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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說他豁達大度，確非凡夫，而且入關(guān)約法，盡除苛禁，能得百姓歡心，所以掃秦滅項，五年大成。但小子追溯漢家事跡，多半沿襲秦制，并沒有一番大改革的事業(yè)。蕭何原是刀筆吏，叔孫通又是綿蕞生，綿蕞系表位標準，綿是置設(shè)綿索，蕞是植茅地上，為肄習典禮之處，使知尊卑次序。所見所聞，無非是前秦故事，曉得什么體國經(jīng)野的宏規(guī)，因此佐漢立法，仍舊是換湯不換藥的手段，厲行專制政體，尊君抑民。

（同上）

所謂“約法三章”是劉邦對關(guān)中百姓的許諾，《史記·高祖本紀》中記載：“漢元年（前206）十月，沛公（劉邦）兵遂先諸侯至霸上。……遂西入咸陽……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guān)者王之，吾當王關(guān)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余悉除去秦法。’”這話說得多貼心！要把秦朝苛政只簡化為三條：殺人償命，傷人與偷盜按其行為給人造成的損失懲治。這三條簡單，對于社會來說也是最基本的規(guī)范，“父老”們自然是竭誠擁護。其實這是個騙局，劉邦一進了秦宮殿，興奮點都集中在做皇帝上，早把對老百姓的許諾拋到九霄云外，其所執(zhí)行的仍是“尊君抑民”的“秦政”，“換湯不換藥”。魯迅也說過類似的意見。他在《而已集·小雜感》中說：

劉邦除秦苛暴，“與父老約，法三章耳。”而后來仍有族誅，仍禁挾書，還是秦法。法三章者，話一句耳。

除了《清史演義》《民國演義》綜合各種野史稗官（包括清末民初的報刊）完成的以外，其他各朝史演義都是本著“以正史為經(jīng)，務求確鑿，以軼聞為緯，不尚虛誣”（蔡東藩《唐史演義·自序》）。“正史”敘事多重復，與人物活動無關(guān)的文字太多，如何刪繁就簡、增加歷史人物之間的互動以及有趣的故事，這是頗費裁量的。

這套書雖名“演義”，但它還是與讀者熟悉的《三國演義》《隋唐演義》《東西漢演義》等書不同。《三國演義》等作品更注重文學性，就文體來說，它們更接近“英雄傳奇”；而蔡東藩的“演義”，雖然也有鋪排、也有虛構(gòu)，但其重點還在于敘述歷史事實，它是歷史讀本。這一點自從它出版之后就被讀者肯定了。當時江蘇省立南京中學校長張海澄給會文堂新記書局寫信說：“《歷朝通俗演義》于中等學校學生文史知識，裨益匪淺。特采作課外補充讀物。”

毛澤東也很喜愛這套“演義”，抗日戰(zhàn)爭時期，他就委托在敵后工作的李克農(nóng)為他購買這套書。買來之后，他一直把這套書放在自己床頭，作為常常翻閱的書籍。“文革”中出版業(yè)凋零，但還是出版了《民國通俗演義》（是否全套“歷朝通俗演義”，因為我沒看到，不能妄說。我只看到這一種，是大字本的，分訂為八本。陳志根的《蔡東藩〈中國歷代通俗演義〉版本源流述論》也沒有提到蔡書的“文革”中印本）作為內(nèi)部書，購買要憑一定級別的干部證件或介紹信。當時號召高級干部要“讀點歷史”，毛就向他們推薦蔡東藩的“演義”。

嚴謹?shù)臍v史學家顧頡剛關(guān)注歷史知識的普及。20世紀30年代，他就鼓勵自己的學生撰寫歷史通俗讀物（如陳稺常的《中國上古史演義》）。50年代出版歷史通俗著作時，他推薦了“歷朝通俗演義”，并為之作序：

一般歷史通俗演義，在過去也曾出版過不少，可是似乎還很少能和蔡東藩先生這一部相提并論的。蔡先生對史料的運用與取舍，采取了相當認真的態(tài)度。例如：他對正史中所引用的迷信部分，加以適當?shù)嘏校瑢τ诘弁踝约簽榱艘笤谌罕娭薪⑼哦圃斓纳裨挘捕加枰詿o情地諷刺。這證明了他作這部書并不想為封建統(tǒng)治階級服務。……我認為，這部書的重新出版，不但可以作為一般人的讀物，并且也可以作為愛好歷史的人們的參考。因為一部《二十四史》，分量太多，就是歷史專家也不容易把它完全熟記，倒不如這部演義，隨意翻覽一下，說不定會有提綱挈領(lǐng)的功效。

（顧頡剛《蔡東藩〈二十四史通俗演義〉（增訂）序言》）

現(xiàn)在不是“熟記”不“熟記”，而是有多少有能力、有時間讀“二十四史”了。因此，蔡東藩的“歷朝通俗演義”就是學習中國歷史的基本讀物了。

蔡東藩的書中，自己還常常加批注，或作一些小考證，每回之末或有總評，以幫助讀者辨明真?zhèn)闻c正誤。例如《前漢演義》第十一回之末云：

本回敘劉季微賤時事，脫胎《高祖本紀》，旁采史漢各傳，語語皆有來歷，并非向壁虛造。惟史官語多忌諱，往往于劉季所為，舍瑕從善，經(jīng)本回一一直敘，才得表明真相，不沒本來。蓋劉季本一酒色徒，其所由得成大業(yè)者，游蕩之中，具有英雄氣象，后來老成練達，知人善任，始能一舉告成耳。若劉媼之感龍得孕，老嫗之哭蛇被斬，不免為史家附會之詞；然必謂竟無此事，亦不便下一斷筆，有聞必錄，抑亦述史者之應有事也。

劉媼之感龍得孕，老嫗之哭蛇被斬這是正史中有的，作者不能回避，但在總評中加一些批評文字，已表明自己的態(tài)度。

蔡書自從問世后曾多次出版，就20世紀80年代以來，也有多家出版社重印，有人覺得印得太多了。記得四十年前曾與我的老師廖仲安先生討論過什么書要多印的問題。他說，有的書就像大米白面，什么時候到糧店去買都要有，至于那些高級的糧食像西貢米、冰船面或北京人很少光顧的莜面、高粱面、小米面倒不一定時時要有（當時人們還在用糧票，對糧食的需求沒有像現(xiàn)在這樣多樣化）。書籍也是這樣。像“四書五經(jīng)”《史記》《漢書》《三國志》《水滸傳》《三國演義》“楚辭”“李白詩”“杜甫詩”“蘇軾作品”《唐詩三百首》……這些就屬于大米白面之類，什么時候去買都要有。從現(xiàn)在人們的精神需求來看蔡東藩的書，也將成為“大米白面”了，讀者什么時候逛書店都能看到。<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