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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五帝本紀》說：“黃帝正妃嫘祖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此即后人指為少昊的。“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生高陽。”高陽即帝顓頊。

后人以今之金沙江釋此文的江水，雅礱江釋此文的若水，此乃大誤。古代南方之水皆稱江。《史記·殷本紀》引《湯誥》，說：“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既修，萬民乃有居。”其所說的江，明明不是長江（淮、泗、汝皆不入江，而《孟子·滕文公上篇》說禹“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亦由于此）。《呂覽·古樂篇》說：“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為帝。”可見若水實與空桑相近。

《山海經(jīng)·海內(nèi)經(jīng)》說：“南海之內(nèi)，黑水、青水之間，有木焉，名曰若木，若水出焉。”《說文》桑字作

繼顓頊之后的是堯，繼堯之后的是舜，繼舜之后的是禹。堯、舜、禹的相繼，據(jù)儒家的傳說，是純出于公心的，即所謂“禪讓”，亦謂之“官天下”。但《莊子·盜跖篇》有堯殺長子之說，《呂覽·去私》《求人》兩篇，都說堯有十子，而《孟子·萬章上篇》和《淮南子·泰族訓》，都說堯只有九子，很像堯的大子是被殺的（俞正燮即因此疑之，見所著《癸巳類稿·奡證》）。后來《竹書紀年》又有舜囚堯，并偃塞丹朱，使不與堯相見之說。劉知幾因之作《疑古篇》，把堯、舜、禹的相繼，看作和后世的篡奪一樣。其實都不是真相。

古代君位與王位不同。堯、舜、禹的相繼，乃王位而非君位，這正和蒙古自成吉思汗以后的汗位一樣。成吉思汗以后的大汗，也還是出于公舉的（詳見第二十七章）。前一個王老了，要指定一人替代，正可見得此時各部族之間，已有較密切的關系，所以共主之位，不容空缺。自夏以后，變?yōu)楦缸酉鄠鳎湃酥^之“家天下”，又可見得被舉為王的一個部族，漸次強盛，可以久居王位了。

堯、舜、禹之間，似乎還有一件大事，那便是漢族的開始西遷。

古書中屢次說顓頊、帝嚳、堯、舜、禹和共工、三苗的爭斗（《淮南子·天文訓》《兵略訓》都說：共工與顓頊爭。《原道訓》說：共工與帝嚳爭。《周書·史記篇》說：共工亡于唐氏。《書經(jīng)·堯典》說：舜流共工于幽州。《荀子·議兵篇》說：禹伐共工。《書經(jīng)·堯典》又說：舜遷三苗于三危。《甫刑》說：皇帝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皇帝，《疏》引鄭注以為顓頊，與《國語》《楚語》相合。而《戰(zhàn)國·魏策》，《墨子》的《兼愛》《非攻》，《韓非子》的《五蠹》，亦均載禹征三苗之事）。

共工、三苗都是姜姓之國，似乎姬、姜之爭，歷世不絕，而結果是姬姓勝利的。我的看法，卻不是如此。《國語·周語》說：“共工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卑，鯀稱遂共工之過，禹乃高高下下，疏川導滯。”似乎共工和鯀，治水都是失敗的，至禹乃一變其法。然《禮記·祭法篇》說“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則共工氏治水之功，實與禹不相上下。后人說禹治水的功績，和唐、虞、夏間的疆域，大抵根據(jù)《書經(jīng)》中的《禹貢》，其實此篇所載，必非禹時實事。

《書經(jīng)》的《皋陶謨》載禹自述治水之功道：“予決九川，距四海，浚畎澮距川。”九川特極言其多。四海的海字，乃晦暗之義。古代交通不便，又各部族之間，多互相敵視，本部族以外的情形，就茫昧不明，所以夷、蠻、戎、狄，謂之四海（見《爾雅·釋地》，中國西北兩面均無海，而古稱四海者以此）。“州”“洲”本系一字，亦即今之“島”字。《說文》川部：“州，水中可居者。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此系唐、虞、夏間九州的真相，決非如《禹貢》所述，跨今黃河、長江兩流域。

同一時代的人，知識大抵相類，禹的治水，能否一變共工及鯀之法，實在是一個疑問。堙塞和疏導之法，在一個小區(qū)域之內(nèi)，大約共工、鯀、禹，都不免要并用的。但區(qū)域既小，無論堙塞，即疏導，亦決不能挽回水災的大勢，所以我疑心共工、鯀、禹，雖然相繼施功，實未能把水患解決，到禹的時代，漢族的一支，便開始西遷了。

堯的都城，《漢書·地理志》說在晉陽，即今山西的太原縣。鄭玄《詩譜》說他后遷平陽，在今山西的臨汾縣。《帝王世紀》說舜都蒲阪，在今山西的永濟縣。又說禹都平陽，或于安邑，或于晉陽，安邑是今山西的夏縣。這都是因后來的都邑而附會。《太平御覽·州郡部》引《世本》說：堯之都后遷涿鹿；《孟子·離婁下篇》說：“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

這都是較古之說。涿鹿在彭城說已見前。諸馮、負夏、鳴條皆難確考。然鳴條為后來湯放桀之處，桀當時是自西向東走的，則鳴條亦必在東方。而《周書·度邑解》說：“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這雖不就是禹的都城，然自禹的兒子啟以后，就不聞有和共工、三苗爭斗之事，則夏朝自禹以后，逐漸西遷，似無可疑。

然則自黃帝至禹，對姜姓部族爭斗的勝利，怕也只是姬姓部族自己夸張之辭，不過只有姬姓部族的傳說留遺下來，后人就認為事實罷了。為什么只有姬姓部族的傳說留遺于后呢？其中仍有個關鍵。大約當時東方的水患是很烈的，而水利亦頗饒。因其水利頗饒，所以成為漢族發(fā)祥之地。因其水患很烈，所以共工、鯀、禹相繼施功而無可如何。

禹的西遷，大約是為避水患的。當時西邊的地方，必較東邊為瘠，所以非到水久治無功時，不肯遷徙。然既遷徙之后，因地瘠不能不多用人力，文明程度轉(zhuǎn)而因此進步，而留居故土的部族，反落其后了。這就是自夏以后，西方的歷史傳者較詳，而東方較為茫昧之故。然則夏代的西遷，確是古史上的一個轉(zhuǎn)折，而夏朝亦確是古史上的一個界劃了。<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