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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班，三個四川戰友。

四川人

即廣義巴蜀民系，又被稱為四川人（川人、蜀人或巴蜀人，是漢族的一個民系，也是中國四川省境內，重慶市的主要族群，主要分布于四川盆地內及其邊緣，以四川話為母語，認同巴蜀文化。巴蜀人起源于非華夏族的巴族和蜀族，并在經歷了漫長歷史中數次人口遷徙之后，最終形成于明初和清初的兩次“湖廣填四川”大移民運動之后，目前總人口約有8000萬）；是中國漢族中人口最多的族群之一，狹義指生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川省境內外籍貫（出生地）為四川的人群。

中文名稱

巴蜀民系

外文名稱

uan

別名

四川人

行政區類別

省／自治州/市／區縣，直轄市/區縣

所屬地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川省，重慶市

川人來源

四川人的構成主要為本土四川人和后來的湖廣等地移民。簡捷地說，四川人原本是全國各地移民的后裔。秦滅蜀后，就曾“移秦民萬家”充實川蜀；東漢末到西晉，又發生過大規模的移民活動；從唐末五代到南宋初年，有大批北方人遷居蜀地；元末明初，南方移民大批進入四川；明末清初的的大移民活動前后延續一百多年，即所謂“湖廣填四川”；抗日戰爭時期，大批“下江人”即長江中下游居民大量遷居四川。即使不算全國解放后，大批北方干部進入四川，三線建設時期又有大批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員進入四川，并從此落地生根，定居蜀地，在中國歷史上，四川人口的“大換血”就已達六次之多，以至于達到了移民在數量上超過土著，親戚遍全國：“大姨嫁陜二姨蘇，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相逢問原籍，現無十世老成都”

隨著移民的進入，必然發生的是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中原文化、南粵文化、吳越文化、楚文化……同形成于先秦的巴蜀文化之間的碰撞，可以想見是持久而激烈的。可是，碰撞的過程也就是融合的過程，其結果便是一種新的區別于原有的古蜀文化的新文化的誕生。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四川人的性格就不能不出現異質并存、錯綜復雜的現象。第一次跨進蜀地的人總會有耳目一新之感，似乎自己是跨進了一個新的國度。公元759年(唐肅宗乾元二年)，詩圣杜甫逃離戰火紛飛的中原，從華州經秦州、同谷，來到成都，不禁大感驚奇。這種驚奇感的強烈，甚至壓倒了艱辛旅途給他的感受。他在《成都府》一詩中甚至忘了抱怨蜀道難，而只是大聲驚嘆道：“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但見新人民，未卜見故鄉”。

川人性格

一是像沖出峽口的山洪，有些“叛逆”，但“叛逆得瑰麗而驚人”。四川人無論什么身份、職業都始終洋溢著一種勤勞勇敢、不怕困難、勇往直前的精神。這種文化品格的形成與其所處的地理條件分不開。四川盆地地勢復雜，高山深谷縱橫，從中沖決而出的滔滔洪水終歸萬里長江。得此山川、文化精神的哺育和滋養，四川人出于對貧窮落后的抗爭，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往往默默無聞，蓄志待發，但一旦突破“瓶頸”現象，沖出“最隘一個峽口”——夔門，便大有一種誓不回頭的志向，更有一番驚世駭俗的作為。對此，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三峽》中滿懷激情地贊揚道：“從三峽出發的人，他們都有點叛逆性，而且都叛逆……得瑰麗而驚人”。

二是像終究會燃起的濕木“疙兜”（樹根），以“忍耐”性強而著稱。忍耐是東亞文明之特征，而四川又是忍耐的典型。一方面，這種性格是他們在長期與惡劣的自然環境抗爭中養成的。在生產勞動中，他們憑借這一精神，“欲與天公試比高”，不奪豐產不回頭，表現了人定勝天、不向自然低頭的英雄氣概。在殺敵戰場上，他們憑借這一精神，敢于刺刀見紅，作戰勇猛，屢建奇功。但另一方面，在相對優越的自然環境中生活慣了的四川人，也養成了一種安于現狀、隨遇而安的品性，只要基本生活尚能維持，一般不愿拋棄原有的生存方式和生活軌跡。因此，即使受了壓迫欺負，他們大多“忍”字當頭，一忍再忍，甚至忍辱負重。北方人像**，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有所不滿，拍案而起。而四川人像濕木“疙兜”（樹根），更多則是采取傳統的“文刺”方式，以幽默俏皮的文字，以入木三分的辛辣諷刺，來發泄胸中的憤憤不平之氣。四川人干任何事情，開始時總是默默無聞，只是到了關鍵時刻才轟轟烈烈、閃光發熱。

三是像疾風中的“勁草”，富有“忠勇犧牲”精神。在國家統一、人民安居樂業的時代里，四川人大多默默無聞，交差完糧，平平淡淡地作百姓的楷模。但在歷史緊要關頭，當內憂外患嚴重威脅到國家民族生存時，就會像疾風中的“勁草”，表現出強烈的“忠勇犧牲”精神。比如，在抗日戰爭前，由于四川軍閥連年混戰，一時間，四川人被國人目之為“怯于公戰，勇于私斗”的人群。但抗日民族戰爭的烈火激發了四川人的民族意識和愛國熱情，使其義無反顧地投身到保家衛國的滾滾洪流中。八年抗爭中，川軍以窳劣的武器，迎戰裝備精良的日軍，熱血灑遍江淮河漢，威名播于三山五岳。與此同時，盆地之內的四川父老，為全國補充了近300萬人的兵源，致使抗日前線有“無川不成軍”之說；為國家承擔了占總數三分之一的財政支出；為全國提供了占征收總量385%的稻谷……四川人民在抗戰八年中所做的貢獻，受到了全國各界的高度評價。

