望就非常高，商人們紛紛團結在他周圍。王大俊建議，立即釋放被扣押的天津地方官，得到了商人們的一致贊同。

緊接著，王大俊又暗暗地收攏了一批殺氣逼人的武士，還弄來了大量的武器。商人們猜測，這些武士壓根就是荊州軍的軍官，武器也來源于荊州。

商人們士氣高漲，在王大俊的組織下，成立了臨時委員會，由王大俊擔任會長，負責天津衛城的民政及軍事。

天津的管理走上了正規，迅速恢復了秩序。

時至今日，天津的商人們雖然遭了反，但要達到什么目的，與朝廷如何博弈，還處于混沌狀態，沒有人說出個所以然。若王大俊不來，恐怕這幫商人除了被薊遼軍團剿滅之外，沒有任何其他可能。

王大俊出發之前，被林純鴻耳提面命數個時辰，當然知道該做什么。

王大俊與臨時委員會委員商議數日，最終決定派出人員與朝廷接觸，雙方就天津的未來進行談判。

與朝廷接觸可是個難題，王大俊想來想去，想到了楊嗣昌。他立即派人與楊嗣昌接觸，希望楊嗣昌作為中間人代為說項。

楊嗣昌對天津來人大為吃驚，不過，出于對大明負責任的態度，他將天津的要求轉告給朝廷。

天津提出，朝廷須同意天津仿照上海進行改制；朝廷不能追究商人的責任。同時，天津的商人按照改制后的規矩納稅。

這樣的條件，朱由檢和周延儒如何能接受？他們直接通過寶坻縣知縣警告天津：放下武器，立即投降，只誅首惡，余者不究。

這樣的條件，天津自然不能接受，開始在臨時委員會的組織下，磨刀霍霍，加緊修復城墻、完善防御系統，準備迎接薊遼軍團的進攻。

與此同時，天津的臨時委員會加強了輿論攻勢，頻頻在各大報紙發表文章，一一列舉門卡之禍害，甚至連哪方高人在中間收取了巨量好處都一一列出。

這還不算完，王大俊充分發揮商人們精于計算的優勢，估計了天津的稅基規模后，將改制前、改制后朝廷可能得到的利潤進行了比較，得出結論，朝廷得到的錢糧將遠遠超過改制前。

此等言論，自然被朝廷視為妖言惑眾。不過，在對付此等妖言上，朝廷有天生的劣勢，堂堂大明朝廷，總不能與反賊公開辯駁吧？

更何況，天津發表的言論數據詳實，論據充分，想要駁倒，還真是一件難事。

天津，一下子成了全國關注的焦點。

滿清小朝廷一直盯著南方的動靜，天津發生了這么大的事，皇太極自然知道。

事實上，皇太極知道得比林純鴻還要早。

最初，皇太極抽絲剝繭，判斷這起事件與林純鴻無關，純屬大明內亂。

皇太極興奮不已，馬上冒出了出兵搶掠大明、趁機撈一票的想法。

滿清小朝廷這幾年日子非常難過。

隨著南芬煉鐵的規模越來越大，滿清小朝廷暫時擺脫了缺乏鋼鐵的苦楚，軍隊裝備上了一個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