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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唐代近一年的時間，許多觀念都在悄悄的發生變化，就連甄乾一開始厭惡至極的奴隸制度也不再抵觸。

都說存在就有其合理***隸制度也是一樣，顯然這時候談論民/主和自由就顯得愚不可及。強權和****意味著服從和接受，那些想改變現狀的人不是變成了糞土，就是被一棍子打死，再踏上一萬只腳，和閻王爺喝茶聊天去了。

奴隸作為強權的一部分和最好的體現形式，受到了金字塔頂端的貴族擁護和支持，任何人觸碰這條底線都會遭到無情的扼殺。

當然奴隸也不便宜，尤其是知名度很高的新羅婢、昆侖奴和胡姬，價格更是高的嚇人。

唐代的奴隸是公開買賣的，一般地點就設在買賣牲畜的旁邊，初唐時期因為戰亂，大量的戰俘被賣到市場，這時的價格最低，長安一地奴隸就占人口總數的二三成。隨著大唐盛世的到來，奴隸的來源越來越少，價格也就水漲船高。

為什么會有如此多的奴隸呢？難道唐朝也是奴隸社會？

當然不是！

唐朝是以士人為主體的朝代，士人位居皇權社會的上層，讀書做官而不事生產，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凡事離不開人家侍候。侍候他們的是什么人？奴婢。從這種意義上說，奴婢是與士人共生的社會群體。

士人的生活一天也離不開奴婢，沒有奴婢們料理家務、劈柴生火、做飯洗衣、打掃庭院、鞍前馬后隨從侍候，他們的優越生活立即會陷于癱瘓。

《唐律》明確規定：“奴婢賤人，律比畜產”。奴婢是士人的財產，和牛馬牲畜一樣，必須依附于主人而存在。

唐代戶籍按社會職業把居民劃分為士、農、工、商四類（這個時期商人的地位還不算最糟糕，地位的差別也遠沒有明清時期懸殊，但也是最末一等），并不包括奴婢。也就是說，奴婢并不是一種職業門類的劃分，并非社會服務行業人員，而是與士、農、工、商不能平起平坐相提并論的人。唐代等級制度先把人劃分為“良”與“賤”兩大類：“良”，也稱“良人”、“良口”，包括士、農、工、商及僧尼等；“賤”，也稱“賤人”、“賤口”，是身處社會最底層，飽受壓迫欺凌，毫無人格尊嚴，失去人身自由的奴隸，只能如牛馬一般依附于士人階層存在。

唐代奴隸階層是一個龐大的群體，除了奴婢外，還包括官戶、雜戶、部曲等。雜戶是因前代犯罪而沒官、散配諸司驅使的官奴；官戶是蕃戶的總稱，即前代配隸人戶或本朝配沒的少數民族戰俘人戶；部曲是被主人“放免”之后，仍留在主人家效力使役的奴婢。這些人的身份雖有細微區別，但均屬“賤人”。

例如，部曲，是奴婢被主人放免后獲得的身份，既然說“放免”，放開、免除原先的奴婢身份了，怎么還是與奴婢同類呢？這也算得一種中國特色，大概和“摘帽****”的意思約略相似，凡中國人都能心領神會。

反正《唐律疏議》明確規定：部曲“與良人有殊”，仍不能算良人。在戶口帳籍上，部曲與奴婢依然都算“賤口”；在戶口登記上，也把部曲與奴婢集中登記在良人之后；與奴婢的不同之處是，奴婢有名無姓，部曲有名有姓。說到底，仍和奴婢差不多。

在唐代稍有身份的人家普遍畜養奴婢。所以，政府在分配宅基地時也考慮到了這一點。據《通典》記載：隋代規定“其園宅率三口給一畝，奴婢則五口給一畝。”唐代是“應給園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給一畝，每三口加一畝，賤口五口給一畝，每五口加一畝，并不入永業田之限。”

奴婢、部曲，官戶、雜戶，都是唐代的法律規范用語。民間對他們的稱呼還有其他種種，如家童、家仆、婢仆、僮奴、婢妾、青衣、蒼頭、廝養、奴仆、仆賤、仆隸、賤隸、仆廝、家人等等。其中，有的稱呼較明白，如蒼頭、青衣，完全是奴婢的同義詞；也有的稱呼較含糊，如家仆、僮仆、奴仆、廝養等，多半是指奴婢，但有時也指具有“良人”地位卻依附于士人家庭的傭人；還有的稱呼更含糊，如家人，既可指奴婢，也可指家中任何人，甚至指妻兒老少，顯得挺人性化、對奴婢挺抬舉的。但不管怎么叫，奴婢仍是奴婢，他們的法律地位是改變不了的。

唐代依靠的是嚴格的籍帳制度，兵有兵籍，民有民籍，匠有匠籍，奴有奴籍。官奴婢、官戶的名籍由各司編造，“每至孟春，本司以類相從而疏其籍以申。每歲仲冬之月，條其生息，閱其老幼，而正簿焉”。每年春天制表上報，冬天核查點驗，有板有眼，毫不含糊。寺觀的奴婢、部曲名冊，則附于僧尼籍與道士籍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