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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

在世界所有國家中，中國的歷史無疑是最為源遠流長的。歷史學家孟森先生說：“中國有史之系統，嚴正完美，實超乎萬國之上。”歷史作為一種話語權，在數千年里經歷了從民間到官方的轉移和衍變，最后留下了一部皇皇巨著的“二十四史”。

“作史固難，讀史亦難。”中國史籍浩如煙海，從二十四史、兩通鑒、九通、五紀事本末，到其他各種別史、雜史和野史，一個人即使窮經皓首，也讀不完這么多歷史。僅“二十四史”就有三千二百五十九卷，除非像呂思勉這樣的歷史研究者（呂將“二十四史”通讀了三遍），對一般讀者來說，這樣的正史難免會讓人望而卻步。

同時，這些高文典冊的歷史大多出自文人史官之手，并非為一般智識的普通民眾而作，閱讀難度可想而知。因此，便出現了大量的民間說史和寫史，即“演義”小說的興起。《三國志》屬于正史，《三國演義》則將歷史民間化和文學化了，就社會影響而言，前者根本無以望后者之項背。“羅貫中嘗輯《三國演義》，風行海內，幾乎家喻戶曉，大有掩蓋陳壽《三國志》的勢力。若論他內容事跡，半涉子虛。一般社會能有幾個讀過正史？甚至正稗不分，誤把羅氏《三國演義》當作《三國志》相看。”

對任何一個歷史寫作者來說，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傳播久遠，所謂“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這其實牽扯到“文”與“史”的差異性。文史既相通又相異，歷史小說不同于真正的歷史，小說偏重于情節營造，歷史偏重于真實性。“夫正史尚直筆，小說尚曲筆，體裁原是不同，而世人之厭閱正史，樂觀小說，亦即于此處分之。”因真實性可疑，這種似驢非馬的歷史演義小說往往為學者所詬病，章學誠指責《三國演義》“創七分事實，三分虛構，以致觀者往往為所惑亂”，“后世以訛傳訛，將無作有，勸善不足，導欺有余”，“憑虛捏造，以誣古而欺今”。

一是乏人問津的所謂“正史”，一是真假難辨的各種“演義”“戲說”，這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中國歷史始終陷于“貧困”，以至于魯迅先生說：“中國不但無正確之本國史，亦無世界史，妄人信口開河，青年莫名奇妙，知今知古，知外知內，都談不到。”近代西風東漸，大學興起，中國結束帝制，走向民主，歷史才開始在中國重新復蘇，梁啟超提出“新歷史”之說。在這場歷史啟蒙運動中掀起一股“歷史熱”，留下許多名篇巨作，其中影響最大的莫過于蔡東藩的“歷朝通俗演義”。

蔡東藩（1877—1945）一生恰逢清末民初，既接受過完整的傳統教育，又接觸過許多現代新思想，精通經史詩文，這使他對歷史、國家和民族有更現代、更深刻的認知。他堅持歷史的真實根基，“以正史為經，務求確鑿，以軼聞為緯，不尚虛誣”。在文字方面，他要求“文不尚虛，語惟以俗”，這或許是對同時期白話文運動的一種呼應。即使在今天看來，蔡東藩對寫作的這種孜孜追求也不過時，即“理正詞純，明白曉暢，以發探新道德、新政治、新社會之精神”，“不求古奧，不阿時好，期于淺顯切近”。

從1916年到1926年，從40歲到50歲，陋室孤燈，蔡東藩在浙江鄉下寫了整整10年。從《清史演義》始，先后寫作了元史、明史、民國、宋史、唐史、五代史、南北朝、兩晉、前漢和后漢等通俗演義。他以一人之力，竟然完成了這部長達600多萬字的中國通史，從秦漢到民國，歷史跨度長達2000多年。

在某種程度上，蔡東藩對中國歷史寫作的貢獻足可與司馬遷相媲美，說他是“現代司馬遷”也不為過。作為中國第一部通史，50余萬字的《史記》敘述了自黃帝到西漢的三千年中國史，蔡東藩的“歷朝通俗演義”正好從前漢開始，這種銜接不僅是主題內容上的，也是歷史精神的繼承，即歷史從官方到民間的回歸，“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與傳統的歷史通俗小說不同，蔡著采用的完全是專業歷史寫作的方法，重史輕文，注重真實和考據，無一事無來歷，孤證不立。這需要大量的閱讀和涉獵，更離不開洞隱燭微的思辨精神，寫作《元史演義》時他就參考了大量中西史料，“是足以補中西史乘之缺，不得以小說目之”。這是史家才有的嚴謹，“語皆有本，不敢虛誣，筆愧如刀，但憑公理”。史論總被視為歷史寫作的點睛之筆，在“歷朝通俗演義”中，除過一些歷史知識的注釋，還有大量的蔡氏史評作為批注。這自然會讓人想到《史記》中的“太史公曰”。

今年恰逢蔡著《清史演義》（“歷朝通俗演義”第一部）首次出版100周年，歷經百年巨變，其光輝仍不可磨滅，正如替蔡續寫《民國演義》后四十回的許廑父所言：“文筆之整飭，結構之精密，故成一完善之史學演義，出版后不脛而走遍天下。”事實上，“歷朝通俗演義”自出版以來，便一直暢銷不衰，但蔡氏本人卻貧寒一生，僅以行醫教書為生。這就是一個真正寫作者的歷史和命運。

（說明：文中所引用文字非特別注明者，均出自蔡東藩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