隨著移民的遷徙，商品的流通交易，四川地區人際交流空前頻繁，極大地凸顯了各地人群的性格特征；各地風俗相互滲透、融合，最終形成了四川獨具個性的文化特征。

清代思想家魏源在《湖廣水利論》中較早提及“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的典故。他的說法，簡明扼要地揭示了中國歷史上膾炙人口的移民運動。經過明末的兵燹戰亂，四川境內的不少地方“寥寥孑遺，儼同空谷”。經過其他地區民眾的自發遷徙以及官府的招徠流民，四川人口逐漸增長。湖南和湖北因與四川毗鄰，轉徙最為便利，故而前往四川謀生的人數在各省移民中為數最多。

來自湖廣等地的大批移民，對于四川社會有著重要的影響。在四川省會成都，有一首竹枝詞這樣寫道：“大姨嫁陜二姨蘇，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問原籍，現無十世老成都”。這是說一家中的女人，或嫁與陜西人，或嫁與江蘇人，而娶來的媳婦或是江西人，抑或是湖廣人，家庭成員的原籍可謂五湖四海，當時已沒有超過十世的“老成都”了。這種移民潮不僅波及城市，而且也影響到廣大鄉村。

隨著移民的大批遷徙，經歷明清鼎革兵燹戰亂的四川，經濟元氣逐漸恢復，各地商人紛至沓來。在成都，字號放賬的都是山西人、陜西人，當地人稱“老西”、“老陜”，所謂“放賬三分利逼催，老西老陜氣如雷。城鄉字號盈千萬，日見佗銀向北回”。從這首竹枝詞所述可見，山、陜商人在成都的勢力如日中天，一般民眾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將本地的財富源源不斷地運回老家。作為商幫勢力繁盛的標志，四川各地的會館相當發達，而在鱗次櫛比的各地會館中，陜西會館顯得鶴立雞群。除了大商幫外，錢鋪基本上為江西人所壟斷。

伴隨著商品流通交易的日益發達，人們之間的交流和接觸空前頻繁，極大地凸顯了各地人群的性格特征。清代前期，紹興師爺就受到成都人的極大矚目：“安排擺設總求工，古董諸般樣不同。美服更兼窮美味，師爺氣派與門公。”這首竹枝詞，敘及紹興師爺在衣食家居日用方面的與眾不同。清初以來，四川是一個典型的移民社會，移民來自全國各地，各地風俗相互滲透、融合，最終形成了獨具個性的文化特征。

川人交往

至遲從公元前4世紀起，地處四川盆地的巴國和蜀國已經與中原的諸侯國聯系在一起。在秦國擴張到巴蜀舊地后，大批移民就開始遷入。此后，川蜀地區曾經歷過一次次比國內其他地區更加慘烈的天災**，以至有了“天下未亂蜀先亂”的說法。但無論亂到什么程度，四川又會浴火重生，恢復為“天府之國”，成為西南重鎮。究其原因，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四川的自然條件是“天府之國”的基礎。四川地區水源充沛，從古至今，都江堰的自流灌溉造就了四川“水旱從人，不知饑饉”，加上氣候溫和，植被茂密，物產豐富，在農業生產條件下完全能做到自給有余。16世紀美洲作物玉米、紅薯等傳入后，盆地周圍的丘陵山地也得到更大的開發利用，從而養活了更多人口。另一方面，封閉的地形地勢也使四川比較容易防御外來的入侵，在戰亂中能保持相對的安定，或者成為穩定的后方。

另一個重要因素則是外來移民。四川的早期歷史記載蠶叢、杜宇等首領都來自成都平原以外，已經發掘的三星堆和金沙遺址也部分證實三四千年前發生的頻繁遷移。在古代，長距離的遷移不僅能使移民獲得新的生產和生活資源，找到合適的生存空間，而且是移民群體本身優勝劣汰的過程。而最終能在遷入地成功定居并繁殖綿延的，都是在體力、智力上的強者。秦滅川蜀和滅六國的過程中，大批移民遷入，帶去了先進文化。東漢末年中原大亂，大批移民進入川蜀，成為劉備建立蜀漢的中流砥柱。西晉時，大批氐人和漢人移民遷入，不僅建立了割據政權，也使當地的經濟、文化、人口得以在一次次戰亂中延續。這樣的歷史在唐末五代、明末清初等一次次重演。開發、定居、繁衍后的移民和移民后代熱愛他們的第二故鄉，在抵抗外敵時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堅毅頑強，顯示出巨大的精神力量。移民中客家人的后代頑強地保持著自己的方言和宗族生活。隨著人口的增加，墾殖和開發區域的擴大，四川的經濟迅速恢復，名人輩出，近代各方面的四川籍名人幾乎都是移民的后裔。經過祖祖輩輩的辛勤努力，使四川迅速得到開發，因而四川無論在天災還是戰亂之后，仍能恢復為“天府之國”，成為中國最重要的省份之一。