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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以來都有君主致力于摧毀門閥，這些長存數百年的山東世族的社會、經濟地位仍十分優越。但是他們對朝代的建立有功勞，所以君主是用溫和的政策改革削弱世族，將其逐漸排除。

在隋文帝任內，廢除九品官人法，改行科舉取士，目的是擇取人才，摧毀門閥任官系統。可惜隋朝國祚甚短，到唐初，科舉制度并不發達。

唐太宗指示大臣以當時大臣品位高低訂定等級，重新判定《世族志》。結果改定皇族宗室為第一等，其次是皇后外戚長孫氏，民間聲望最高的山東世族崔氏被降為第三等。

武后為對抗掌握政權的唐宗室、大臣，在科舉制度中提升進士科的地位，使科舉制度逐漸日趨完善。

歷史上的士族政治，萌芽于東漢中期，亡覆于唐朝末年。于是，在一種感覺上認為：士族政治，從東漢，經魏晉南北朝，至隋唐，隨著經濟上的“占田蔭客制”和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兩大特權的消失，而呈逐漸削弱消亡的局面。其實這是一種極大的誤解。因為，就歷史事實看，封建士族政治時代有兩個階段最為輝煌，一是兩晉北朝，二是唐朝。

唐朝時，尤其是中晚唐，士族政治不僅沒有暗淡；相反，卻再次奇異地輝煌起來，這并非簡單意義上的“回光返照”。

“七宗五姓”的概念在唐朝時的廣泛流向，使得自魏晉而建立起來的唐朝士族實際上呈上升趨勢，尤其是自中唐開始，人們世家大族的觀念進一步深固，士庶高寒之間仍有著極深的鴻溝。“五姓七家”，“恃其族望，恥與諸姓為婚”，傲慢地進行著內部通婚，以保持高貴的血統。如按北魏以來的傳統，清河崔氏與隴西李氏、范陽盧氏世代為婚姻；趙郡李氏則與博陵崔氏世代為婚姻；范陽盧氏與滎陽鄭氏世代婚姻，隴西李氏與范陽盧氏世代婚姻，他們不屑與其他姓氏為婚。

于是有盛唐宰相薛元超的一嘆：“此生所遺憾者，未能娶五姓女！”薛家已屬以韋、裴、柳、薛為成員的“關中四姓”之一，但仍如此仰望“五姓七家”，足可見其影響。貞觀中，太宗皇帝無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說：“比有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好自矜大，稱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財，以多為貴，論數定約，同于市賈，甚損風俗，有紊禮經。既輕重失宜，理須改革”。當時，太宗多次發出包含迷惑與憤怒的質問：“吾實不解山東四姓為何自矜，而人間又為何重之！”于是，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編修者無視皇室，而將山東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為天下第一。后在太宗的干預下，《氏族志》抬高了皇室，對山東士族進行了壓制，但卻沒取得實際效果。

盛唐時，“五姓”在朝廷上并無絕對優勢。

原因一是，當時建唐的功勛：關隴軍事集團仍有很大勢力，經過唐初的戰亂，山東士族元氣大傷，在朝中很難有發言權。

二是皇帝有意壓制，李世民和武則天時期，對士族在朝中的影響多有忌憚，酷吏羅織罪名迫害世家大族的現象時有發生。

三是大力推行的科舉考試制度導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現，而當時七宗五姓多以門蔭入仕，不適應且不接受科舉考試這種新的出仕方式。

四是寒門出身的朝廷權臣的嫉恨（如武周時宰相許敬宗和李義府所為）。

但安史之亂之后，唐朝政治中樞進行了重建，七宗五姓借助于科舉制度而重新抬頭。比如滎陽鄭氏，盛唐時為宰相者難尋身影，而自中唐開始，連續出現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鄭半朝”之說；又如清河崔氏，有唐一代，其支房南祖房、清河大房、清河小房、青州房共十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亂前任宰相的僅有二人，事變后進入中唐，則陸續有八人為宰相。世家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與掌握了科舉權有密切關系，再有就是在適應了科舉考試制度后，世家大族深厚的家風與知識傳統使他們在考試中占有特別的優勢。如范陽盧氏，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中進士者超過百人，這一數量令人驚異。

要知道，唐朝時科舉考試中的進士考試是最難的，錄取人數又少，盧氏能有此成績，自是借助于家風與知識之厚。但高門大族中亦有始終蔑視科考制度而秉持中古貴族觀念的，比如以蔭入仕的宰相趙郡李德裕和滎陽鄭覃，李德裕“恥與諸生從鄉賦，不喜科試”、“尤惡進士”，滎陽鄭覃更是建議廢除進士制度。

在唐末的黃巢之亂中，造成大量世族人士的傷亡，富饒的家園與產業也慘遭破壞，而華北世族引以為傲的貫冊祖譜也流失，世族衰落，最終與庶民再無區別，世族的地位由地主紳士階級取代。

（本章敘述七宗五姓在唐代的影響和生存狀況，七宗五姓不甘心自己的政治地位衰敗，暗中培植自己的代言人，也為故事的發展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